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润科女人又生了一个女孩子，起名叫京叶。家里人平平淡淡，也没当回事，添不了多少喜气。

嫂子高氏自从丈夫去世以后虽然哀痛不止，但有儿子高南在身旁，一天天长大。高南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继承人。润科虽然管着家事，但他终究是要老的，等他的三个女儿一个个长大嫁人，这个家岂不是全是高南的了吗？所以她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但到1931年9月润科有了儿子永禄后，她的想法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家就不再是高南一个人的了。她虽然在人前也说些也很喜欢的话，但内心的妒意是永远磨灭不了的。润科两口越喜爱永禄，她的心里越不好受。1932年春和“三兴合”换院子的事，虽然对全家来说是个好事，但她不知有多少个夜晚睡不着觉。她问了多少次亲朋好友，请教来了许多知书达理的人，想提出分家。只因婆母在堂不好开口，不敢冒然提出。直到1933年夏天婆母去世以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再也不能迟了，缓迟一天自己便会多吃亏一天。于是便请了本家子的家长侯聪二叔，和“敬盛隆”的老掌柜侯宁瑞五叔作为管事人前去说话。

润科一听是嫂子提出要分家的事，一下子火冒三丈，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这家要分。便气呼呼地说：“噢，五叔、二叔，今天你二位来就是为给我们分家的，不行！我们家人老几辈子，就不知道分家。我爷到我大我叔手里没分家，我和我哥没分家，现在我哥不在世了，我能不照看我嫂子和侄儿，把他们孤儿寡母分出去，不怕人骂我没良心吗？”二位老人一时无言答对，只好悻悻地走了。

搁了不几天，二位老人又来了，说：“你们和‘三兴合’换了院子，给了120元现大洋，你嫂子说也给上她二十块，以作零花，不然就要分家。”润科说：“这家事是我管的哩，啥钱该花多少，我会给花的，决不吝嗇。全家人吃的用的该买的该添的该行的门户，该置的家当，都由我管。嫂子和侄儿的全部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哪一样不和全家人一样，该花的钱哪一样不花，为啥要二十块大洋，要这钱做什么！”说的二位管事人红着脸只好退走了。

高氏一看这管事人难办，便去找当时的保长靳兰亭。兰亭说：“那样不行，即便告到保公所，我也不能给你们分家。只有一个办法，你一个寡妇人家带着十来岁个小孩，应该上县去告他。找人写个状子说他‘欺寡灭门’，虚张一下声势吓他，他害怕过堂，便会答应分家的。”高氏一听依计而行，大造声势，寻人写状子，扬言要告兄弟“欺寡灭门”的罪。并骑了头毛驴，引上儿子高南真的去了合阳县告状。

润科听到嫂子上县要告他“欺寡灭门”，确实吓坏了。他相信自古流传的一句话：“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没进来。”人家上县一告，不管是真是假有理没理，派差人把你带到县衙不分青红皂白把你拉到大堂上，先饱打一顿，押进监狱。家里的婆娘娃娃一大摊谁来管，六七十亩地谁来做，这个家不是全完了吗？越思越想越害怕！

大女菊芳和乾字村的邓西斋订了婚，西斋的哥哥邓全娃听到了风声，便前来看望。也劝润科道“侯叔！人家要分，就让分了吧！已经撕破了面皮，终究不会好的。”润科答应了，并央他立即去合阳县叫回嫂子。

高氏一见目的达到，便骑驴回家。重新请来二叔五叔说话，并请来大舅吴庄赵家城的赵炳全也来参加管事。经过多少次的吵吵闹闹，说说停停，一直闹腾了一年时间。高氏心想一定要在麦收前分零干，以免麦收后粮食按人一分，自己和娃只有两个人的，岂不吃了大亏。便于1935年3月初一写了分单。把老屋的四合院和好的农器家具、36亩平整好做的地要归了自己。而将北边破旧不堪不翻修便无法居住的一院半分给了润科。润科虽然也分了许多破破烂烂的农器家具和30多亩土地，但其中有圪台上13亩地，里面有多年修整不住、大水冲成的渠，很难耕种，不打粮食。不管怎样，总赶麦收前搬了家，分了灶，各过各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