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人们偏好某些商品或者活动，相当于这些商品或者活动得到了情感补贴；而人们讨厌某些商品或者活动，对之判断时经历了情感税的扣除，主要是因为在整个认知和判断过程中，情感或者感觉一直伴随在我们左右。广告商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就是创造情感税或者情感补贴。比如，为减少吸烟或者驾车时发短信的行为而推出公共教育宣传活动。很多政治宣传活动的目标也一样，旨在给对手制造情感税，并妥善利用情感启发增加自己的人气。实际上，有些政治活动会直接利用系统1，而非系统2。

这时你可能会问，这些系统到底是什么？难道是某种媒介？它们如何在大脑里运作？这两个系统是分开的吗？如果两个系统起冲突了，谁说了算呢？综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系统是对大脑处理信息方式的简单概括，一种是自动的、不费吹灰之力的处理，另一种是更加复杂、需要深思熟虑的处理。当人们被问及1加1等于几，或从卧室走到浴室，或解释挚友脸上的表情时，大脑的运作过程简单而快捷。而当人们被问及98乘以99等于几，或开车到一个陌生的街区了解情况，或决定哪个退休计划更适合自己的需要时，大脑的运作过程就复杂而缓慢。

行为的复杂程度和要求不同，大脑活跃的区域也各不相同。可以说，这两个系统对应着大脑的不同区域。比较权威的解释是：“自动化和受控过程可以通过大脑的不同区域进行控制。”大脑最高级的部位前额叶皮质是区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重要部位。它与复杂的思维活动相关，即与系统2相关。大脑的杏仁核与很多本能的情绪活动相关，包括恐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只顾眼前利益，不管长远发展的状况呢？研究调查发现，这是大脑的不同区域起作用的结果。我们在思考与自身有关的东西时，大脑的某个特定区域会相对活跃。如果让性格较慢和急躁的人思考未来一年的情况，他们的这个大脑区域的活跃程度会有所不同，前者大脑的这个区域更加活跃。缺乏耐性的人思考未来时，往往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有了这些调查结果，世界各地的政府监管都面临一个纠结的问题：当人们自愿开展一些可能危害自己的事情时，如抽烟、饮酒和暴饮暴食等，政府该怎么办？

同时，大脑的不同区域会相互作用。按照信息处理过程的难易程度，在此针对神经科学开展技术讨论毫无意义。系统1和系统2的提法旨在方便论证，凸显两种认知过程的区别。

理解这两种系统有益于解释为何在公共政策领域和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首先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人们什么都不做，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什么都不做。人们会坚持自己的习惯做法，不想花太大精力改变现状，哪怕这样做最终是有利的。最简单的事情莫过于不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如果某个行动的长期收益大于长期成本，系统2就会被激活，但是系统1可能会说：“我现在正玩得痛快呢！别着急啊！”在圣·奥古斯丁的祷文中就可见系统1往往占了上风：“请赐予我贞洁和自制力，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可以说，请赐予我“上佳的退休计划”、“健康的饮食”或 “好的牙医”，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因此，民众是否幸福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在民众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现有的社会环境和体制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