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上海市政府邀我去讲唐朝治国的经验，我连续讲了几天。这之前我曾经办了一个讲座，叫做《唐太宗与盛唐格局》，很受听众欢迎。在这个基础上，我把唐太宗的资料反反复复读了几十遍，把《贞观政要》也读了几十遍，大着胆子开始整理唐太宗治国的思路和经验教训。这次整理，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全新的天地在眼前打开了，原来唐朝成为盛世的奥秘竟在于此。而且，历史学的魅力竟然如此之大，也如此之鲜活。

于是，我马上记起萦绕心间的一个问题，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告诫后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可是，我们的历史学不都在追求史考和史纂？甚至以为这才是高深的学术，以此自豪，俯瞰学林，指指点点。而章学诚老先生竟然把这些成果都排除在史学之外，在他看来，这些恐怕都是一些雕虫小技。

我不能不反思，研究历史的意义何在？是建造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还是揭示人性，揭示历史过程背后的意义，探明前因后果，通过理解传统看清未来的趋势，给今天所有的人提供视角和启示？在后者的意义上，史学是栩栩如生的当下的学问，是高瞻远瞩的未来学。研究历史不是要走回去，而是要勇敢地迈向未来。因此，历史学最重要的不是史料的堆积，而是领悟，不是知识，而是智慧。

古代也是如此。唐太宗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下苦功研读历史，甚至亲自参加前朝历史的编纂，从中他又领悟到什么呢？细品他的治国思想和言论，从过去的经典中找出根据，我看到了历史学在现实中最成功的运用，治国不是技术活，而是至大至公至正的担当和彻悟，说到底，还是人文智慧。

历史教给了人们智慧，哲学让人们学会理性思辨，文学赋予人们美感，修养和学识便化作了巨大的人格魅力，才可以登堂入室，谈古论今，上可治国，下可治史。

我生来驽钝，一段时间只会做一件事情，沉浸其间，忘乎世界。研究人物是最难的事情，因为你必须用全部的心智去体会研究的对象，和他同喜共悲，感同身受，才有可能稍微接近他。至于接近到什么程度，反映出来的是人生的境界和悟性。特别是伟大的人物，虽然无法望其项背，却可以感受到斯人的巨大魅力，让自己获得极其难得的人生与历史的体验。随着唐太宗的思想，循着他的足迹，心头常常感到撞击般的震撼。唐太宗宽广的胸怀和至诚的智慧，让我在铭心刻骨的感动中，再一次领悟到历史的真谛。我感谢唐太宗，在一千四百年之后点拨了我，从知识的积累到智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