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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我听不懂妈妈的话(2)

台湾,请听我说 作者:吴锦勋 采访/撰述


来台湾时,并不需要“入境证”,后来办户口的时候,“入境证”却是不可少的文件,那时没有户口是很危险的,不能居住,会被视为来路有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省议员吴鸿麟其实不认识我,但我向他求助,请他帮忙报户口,他竟一口答应,亲自带我到警察机关报了户口。后来,我们师徒三十几位僧人被人诬告是“匪谍”,被警察逮捕审问,几乎面临枪毙,也是吴老先生奔走,才将我们保释出来。因此我和他的公子、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成为至交。

总之在乱世,人不如狗啊!国民党那时对外省来的年轻人不放心,怀疑我来路不明,这个精神的压力很大,持续了三年之久。

外省和尚在最本土的宜兰传教

来台三年后,二十六岁的我,来到宜兰这个纯朴的农业社会,落脚在雷音寺。这个寺原本不小,却有三家军眷占住,前半年我没有房间,都是在佛桌底下睡觉。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小房间,像土地庙那么小,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后来从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每天晚上大家就寝后,我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二十六岁的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电灯,群蚊乱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

但最大问题是,这个寺庙没有厕所,要“方便”要走到火车站厕所,我往往得边忍边走二十分钟的路。

每次走在这段路上,宜兰的民众就好奇地像看西洋镜,围过来看热闹:“来看,来看,一个和尚在街上走!”

我知道他们在看我,我从小受训练,出身丛林,举手投足当然都要像个样子,即使便意很急。他们就像我的老师,行礼啊,走路啊,我想在老师面前还是要表现好。久了之后,大概我表现得不错,在当地他们就认可我了,会帮我说好话,也渐渐接受我了,于是我在宜兰这个小小地方,展开了我与佛教的运动。

为了倡导佛教,我开始教他们歌咏队唱歌。过去佛教是不唱歌的,我组织弘法团、青年会、儿童班,带领男女青年到乡下弘法传教,当地不少民众会从家里拿出小凳子,在广场上给大家坐,帮助我讲道传教,青年们会替我弘扬佛法,用台湾话讲:“咱的佛教来了。”这句话令我感动,至今难忘。

这句话现在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那时在政治上有股压力。蒋夫人是信基督教的,对佛教很排斥。当年,你说你信佛教,你就不能升官;填表格时说信佛教,就不能出国,这里面有宗教的歧视。

台湾最早期是这样的。不过,政治的力量还是抵不住广大信仰的群众,最后我还是获得了民众支持。我的弘法团、青年会、儿童班,几乎都是全家一起来,佛教得到了帮助,当地人会去宣传,替我制造机会。警察查户口时,人们出来帮我讲话,说这个大师怎么好,怎么慈悲啊,来我们这儿多久了等等,这些都是保护我。

那时民众对我个人最好奇的问题是,语言的沟通。这个讲来很神奇,我到今天都不会讲闽南话,都是靠信徒替我翻译,奇妙的是,当地的老太太、老公公,几乎都听得懂我的话,不必翻译。我也能多少听得懂他们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跟他们真是打成一片,他们知道我是师父,但我又像儿子,又像孙子,像他们的家人,好像没有分别,他们还会鼓励儿孙来参加我的弘法。宜兰是我和台湾结缘的开始,从这里之后,才有遍及世界五大洲的佛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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