第三个定理是人心稀里哗啦定理与人心变实力、实力变人心定理。还可以称之为人心骤变定理、人心与实力互变定理。卡扎菲可以充当利比亚独裁者四十多年，也可以在几个月或几天内、几小时内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最后也都变成了人和。项羽与刘邦打，项羽似乎一直占先，而刘邦却能积败为胜，搞成个四面楚歌。人心人心，宛如神意——天意。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半段是人心变实力，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包括意识形态都增加了革命的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前苏联与各国共产党人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全世界左翼思潮飘红。长期处于压制与匮乏，人民急切、愤懑，充满着对翻天覆地的变革的期盼的中国，只能选择大勇大斗，准备对旧中国下猛药、动大手术的共产党。只消看一个东西，左翼文艺的声势大大超过了非左翼的声势。老解放区的歌唱家特别骄傲于他们的唱“红歌”（那时候的红歌是界限分明、含义明朗的）对于聚拢人心、激发革命意志的贡献。而蒋方面，几乎无歌可唱。到了一定程度，例如1947年、1948年，战争进入了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实力已经不弱于蒋方面，实力反过来又争夺了民心，解放军的每个胜仗都为自己争取了拥护者。这叫做出现了咸与革命的局面。实力一旦进入占优势的民心，民心就稀里哗啦地变成祖国山河一片红了。然后噼里啪啦，国民党政权呈现出分崩离析，人民革命的前进变成了摧枯拉朽的新局面。解放前夕，国统区的报纸在报道战场上的胜败的时候，常说解放军方面采取的是人海战术，好啊，共产党早就说过，靠的是群众，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蒋方面为什么不想一想，人海硬是冒着枪林弹雨往共产党方面靠拢，为共产党效命，这是为什么？

派生出来的第四个定理是亿万百姓的起初的旁观角色与角色的可塑性定理。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人与左翼人士是真心诚意地宣传革命方面的主张，但他们并不占人口中的多数。人口中的多数是什么情况呢？甚至包括蒋方面的大量公务人员、军警人员，直到中上层人员与“党国要人”，多数摆出的是旁观——最好也不过是——当差、奉命的架势。在旧中国，不咒骂政府的百姓已经是大大的“良民”了。蒋方面的大权在握、重兵在握、美援在握、金条在握，反而使他们脱离了民心，失去了对于国家、民族、人民、理念的发言权。旧中国的国家机器队伍，最多最“好”也是只有听喝，只有有令不得不行，根本没有自己的是非与立场，更不要说自己的可以以生命殉之的理想与原则了。

于是，第五个定理是量变变成了质变、小胜变成了所向披靡、小败变成了一朝瓦解的规律。1949年对于人民来说，乃至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大大提前了的胜利，是克服了停滞的惯性的飞奔，是大家使历史变成了狂欢，胜利变成了凯歌秀，足球赛变成了二十八比零的破天荒大捷：多数百姓其实是不上场的看客，能不热泪盈眶，能不欢呼胜队？能不向失败者扔香蕉皮与易拉罐？能不向胜利者山呼万岁？

第六个定理是理想主义帮助革命、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常常是在革命者在无权者方面定理。很简单，你掌了权，人民要的是政绩，你的政绩纪录堪称千疮百孔。人民要的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一个掌权的大佬，最容易犯下的失误就是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好做得没有那么好。掌权者反而较易丧失威严与公信力。革命者们呢，你没有权，人民要的是你的主张，你的主张美轮美奂，你的决心比天高，你的艰苦朴素的榜样当然不是执政者能够望其项背的，尤其是你的牺牲精神与烈士纪录从而产生的悲情与壮烈的形象，大大帮助了你去获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