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民性研究的全盛时期（1945～1955年）。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研究对象的转向和多学科学者的介入。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人类学家丢下了研究原始民族的“本职工作”，将对民族差异的自觉思考从那些落后、弱小的原始民族，投向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命运的那些现代民族和文明国家，也带动了社会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的跟进。战争需要了解日本人、德国人、苏联人、英国人，也需要对自己的国民进行反思，它给了以美国为主的“national character”研究者为自己的祖国和世界和平服务的机会。战争促成了对基本人格的界定向现代国民性研究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国家都成了学者们关注的对象，这10年中出版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无法一一述及，英格尔斯和莱文森也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综述《国民性：众数人格和社会文化系统研究》（1954）。

（3）国民性研究的调整时期（1956～）。自1950年代开始，国民性研究的全盛时期结束，这一领域开始呈现相对萧条的景象。造成这一结局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对国民性的反省和研究本身就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特定反应，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必然会使国民性研究因失去了社会刺激而日渐冷落；其二，国民性研究本身存在的弊病也是这一领域失去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比如，戈若等受精神分析影响以童年期决定论来论述日本人国民性的学者，曾错误地将日本人的“强迫性人格”归因于他们早年所受的严格的排泄训练。不过，虽然出现了整体上的萧条，从局部而言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倾向：比如，文字资料虽然大幅减少，但质量上却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出现了一批评价和总结性的文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格尔斯在1954年和1968年两度出版的评述文章的基础上，修改扩充出版的这部《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Inkeles，1997）一书；再比如，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唱“单弦”，那么此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甚至学院心理学家都开始关注这一主题：人类学家许烺光出版了《中国人与美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1955），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出版了《成就社会》（1961），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出版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1974），而社会心理学家简·斯托策尔和迪安·皮博迪则分别出版了《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1983）和《国民性：关于欧洲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1985）。

看来国民性研究并不会因为其所面临的困难而失去对研究者的吸引力。尽管自英格尔斯1990年代出版这部著作以来，因为“冷战”的结束，现时的世界正在出现越来越快速的全球化趋势，但是只要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差异存在一天，人类就不可避免地会对这种差异进行自觉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本身的兴盛和冷落则是相对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当时面临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