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延长父在为母服的丧期。

武则天采取的最明显的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是延长父在为母服的丧期。出于对“天无二日，士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的考虑，唐以前以及唐初的礼文规定，母死父在时，儿子与未嫁女的丧期都是一年，母死父已逝时为母服，父死母在为父服，丧期则都是三年。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提出十二条建言，其中一条是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由齐衰一年改为齐衰三年，得到采行。十一年后，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主政时，这项规定被纳入《垂拱格》，变成正式的法律。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大唐开元礼》颁布，母死父在的丧期规定也是三年，成为中国标准的丧期。

武则天的这项措施和她参与封禅之事一样，都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在唐代的文化环境下，延长为母服的丧期具有清楚的提高母亲地位的意涵，但是并没有明显地去撼动男尊女卑的基础。她认为，虽然两者的丧期同为三年，但为母服的丧服是“齐衰”，位阶低于为父服的“斩衰”，文化价值的基本格局不变。十四世纪末明太祖朱元璋泯除了为父母服丧礼中“斩衰”“齐衰”的差异，自此，父母亡故后所行的丧礼都是“斩衰”三年，身后母亲得到了与父亲平等的地位，这一突破“家无二尊”纲常伦理、提升母亲地位的改革始于武则天。

武则天自立为帝，不仅是政治史上的惊人之举，而且在观念上突破了巨大的障碍。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正统思想，在原则上完全将女性排除于公共领域之外。为了克服这一障碍，武则天在武周政权正当性的问题上做了相当多的努力，如挑战传统帝制文化中对女性的排挤，通过各种渠道提升妇女地位，在舆论上以及行动上为称帝做准备等。中国历史上，女性统治者相当多，其中如西汉的吕后、晚清的慈禧太后，都是关键性的历史人物。然而，武则天是唯一成为法理上最高统治者的女性。她不但自号为帝，而且具备一切皇帝专有的建制：发布法令、为祖先立庙、行祭天礼、配置异性侍从，甚至亲行封禅——虽然是在嵩山，而非泰山。她的一系列行动向世人宣告了一件事：皇帝不是男人专属的名位，女性也能执掌天下。

由于武则天开启了女皇登基的先例，唐朝出现了一个妇女从政最为活跃的时代。唐中宗即位后，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宫廷女官上官婉儿纷纷参与朝政。长宁公主，皇后妹邱国夫人，女官柴氏、贺娄氏，陇西夫人赵氏等也都出入宫廷，预闻政事。韦皇后也有做女皇之心。安乐公主更是毫无顾忌，她常常将自己拟好的诏书遮上内容，让中宗署名；并想让父亲封自己为皇太女，以便继承皇位，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之举。

中唐以后，女性从政进入低潮，女主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唐宪宗死后，太子年幼，宦官们谋划让郭太后临朝称制，出身名门的郭太后断然拒绝，声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年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自觉遵守后妃不预外事的传统礼教，而视武则天称帝为非礼之举了，可见其观念与唐前期不可同日而语。唐中后期虽然仍有一些宫廷女性参与政事，但再没有出现过公开参决朝政者，究其原因，一方面，政权结构中宦官势力崛起膨胀，把持皇权，擅行废立，阻断了后妃参政之途；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上层社会的观念、风气的变化也不可忽视。唐中期皇帝德宗、宣宗等都以崇尚礼法著称，并且注意以礼法约束皇室女性，禁止公主改嫁，一些贵族之家也开始效法山东士族，注意以礼治家，严格教女。可见，妇女与政风气的衰减与整个社会礼教逐渐复兴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