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浩劫过后，人们需要医治创伤，但是人们更盼望新的开始。以后的道路该怎么走？几十年来历史巨大的惯性犹如厚厚的冰原，思想的熔岩在地下奔流激荡，寻找着爆发的火山口。以往的时光需要真诚地面对，被禁锢的思想需要释放，而“文化大革命”的对错是非也需要答案，谁能带领新中国实现这历史性的转折？

（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进入高潮的时候，1978年9月，邓小平前往东北考察工作。

在东北考察时，邓小平看得最多的就是企业，他已经在考虑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了。在考察鞍钢的时候，邓小平说，要实行战略转移，要把生产搞上去，不然对不起广大工人群众。我们现在太落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如果我们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生活水平老是很低，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横下一条心来，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

在东北，邓小平开始考虑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实行战略转移。邓小平说，运动搞得太久，人们就厌倦了，正确的政治领导，应该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上面。

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着手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企业考察的时候，邓小平对国家经济的落后状况忧心忡忡，每到一个企业，他都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设备。他说，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

1978年，中国领导人频频走出国门。李先念访问了孟加拉国，王震访问了英国。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始打开，人们走出了意识形态的幻景，开始看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从这年10月起，邓小平开始频繁地出国访问。两个月内，他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5个国家。

邓小平首先访问的是日本。他在繁忙的日程中安排出时间，参观日本的工厂企业，考察日本经济。10月26日，邓小平乘坐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列车前往京都访问。当被问及乘新干线的体会时，邓小平说：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邓小平对现代化有了直观的认识，奋起直追的紧迫感溢于言表。“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0年时间，他看到的是周边国家经济开始起飞，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邓小平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在他头脑中开始形成。

1978年11月16日，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日子，思想解放的伟力如地底的岩浆喷涌而出。

这一天，出国访问的邓小平回到了北京。

这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此时已是惊雷阵阵。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是一个例行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但是，一个意外使这次会议发生了变化。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的彭冲目睹了这个变化。几十年后，彭冲回忆说：当时的报告是农业学大寨的问题，结果第二天就没人听了。报告还没讲完，就让陈云给轰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