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翎原名杨建忠，是我区（当时是北京市第三区）师大附中二部的教师团员，我们处理过他的处分事宜。他当时似是面临着婚姻及与领导的关系不好的麻烦，该校团总支部上报了对他的处分，此事后来的情况我不怎么记得，我只知道他后来小人物办了大事以后，调到了《人民日报》报社做编辑工作去了。这也很刺激我，人应该有所成就，有所成就以后，许多规矩管不了你。

王朔有一个说法，计划经济时期，唯一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的，唯一不是死按计划分配的，就是文学写作。

但是我仍然悄悄较劲：把《红楼梦》的出现与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这样解释文学创作，您不觉得费劲吗？把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脾气和爱情悲剧，与当时的作坊、雇工、工商业联结起来，把“花谢花飞飞满天”与沿海的盐业或内地的打铁锻造业联系起来，有那个必要吗？又有那么顺当吗？

我又为毛泽东喝彩，万物皆备于我，不管是经史子集还是风花雪月，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我都要给以新的解释发挥，我都要纳入我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大业伟业大系统。历史从今天开始，认识从此刻奠基，过去的都不算，新世界自有新章法。

批胡适我则认为是理所当然，也不那么关心。在1949年初讨论中共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时，解放区的媒体已经用援引各界反应的形式报道，有人提出胡适也应该列入战犯名单。

使我略微心痛的有对于《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与胡风要好的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觉得他写得很饱满，很动人。不久出现了宋之的对他的批判。这样，对路翎的批判中就包含了对小小的当时嘛也不是的王蒙的批判。我必须反省自己：为什么热爱文学的结果是自己感情上的不健康？见花开而欣喜，悲花落而伤感，观沧海而浩叹，念故乡而长吟，这些在前苏联文学中还是允许的，为什么到了中国这里，这些都算成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是早就应该用铁扫帚把多愁善感扫除干净了吗？

批胡风，本来与我无关，胡风的文字我不能说是很理解很欣赏，但是我喜欢吕荧，原因不在于他的美学论述，而在于他翻译的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现一般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说是吕荧竟敢在批胡风的高潮中，在某次大会上为胡风辩护，吕荧便也被批评了一番。天真的我想到了普希金，想到了达吉亚娜与连斯基，想到了同名歌剧的动人旋律“连斯基咏叹调”与歌剧作曲者柴可夫斯基。我觉得尴尬也不无窝囊，我实不愿意在伟大的党与动人心魄的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直到路翎中选择。我要共产党，我也要普希金、柴可夫斯基、路翎、吕荧，还有不必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红楼梦》，还有包括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宋朝词人。直到21世纪，当我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中观看大型文艺演出《清明上河图》时，听到合唱辛弃疾的《青玉案》词中的句子：“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我仍然老泪纵横，即使在封建的中国，在上千年前，也有这么好的诗词，这么好的景象、这么好的语言。我想起了30余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在一个非常随便的机会，谈起“下辈子”的话题，艾青老人说：“下辈子还要不要当中国人，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