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阿德莱德动物园的熊猫
俗话说，人离乡贱，物离乡贵，这就是我每次来到阿德莱德动物园，置身于翠竹环绕、小桥流水的熊猫馆时的感受。这座造价几百万澳元，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的熊猫馆为两只熊猫提供了各600平方米的户外活动空间，池塘、瀑布、假山应有尽有，有5 000多株植物和900吨岩石供其攀爬，还有一块温度可以降至12摄氏度的水冷石供其避暑。看着皮毛润泽，一副养尊处优神气的福妮和网网，不由想起一篇题为《南京动物园的熊猫脏得像狗》的报道，看来确实有命运这回事，不由得你不信。若以人类的物质需求和价值标准来看，肯定会有“同猫不同命”的感触。可谁知熊猫们又是怎么想的呢？身为南半球仅有的两只熊猫，福妮和网网孤独是不言而喻的；听惯了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却冷不丁听到满耳不知所云的澳洲英语，那种困惑、惶恐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又如何排解；更不要说每天朝夕相对的是一个既未一见倾心又无法日久生情的唯一异性，其中的郁闷又怎一个“愁”字了得。
最冷的冬天是阿德莱德的夏天
喜欢观星的儿子常抱怨南半球的星太少，看不到满天繁星，可是在北半球长大的我见到的满天繁星也只存在于儿时夏夜纳凉的遥远记忆——在那个电视机很少，没有空调，不知光污染为何物的年代。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跨越了一条赤道、半个地球所来到的这个国度，要适应的岂止是夏夜疏疏朗朗的星空？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杏花春雨的江南不会在冬季大雨滂沱，我那以火炉著称的故乡在酷暑季节最多令你感觉像蒸桑拿，而不是这里好像十个太阳照在你皮肤上的灼热火辣。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有明显的季节感，只要西风一起，一夜间气温从40℃降到20℃不在话下。海明威说过，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没去过旧金山的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直到前年圣诞节前的一个candle night，穿了厚毛衣的我在阿德莱德那个盛夏的傍晚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我才真切地体会到海明威的精妙。
拥抱多元文化
小儿子一岁半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放学时我问他中午吃了什么饭，他永远回答我“couscous”（古斯米：一种用肉、蔬菜和蒸粗麦粉做成的食物），我立刻想到曾在三毛的书里读到过，这是一种北非人喜欢的传统主食，但具体什么样子没见过，更没尝过。于是问大儿子，“Ben，你知道couscous是什么吗？”岂料一向自诩对澳洲的各种食物比我们有更多了解的他困惑地抬起头来“不知道，学校餐厅没有。”随即忿忿不平地说，“真羡慕予施，他可以天天吃。”我忍不住笑了，“非洲食物能好吃到哪里去？”心里却有个疑问，这个我们排了大半年队才得以入学的本区最好的幼儿园怎么会天天吃同样的东西呢？会不会是予施特别喜欢吃才这么回答我，或者就是他刚学会说话不久，这个词比较容易发音？于是委婉地问幼儿园老师，“请问孩子们的午餐经常是couscous吗？”老师笑了，“营养师每星期都准备一周五天不同的菜单给我们，couscous大概一周会有一次。不过予施很喜欢，每次都差不多能吃至少一碗。”我这才恍然大悟。看来澳洲的多元文化意识真的是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了。难怪我有时看到他们的印度裔老师瓦莎教那些话还说不清楚的幼儿唱一些印度童谣，而孩子们似乎都很喜欢这种活泼欢快、节奏感极强的异域音乐。不过在我看来一直没有什么唱歌天赋的予施可能只有滥竽充数的份儿了。想不到有一天接孩子时，瓦莎笑眯眯地同我说，“你知道吗，今天予施走过来拍拍我，叫了我一声‘莎瓦’，顺便说一句他一向把我名字反过来念，然后就开始唱一支我教给他们的印度歌，唱得一本正经，我们几个老师都笑翻天了。”
在澳洲经常可以听到“拥抱多元文化”这样的说法，总感觉是政治上的一种宣传，可此时我具体地体会到了这句话于我的意义，那就是我的儿子沐浴着澳洲的阳光，吃着非洲的食品，唱着印度的歌谣，身上却流着龙的传人的血液。
回到家里我含笑地问大儿子，“Ben，知道couscous是什么吗？”他敏感地看着我，“怎么？他们又吃了？”我被他的反应逗乐了，“不是，妈妈今天晚餐给你做。”
天鹅湖
昨晚有幸看到了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经典剧目《天鹅湖》，堪称完美精湛的演出，连不是芭蕾舞迷的我也看得如痴如醉。白天鹅的纯洁哀婉，黑天鹅的狂野魅惑，四小天鹅的活泼灵动及无与伦比的和谐，布景的亦真亦幻无不令人激动欣喜；而且极尽轻盈飘逸的舞步和阿德莱德交响乐团或热烈或舒缓的悠扬演奏融合得天衣无缝，令人叹为观止。演出期间座无虚席的观众区鸦雀无声，而每个段落结束后迫不及待的掌声却一次比一次持久热烈，谢幕时我好奇地看了一下时间，掌声竟长达四分钟之久。
中间休息时，无论是酒吧还是化妆间，看到的女性都精心装扮，精致的面容，炫目的首饰，华丽的披肩，手上都拿着小巧的晚装包，仿佛她们才是今晚的主角。我庆幸穿了一件漂亮的大衣，但匆匆出门时拿的一个休闲手袋却和这个场合不太搭调。我不禁要想，可能每个女人的潜意识里都渴望成为一个芭蕾舞娘，因为那种芭蕾舞娘所独有的高贵优雅、窈窕轻灵不正是每个女人所梦寐以求的女性美的极致吗？
予施的幼儿园生活
朋友们好奇为什么予施每天上学这么开心，我的理解是，在安全、关爱的环境中尽可能给孩子最大限度的自由，他的幼儿园就做到了。
幼儿园里有一个很大的后院，有沙坑、海盗船、吊床和一座小亭子，还有一个微型的农场，养了公鸡、荷兰猪和几只白兔。天气好的日子，孩子们在外面自由地奔跑、追逐，或在沙坑里做sand cake，或围着围裙在画板上涂鸦，总有几个老师在附近密切地注视着。刮风下雨的日子，孩子们分成几个小组，围坐在室内读故事书，用橡皮泥做手工，唱歌，或真材实料地用面粉、黄油做点心，男孩子则更喜欢和男老师Lee一起拼装火车轨道。
予施有四五个固定的好朋友，他告诉我，他要玩Deen，Oscar，Cohen，Suzhao和Mathew，我很欣慰他有这么些朋友心甘情愿地每天被他玩。有一次他的铁杆朋友Deen突然和新来的Oscar成了朋友，冷落了予施，予施大哭。老师告诉我，“予施今天心碎了”，我担心地问，“那他吃了午饭没有？”老师笑着说，“哭完之后，吃了两碗饭。而且下午他主动和Oscar交了朋友，三个人一直玩在一起。”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而且对形势认得这么清楚。看到不平之事，予施首先会介入，如果不奏效就tell off（报告）。一次他意识到Ignatius找到了一辆消防车玩具，就用手上的卡车去交换，谈判破裂后就找到老师Sam说，“Please tell Ignatius to share，5 minutes，then Yushi's turn.”（请让Ignatius和我分享，他玩5分钟，然后就轮到予施了。）结果他如愿以偿。
予施最看不惯班上一个长得像洋娃娃似的金发碧眼的伊莎贝拉，因为这个小姑娘野性十足，经常不穿鞋袜光着脚在外面跑，爱干净的予施总想着制止她这么做，未果。于是有一天放学时他指着手上一圈细细的牙印告诉我，“伊莎贝拉咬的。”我立刻问他，“你哭了没有？”他勇敢地摇摇头，“没有，予施咬伊莎贝拉tummy（肚子）的。”我大吃一惊，想不通这么高难度的位置他是怎么咬到的。
曾给予施最喜欢的老师Sam看过一段自己录的予施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Maggie的搞笑视频，Sam笑得前仰后合。结果前天放学时Sam故作神秘地同我说，“你知道吗，今天我和Maggie通了电话！”“啊？”我不明所以，因为Maggie不是这个幼儿园的，Sam也从未见过她。Sam笑着说，“予施今天拿了一个玩具积木，假装是电话放在耳边，然后嘴里发出“ring，ring”的电话铃声，跟我说，Sam，我的电话响了！我就说，那你快接啊！他假装按了一下接听键，回过头小声对我说，“It's Maggie，you want to talk to her？（是麦琪，你要和她说话吗？）”，于是我就接过电话说，“Hello Maggie！”今天下午Maggie一共打来三次电话，我有幸和她说了两次话。我开心地笑了，真希望自己能从小再活一遍，当然，如果我亲爱的妈妈不介意的话。
医院里的指路条
因为一个明天要切除胆囊的病人需要签手术同意书，我匆匆忙忙赶到皇家阿德莱德医院。虽然这所医院我一周至少来两三次，但方向感不好的我还是不太记得有些科室的位置，着急的时候更是成了路盲。今天要去的是病房，只记得上次就绕昏了头，于是干脆先到了问询处问明方向，刚报出S5病区，里面的义工迅速撕下一张便条，划掉一行字之后递给我（那行字是指引去别的病区的路线）。我按照上面的指示，不费任何周折到达了病房。心里不禁感慨这种细节上的周到给人带来的方便。这种指路条基本上本市的大医院都有，而且细化至你去不同的部门，就得到一张不同的规范指路条，省去了很多口舌，而且避免了言语有时可能引起的意思含糊，问路者也不需要记住复杂的路线。
经常听刚来的人们抱怨澳洲人办事效率低下，我倒觉得不可一概而论。从问路这件事来说，确实能以最短的时间为访客提供最有效的帮助。一次去伊丽莎白医院的眼科，一位眼底病变的老人需要在右眼球上打针以控制水肿，护士看过病历后就走过来在他的右眼皮上贴了一个小小的黄色笑脸贴纸。我这才注意到等待打针的病人，其中基本为老人，每个人的左眼或右眼皮上都贴了这么一个笑脸。看着那一张张褶皱的脸上的稚气笑脸图案，我不由地微笑了，多么聪明可爱的做法，既避免了给错误的眼睛打针，又避免了一次次询问，要知道有的老年病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哪只眼睛需要治疗。一转身又看到治疗室门上令人莞尔的绿色独眼外星人的图片，再听着医生护士们善意地称呼老人们“Young Man”（年轻人）或“Young Lady”（年轻的女士），而显然被这样宠惯了的老人们一副当之无愧的泰然表情，我的笑意更深了；环视四周，除了护士们穿着色彩温馨的制服，男医生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女医生一律的衣着时尚，丝袜高跟鞋。所有的细节都刻意让你忘了这是令人生畏的医院，但又丝毫没有给医院的服务意识或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打上一丝一毫的折扣。成天在医院里见证病痛，甚至生老病死，不免真诚地希望每一个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能远离医院。但是，有这样完善的医疗体系和人性化的服务做保障，即便进了医院，人们也知道，他们将得到的是最妥帖的照顾。
在澳洲看病
写此文是受国内想移民澳洲的亲朋好友之托，把我所了解的澳洲医院体系说给有需要的朋友知道，谨供参考。
在澳洲做翻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了，所以来澳洲以后才发现中国和澳洲在医疗理念和诊断过程上的差异。具体一点说，我的感觉是，中国医生更多是凭经验诊断，而澳洲更依赖客观的各项检查，再有经验的澳洲医生都不会不经过他认为必要的一系列检查就轻易地凭经验下结论，换言之，他们相信仪器多过他们自己的判断。经常碰到资历不太深的年轻医生，通常叫做registrar，即在训专科医生，在问诊过后通常要请教指导他们的资深医生（他们称之为老板的），才可以做出诊断或确定治疗方案。要知道，这样的在训专科医生都是上过5～6年的医学院，当过一年的实习医生和一年的住院医生才得到的头衔，而且要当了4～6年的在训专科医生才能称为正式的专科医生，即Consultant。但即便是独当一面的成熟医生，遇到自己拿不准的问题都会告诉病人说，要征求另一个医生的看法，他们称之为“seek second opinion”。很多病人都会抱怨在公立医院就诊等候时间长，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澳洲医生问的问题也相当的具体和细化，例如疼痛，他们一定要让你量化，即0度是不痛，10度是极度痛，相当于分娩之痛，那么你的痛是几度的，初来看病的中国人往往要想很久才不确定地给出一个数字，因为不习惯这种在澳洲司空见惯的问法。对于慢性病病人，医生一般每次要问起目前所服用的药物和剂量，不少中国病人既不记得药名，也不把药带来，所以我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那个小的白色药一天一粒，另外一个粉色的椭圆形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粒。”我如实翻译完之后再看医生的眼睛，瞪得比药丸还大。
心理医生也是澳洲人经常要见的，不过心理医生并不是医生，曾不止一次听见病人尊敬地称呼心理医生为Doctor，然后对方就会认真地说，“我是心理医生，不是doctor。”后来才发现，心理医生没有处方权，受过的专业训练和医生不同，所以不能算是医生，心理疾病领域里精神科医生才是医生，是有处方权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职业是职业治疗师，又称作职能治疗师，通常是提供生理或心理障碍方面的职能治疗。走进职业治疗师的房间，感觉又像车间，又像厨房，炉子、各种大小的锅还有锅铲，同时还有缝纫机和其他很多机器。亲眼目睹过才知道，这些设备都不是虚设的。上次一个手臂骨折的病人，需要一块刚好包住她手臂的塑胶以避免骨头错位，职业治疗师就一次次在锅里煮那块事先裁好的塑胶，煮软之后再反复试戴定型。还有一个手指被机器切断的伤者需要一个由特定布料做的指套以帮助保暖，促进血液循环，职业治疗师就立刻化身为裁缝，量大小，画线，剪裁，缝纫，并细心地缝制了两个，供他替换。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澳洲看病是不可以直接去医院挂号的，除非是看急诊。所以有了病都是要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不了的才推荐去看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的专科，公立医院轮候期较长，从几个月到四五年的都有，私立医院倒是不需要等，可费用高，除非有私人保险，否则一般人支付不起。顺便插一句，因为曾在家提起过家庭医生的工作性质，即小病看不死，大病治不了，而年薪有三四十万之多，所以又想赚钱又怕担责任的大儿子嘉予就特别想成为一名家庭医生。
话说回来，如果已经打算在澳洲常住，那么办一份私人保险还是有必要的。曾给一位脑垂体长了良性肿瘤的患者翻译过，因为没有私人保险，就等待在公立医院进行手术切除，等几个月之后终于轮到她了，肿瘤已经大到必须连脑垂体一起切除，以至于她今后需要终身服用激素。在这里也不能责怪澳洲的医疗体系，因为是全民医保，那各大医院的手术室自然是排得满满的，而且有一个分轻重缓急的优先原则。例如上次老公让家庭医生推荐做一个常规的肠镜检查，医生初步评估为不属于高危人群，就排在了1年以后，之后又连续收到医院的两封信，分别又延后了两个月，也就是说已经排在了2014年的2月，我也没往心里去，等再次收到皇家医院的信，还没打开我就已经有点恼了，以为又改期了，结果怎么着？日期同上次一样，一天都没挪后，但把手术时间从14：00延至14：05，这些死脑筋的澳洲人啊，就晚5分钟也值得发一封信，要知道我每次给做肠镜的病人翻译，前面的至少一个小时都是在等待，但是这就是他们办事的方式，等归等，但程序上一丝不苟。
澳洲医生的分工很细，尽管在成为专科医生之前都受过多年的全面训练并在各个部门都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但他们绝对不会越俎代庖。上周一个病人在伊丽莎白医院看乳房专科，看完之后就问医生，她最近觉得卵巢部位疼痛是怎么回事，结果医生真诚地说，“我说不好，我只负责上半身，下半身的问题你还是找妇科医生比较好。”
停车之痛
早就听讲阿德莱德医院有“疯狂星期二”之说，因为不知为何总是在周二这天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尽量避免在星期二接医院的工作。这次一不小心疏忽了，等到了医院停车场，看见满场无头苍蝇般转悠的近20辆车才猛然想起，来错日子了。跟着这些车在停车场转来转去，眼看加入的车越来越多，停着的车却没有离开的迹象，好不容易开走一辆车，我却离得那么远。我又不敢像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司机敢把车停在明令禁停的草坪上。不由想起以前一个经常乘火车出行的朋友同我说的话，再拥挤的火车上，只要你能一节节的车厢找过去，都能找到座位。那为什么我在停车场一圈圈绕下来，却看不到一个车位？茫然地打着方向盘，竟然不由自主想到了我们在迪拜时认识的一个博学而激进的巴勒斯坦朋友奥马尔，他在停车场上刚看好一个车位就被一个半路杀进来的当地人抢了先机，奥马尔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开车把那辆车顶了出去，并大声说了句“我已失去了我的国家，我不能再失去我的车位！”每当我为找不到车位而烦恼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起这个勇气可嘉的朋友，并庆幸自己背后有着一个可以时时想念的国家。和伊丽莎白医院相比，皇家医院的停车更令人头痛，前者不管怎么说还有停车场，后者地处市中心，最近的停车场都要步行至少10分钟，而且还往往都停满了。记得我刚转为南澳驾照的时候，停车水平还很烂，一次在医院附近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付费的车位，却发现旁边的车停得很偏，刚好压线。虽然我当时开的是小巧的三菱Mirage，但自知之明告诉我停进去相当困难。苦于没有别的选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停下了，再一看，线看不到了，因为占了右边车的部分位置。管不了那么多的我快速离开了。工作完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心里一惊，难道超时被罚了？走近一看，不是罚单，是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纸上用愤怒的字迹写着“白痴，你停车一定要占两个车位吗？！”再一看，天哪，旁边那辆车紧紧贴着我的车，我的门都打不开，只好从副驾驶位上车。正发愁怎么能顺利倒出去，一对路过的老夫妻一眼看出我的窘境，马上走过来指挥我倒车，等我笨拙地终于把车倒回马路上，手心已经全是汗了。
每个人的字典
沿着阿德莱德的母亲河——托伦斯河的河边散步，一块不规则形状的金属铭牌吸引了我的注意，仔细一看，上面刻了一句话“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粗译为：我的语言有多么丰富，我的世界就有多么广阔。源于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这么一句简单却饱含哲理的话带给人很多思考，可以这么理解，即每个人所认知的世界都是由他所能掌控的语言范围来界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部自己版本的字典，里面的词汇和词义的诠释都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对有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忍无可忍，因为他们的字典里“公平”的定义不同；为什么会有“甲之熊掌，乙之砒霜”，因为他们的字典里的“价值”大相径庭；有的笑话让某些人捧腹，却让另一些人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字典里“幽默”作不同解。所谓“酒逢知己”指的大概就是引为知己的两个人用的很可能是同一版本或类似版本的字典；而“话不投机”也可以简单地比作“中华大字典”遭遇了“小学生标准字典”。
善意的社会是人文的社会
中国有句话叫做“日行一善”，我时常要刻意提醒自己这么做。但在澳洲生活久了我发现，澳洲的主流社会正是这么做的，而且做的像呼吸一样自然。我每天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用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让你感到，What a wonderful world！（多么美好的世界！）
我在停车场漫无目的地乱转时，经常有拿着车钥匙的人示意我跟着他走，把车开走前还不忘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这就是善意。
一次早上匆匆出门，上了公车才发现钱包没拿，身无分文，尴尬地向司机解释，司机宽厚地一笑，挥挥手就让我进去坐下，没有一句责备或不满，这就是善意。
到了工作的法庭，因为上午下午的案子都要我翻译，中午只能在附近买午餐，身上没带钱，又不能饿肚子，只好厚着脸皮向素昧平生的前台接待借钱，刚说明来意，她立刻拿出钱包，递给我二十澳元，我不好意思地说，十块就够了，她俏皮地一笑，“亲爱的，饭后你可能需要买一杯咖啡。”这就是善意。
临时接了工作出门，想起嘉予没带钥匙，又没空给他送去，于是打电话给学校，办公室的老师让我留言，说会转达给他。嘉予放学后我看见书包里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里面用清秀的字迹写着，“妈妈让你放学自己回家，钥匙在门边的蓝色小花盆里。”和我的原话一字不差。这就是善意。
在医院工作完了，正准备签字，才发现发票留在车里，而停车的地方在一公里开外，于是为难地和前台的主管商量该怎么办，她立刻安慰我，没关系，给你的中介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发票发传真给我们，我马上给你签字。然后不厌其烦地去了两趟传真室，拿到了传来的空白发票后满脸笑容地递给我。这就是善意。
因为停车耽误了，等赶到需要翻译的职业介绍所已经迟到了10分钟，却被告知，客户因为听不懂，已经于5分钟前离开了。这就意味着我这份工作没做，不光拿不到钱，中介还会不满。看到我懊恼的样子，那位年纪较大的工作人员让我坐下，从电脑里找出一个手机号给我，“这是客户的电话，你试试打给他，看他能不能回来。”我立刻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客户的女儿，说她不和父亲在一起，父亲也没有手机。挂了电话，我告了辞，正要离开，他叫住我，你还没让我签字呢？我惊讶地回头，“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他狡黠地一笑，“你不是帮我打了个电话给他吗？”我笑了，不是为了这几十块钱，是为了这份善良和善意。
当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秉着善意、信任、与人方便的原则和其他人相处，和谐社会又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呢？
受害者代言人
中介派我去位于阿德莱德市中心North Terrace的著名酒店式公寓Oaks Embassy Apartment Hotel为阿德莱德受害者权益保护局局长迈克尔做翻译，并言明让我在大堂等。时间过了十分钟才看见头发花白、身形挺拔的迈克尔和一位身材修长气质优雅的女士匆匆赶来，连连和我说对不起。看着他们两个一身考究的打扮，我心里一阵疑惑，到底是要见什么人呢？又看见迈克尔手上一个厚厚的黄色信封，我不禁猜测，难道是重要的物证？和他们一起坐电梯来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刚一敲门，门就开了，一对中国的中年夫妻含笑地引我们进去，然后介绍说他们是吉吉的父母，显然是第一次和他们见面的迈克尔笑着连连点头，介绍说旁边的女士是他的同事莎拉，并打开信封说，“这是给你们的一点小礼物。”原来里面是一条土著人手绘的毛巾和一盒本地产的巧克力。随即又关切地问起吉吉在医院的情况。虽然一头雾水，我依然掩饰着满心好奇如实地翻译着，迈克尔这才转向我揭开谜底，“吉吉是中国留学生，三周前一起谋杀未遂案的受害者，重伤，在医院治疗，是我们安排她的父母从中国来照顾她，所以他们要求和我见个面。”噢，我震惊而难过地看了一眼那对老实的父母，正在想他们是哪里人。迈克尔已经问了这个问题，原来是来自湖北武汉从事汽修工作的。当迈克尔问他们是不是自己的生意时，憨厚的父亲不好意思地说，给别人打工。迈克尔立刻说，“和我一样，我也是为别人打工。”一直没开口的莎拉也连忙举手说，“还有我，我也是。”吉吉的父亲笑了，“你们是为政府工作，不一样。”迈克尔沉吟了一下说，“也对，不过不完全是，我是监督政府的，我是由总督指派的ombudsman（监察专员），在总检察长的部门负责受害者权益的，如果执法部门或警察对受害人不公正，我就要出面调查。”我们三人听了肃然起敬，吉吉的父亲说，“在你找到我们之前，中国大使馆的一秘就让我们和你联系。”迈克尔一下坐直了，“真的？他们竟然知道我的存在，难不成是听到过我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吗？”他的玩笑让气氛一下轻松起来。吉吉的父亲称赞他风趣，迈克尔立刻像个老朋友似的拍拍他肩膀，“我太太常说，我的幽默感会给我带来麻烦。你也是当丈夫的，你懂我的意思。”话音一落，连始终一脸焦虑神色的吉吉妈妈都忍不住笑开了。当知道吉吉是独生女的时候，迈克尔表现得不可思议，“我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政策，我是家中九个孩子中的长子，我太太家里五个孩子，她也是老大。”吉吉的妈妈睁大了惊讶的眼睛，然后悲伤地说，“现在才知道只有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好，出了事就是百分之百。”迈克尔眼神中满是理解和同情，半天没说话。然后开口问道，“你们以前来过南澳吗？”他们两个点点头，“来过两次，看到这里很美丽，很安全，我们就放心让女儿在这里读书了。”迈克尔有些惭愧地低下头，“现在，你的这个理想被粉碎了吧？发生了这样的事。”谁知吉吉爸爸诚恳地说，“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澳洲政府的慷慨和人道。”没想到听到这样的回答，迈克尔和莎拉立刻动容了，眼神中同时流露出释然和感激。当问他们住在这里习不习惯时，吉吉妈妈连连说，“太习惯了，像自己家一样，谢谢你的安排。”迈克尔说，“我只是打了电话给这个酒店的业主，他是受害者支持协会的成员，于是立刻同意安排一套房间给你们免费住，他的酒店每年有一些这样的额度给需要帮助的人，今年的额度全给了你们。”
得知吉吉爸爸周六要回中国，他立刻从包里拿出一张出租车票，嘱咐道，这样你就不用付车钱了。接着又体贴地问，“请问你们需要一些现金帮助吗？”吉吉妈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他立刻说，“冒昧问一句，先给你两百澳元这个周末用够不够？”看到对方点头，他温暖地一笑，“我明天就叫人送来，”然后有点尴尬地说，“因为我身上从来没放过这么多钱。”
临走时，吉吉父母希望迈克尔能和吉吉就读的南澳大学商量一下，因为她手伤得很重，不能写字，又要继续住两个月的医院，希望把剩下的三门选修课通过网上授课的形式完成，这样好赶上明年三月的毕业典礼。迈克尔安慰他们说，“学校应该可以安排口试的，不用担心，并且保证会尽快和学校沟通。”回到大堂，迈克尔才告诉我，“我和学校都知道吉吉明年三月毕不了业，因为她有一门功课没通过，但是她自己还不知道，我们也隐瞒了她的父母，因为不想他们再有更多压力。”我有点惊讶了，因为素来知道澳洲人的直来直去，连患绝症的病人医院都坚持要告诉患者本人，哪怕病人是十来岁的孩子都要求这么做，因为向病人隐瞒病情是违法的。可为了受害者和家人的心情，他们竟然一反常规，想得如此周到。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避免犯罪，但如何对待受害者，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和福祉，给不幸的人带去关注和尊重却是文明的一个标志。
澳洲的学前教育
下午接予施的时候，他的老师Sam拉住我说，予施是个非常温柔的孩子。噢？我感兴趣地期待她往下说。Sam说道，今天有个叫做玛莎的小女孩摔倒了，一直在哭，予施走过来，轻轻地摸摸她的脸，拉拉她的头发，问道“Are you all right，Marsha？”（你还好吗？）玛莎听了，委屈地更大声哭起来，予施只好走开。过了几分钟，予施走回来，再次问，“Are you OK？”玛莎又大哭。予施于是安静地在她旁边坐下，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臂，直到玛莎恢复平静。
过了一会儿，他们玩钓鱼的游戏，每人一个玩具钓竿，但因为孩子多，阿妮米亚没有，于是站在一旁，难过得快哭了。老师安慰她，等别的孩子玩过了，就轮到你了。于是她只好走开。过了五分钟，予施找到Sam，问她阿妮米亚在哪里，Sam指了指旁边的沙坑，予施走过去，对她说，“Here is the fishing rod，it's your turn now，Anemia.”（给你钓鱼竿，现在轮到你了，阿妮米亚。）
Sam意犹未尽地说，只要班上来了新的孩子，予施总是拉着他的好朋友Deen一起去和那个孩子玩，直到他/她适应了新环境，找到新朋友，予施才离开。而且，如果有大孩子去抢婴儿室的玩具，予施一定会据理力争，把玩具拿回来，说“This is for the babies.”（这是给小宝宝玩的。）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温柔的感动和自豪。18个月就来到幼儿园的予施耳濡目染了其他孩子和老师的关爱态度，学会了分享，学会了凡事讲究次序，学会了吃完饭把盘子清理干净放回厨房，学会了打扰了别人要说“Excuse me.”，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自然而然地说“Thank you.”。学会了在小伙伴伤心时过去给一个拥抱，学会了放学时和每个人道别，并在看到同伴父母来接时第一时间准确地拿上他的书包给他们送去。我经常听到刚来澳洲的年轻父母们抱怨澳洲的幼儿园不教孩子东西，但是从我的两个孩子（嘉予没在澳洲上幼儿园）身上我看到了，澳洲幼儿园教的是比单纯的知识更重要的，即怎样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尊重他人也被他人尊重的社会人。我以前也像许许多多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一样，认为只要孩子读书出色，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才有了今天学业出众而性格比较自我，较少为他人着想的嘉予。但我只要一咳嗽甚至打个喷嚏，比他小八岁的予施就会停下手上的任何事情过来拍拍我的后背；我去扔垃圾时，他会主动把门打开，然后站在门外等我过去；嘉予惹我生气的时候他会过来小声说“妈妈，不生气。”每当此时，我就觉得，能让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热情、开朗、懂得爱和关怀、富有同情心的人，这是比培养出一个冷漠的律师或高傲的医生来说更成功的教育。
澳洲小学的教室
参加了予施的家长会后参观了一下他们二年级的教室，感觉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无限好奇。柜子里有专门教孩子们系鞋带的纸板做的鞋子，码放整齐的澳洲学生字典，按照每个孩子阅读水平分类的读物（每天由孩子自己换取新的读物）。白板上贴着孩子们本周做手工时团队合作的照片，在白板的另一边贴着各种职务和对应的孩子的名字，与我们小时候枯燥的“值日生”头衔相比，他们的听起来更加高大上而且社会化，有“信使”（负责拿通知、信件和接教室里的电话）、“老师助理”（发放作业）、“照明协调员”（负责电灯开关），还有“设备经理”，我就不理解了，结果予施给我举了个例子：比如老师会说，设备经理，你能把尺子递给我吗？
班上一共22个孩子，分坐四张桌子，每个孩子做了什么值得嘉许的事情，就会得到“钱”，金额从50到1 000澳币的游戏钱，每周挣钱最多的那桌孩子有权选择一个奖品，而玩iPad半个小时是大多数孩子都会选择的奖品。
教室里还贴着一些金句，连大人看了都觉得深受启发，如“成功的人给我激励”，“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可以刻薄”，“如果生活是一局游戏，难道我们不是同一条船上的吗？”
看了这些，我只想，再上一回小学。
顺手牵羊即是罪
有一个斐济的老太太是老公店里的忠实客户，虽然很少买东西，即便买也是钱包之类的小玩意，但退休拿养老金的她逛购物中心已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再和生意清淡的店主聊聊天，一天的时光很快就打发了。老公对找他聊天的客户从来都心甘情愿地奉上两只耳朵，再陪上一个鼓励的微笑，于是有很多平时没人说话的祖母级的客户都乐意来找他聊聊天，有时顺便买点东西，我就打趣他是“老年妇女之友”。可是最近几个月却一直没见到斐济老太太的身影，老公说，没听她说要去旅游，上次见到她看上去身体也很好，不太可能突然生病，莫非是……我们俩对看一眼，心领神会，被购物中心禁足了？这时老公突然想起来，说上次确实听见她在附近一个店里与人发生争执，没多久保安也来了，看来真有这个可能。
说起来有意思，澳洲的零售业都免不了要遭遇“shoplifting”（顺手牵羊）。而且据统计，顺手牵羊在零售业的各项损失中占的比例高达40％。顺手牵羊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职业的，有的则纯属个人爱好。顺手牵羊者大都抱有侥幸心理，但殊不知在澳洲顺手牵羊一旦被捉，就是要去警察局做笔录，取DNA，上法庭，然后罚款或强制参加数百小时的社区劳动；更重要的是，会留案底，因为顺手牵羊（即金额在150澳元以下的店内偷窃）就算犯罪。有了案底，以后再填写任何表格时在有无犯罪记录一栏里就不能再写否了。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比如说涉及金额很小，加之认罪态度好、年纪小而且是初犯，法官才可能网开一面，同意不留案底。因此，在澳洲顺手牵羊的犯罪成本相当高，遗憾的是，很多人在事发之前都以为不过是小事，退还物品或补上钱款就可以了结，结果才发现远远没这么简单。
认罪态度也很重要，如果在监控录像、人证（各大超市均有伪装成客户的保安人员巡视）等确凿证据面前还和警察顶着干，就有可能使得指控升级为“偷窃”。而且，除非有很好的理由，比如医生证明你得了健忘症或精神错乱，否则还是乖乖承认有罪是上策，因为如果不认罪，那么就要走到审判这一步，不仅耗时长，承担高额的庭费和律师费，还因为控方证据确凿，败诉可能性极大，到时就有可能坐牢。
我曾给好几个有这样“遭遇”的中国人翻译过，其实涉及的金额都很小，只有十来块澳元。有一个人是在Coles拿了几包口香糖塞在衣袖里没付钱，结果除了罚了几百块之外，还被Coles所在的整个购物中心禁足，不得再次进入，一旦发现，对方就有权报警抓他。还有一个从中国来探亲的男子，在唐人街的肉铺买了一块猪肉，十几块钱，初来乍到的他换算成人民币之后吓坏了，看着没人注意就把肉拿出去了，结果被带到警察局，两个警官给他录口供，取DNA，这样的阵仗差点让他心脏病犯了，不停地要求服用随身带的药，结果警局的医生因为无法确定药的成分，不让他服用，但向他保证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会第一时间叫救护车。在警察局被盘问了近三个小时之后他被告知一周后要上法庭，而且还给他一张地图，标明唐人街中央市场所毗邻的三条街道是他必须禁足的区域。我惊讶得都说不出话来，再看看那个男人，标准的欲哭无泪。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里的法律太过离谱，小题大做，但换个角度来看，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低犯罪率是以高昂的犯罪成本换来的。
澳洲大选的选票是如何统计的
路过一位澳洲朋友的公司，本打算问个好就走，谁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上个周六打了一份临时工，挣了377澳元（未扣税的），还代缴养老金。因为他的工作很稳定，收入也不错，正奇怪什么样的临时工作值得他牺牲宝贵的一天周末，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我在投票站帮了一天忙，从早7：30到晚上9：45。”“噢？我也来了兴趣，你参加点票了？”“是啊，我们投票站10个人，一共点了大约12 000张选票，手工点的。”“怎么知道选票的数目呢？”“你记得在投票箱旁边有个工作人员，每个人投票之后，他按一下手中的小东西，发出‘click’的声音，这就是计数的。”
“那么那张长长的白色选票是怎么统计的？有没有人选择填写1～73，把自己所选的73个议员都列出来的？（这张选票有两种填法：1．从50个政党里选出一个；2．选出73名议员，按照你心目中的优先顺序排列。）”我很好奇。他作不堪回首状痛苦地点点头，“有，大约5％的人是这样选的，我恨不得把他们掐死！”真想不到一向随和的他竟也会有这种疯狂的想法，我忍不住大笑，可见手工计票是多么繁琐！“和悉尼相比，我们还算幸运的，他们要选109个议席。从1到第109！你设想一下，我们要把选了同样的人为1号议员的选票放成一摞，一个个以此类推。”我听着头都大了，“那你们在点票时会不会觉得紧张，有压力？毕竟关系重大，不能出错的。”“这倒不会，我们在开始工作之前，主管就强调，让我们放轻松，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把今天当做有趣的一天来过。任何人任何时候觉得自己无法应付，随时找主管谈，他会耐心开解你，或者安排其他事给你做。比如我，因为《工作程序指南》周五晚上才收到，比其他人晚了几天，没时间好好阅读，第二天早上就很紧张，结果主管说，没关系，你先负责维持秩序，安排选民去各个投票间，我不会让你一开始就核对人名的，等你看了别人怎么做，适应了，我再安排较复杂的工作给你。我马上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了解地点点头，核对人名确实很费时费眼力，记得当我报出姓氏的时候，接待我的一位老人用放大镜和尺子在厚厚一本印满了密密麻麻细小字迹的选民登记簿上一行行查找，费了半天工夫才找到S，立刻抬起头安慰我说，“马上就找到你了！”我仔细一看，才是se，离shi，还差得远呢！
“那如果你登记的是这个区的选民，投票时却正好去了另外一个区，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怎么办？”我想到一个实际的问题。“那没关系，可以在投票站通过Absentee voting（缺席投票）的方式，即不在所登记选区的投票站投票。实际上，用这种方式还可以避免排队，因为人少。”
“来投票的人绝大多数都很友善，很兴奋，但也有少数粗鲁，不讲道理的。有一个老太太一进来就说，呵，这个地方这么乱七八糟的，我希望你们这些人拿不到工资才好！她丈夫也在一旁应和着。”“那你说什么了没有？”我觉得好笑，“我当做没听见，然后我把他们分到两个隔得最远的投票间，一边礼貌地说，夫人，你去这间，先生，请到那间去。那个女人不满地瞪着我，奇怪为什么别的一家人可以安排在一起，他们两个却要分开。我心里想，因为你们两个需要各自冷静一下。”说完，他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一样开心地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又神色严肃地小声说，“我真搞不懂，竟然还有人给性爱党和大麻党投票，不明白这样的党能给澳洲带来什么？上次选举的时候，澳洲只有42个党，今年增加到50个，下次不知道还会增加什么荒唐的党呢！还有，就是发现这个体系也有漏洞：你只要报出你的姓名和地址，无须查对证件就可以投票，所以有的人可以去不同的投票站，报上家人的名字，替他们投票。”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还以为是我那个投票站的工作人员疏忽了呢，原来竟还是普遍现象。看来再合理的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都难免会打折扣，希望下届选举的时候这样的问题能够避免发生吧。“那你们统计选票花了多长时间？”“噢，从下午6：00到晚上9：45。准6点，我们接到电话，要我们关闭投票站，锁上门，关闭手机，开始计票。不许和外界联系，不许拍下自己工作的样子发到facebook上。对了，你如果有兴趣，明年三月州大选之前，可以申请这样的工作，对澳洲选举多一点了解，还可以挣点额外的收入。”他诚恳地建议，我笑着告诉他，我会考虑，因为这样的经历的确很有意思。
澳洲人的腼腆与奔放——体验阿德莱德农展会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已有173年历史的阿德莱德农展会，那就是“Everything old is new again.”（每样都是旧东西却每次给你新感觉。）自从2007年来到南澳之后，我每年都会带孩子去这个一年一度的Royal Adelaide Show，尽管去之前就知道会看到些什么，每次还都能乘兴而去、尽兴而返。因为在一个阿德莱德难得一见的喧闹、眼花缭乱、摩肩接踵的场合，你会完全地放松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度过随意任性的一天，和孩子一起看小猪赛跑、小猪跳水，跟着拉拉队长为分配给自己这队的小猪呐喊助威；陪孩子一起乘坐颠簸的托马斯小火车，聚精会神地玩海绵宝宝的钓鱼游戏，或踏上一段4D的4驱车冒险旅程，最后，在琳琅满目的showbag（展会礼品包）大厅里，和孩子一起挑选一个他们心仪已久的showbag，并在回去的火车上惊喜地在包里找到各种各样令人雀跃的可爱小玩意。这样的机会，一年也就一次。
更有意思的是，我还在同一天里见到了澳洲人腼腆质朴和奔放不羁的一面，有趣而难忘。
在一个摆满了各种澳洲自产苹果的展位上出售一澳元一只的Apple slinky，就是用特制的切苹果机把苹果去核并切成看似一片片，但又连在一起的螺旋弹簧状，很多孩子都一脸新奇地拿在手上吃。因为觉得有趣，我挑了一只富士苹果请那位面有风霜之色的摊主加工，并问他我可不可以在他操作的时候拍张相片。那个高大健壮的农夫模样的男人脸一下子红了，一边憨厚地笑着点头，一边把身后一个帅气的大男孩推过来说，“你照他吧！”然后赶紧退到我的相机到达不了的角度。看着那个男孩子垂着眼睛熟练地操作着机器，微扬的嘴角上腼腆的笑意和掩饰不住的快乐，典型的就是一个质朴自然、不事张扬的澳洲人。
在小猪赛跑的表演即将开始的时候，舞台上突然来了一位留着长鬓角、扎着金色腰带的“猫王”，在热力四射的音乐中满场舞动，然后突然停下来招手示意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随着他的音乐做出弹吉他的姿势。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那个男孩毫不迟疑地站起来，跟着音乐的节奏做出抱吉他弹唱的动作，酷得要命，和“猫王”配合得天衣无缝。之后“猫王”又随便点了三个男人上台，要他们和着“Viva Las Vegas”的欢快音乐跳舞，本以为这几个看上去有点笨拙的男人会扭捏害羞，谁料音乐一起，他们跳得一个比一个奔放，花样百出，动作虽不规范，但看起来无比快乐而和谐，观众的热情立刻被点燃了，全场跟着旋律唱起“Viva Las Vegas”。High到极点的“猫王”转着舞步来到前排一个穿着大花连衣裙的身材微胖的中年女子面前，优雅地伸出一只手，那个女子立刻轻快地起身，在他带引下轻盈地转了一个圈，全场掌声雷动。我心里一阵触动，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向活在太多的束缚、顾虑、自觉不完美和别人挑剔的眼光中，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看着生性快乐的澳洲人能随时随地放开自己，和着音乐载歌载舞，不禁感慨，何时我们也能够这样释放我们活得太累的心灵？
太平绅士
因为要找（太平绅士）公证一些文件，我来到当地的市议会，还没走进的办公室就听到一个异常低沉的声音在说话，那声音奇怪得好像是从腹腔而非声带发出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龙八部》里的段延庆，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腹语？满怀好奇地等前一个客户离开，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是一个看上去七十多岁，样子非常整洁的老人，他和气地抬头看我一眼，接过我手上的文件仔细地对比原件和复印件，一共就四页纸，他来来回回看了有10分钟，然后才盖章，一笔一画地签上他的名字，每个动作都很慢。因为我的车停在一个不太对劲的位置，不知道会不会被抄牌，看着他不紧不慢的样子，我开始着急起来，又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澳洲的太平绅士都是免费服务大众的。看着他手上密布的老人斑和桌上大半杯显然已经凉掉的咖啡，我心里有点自责，决定开口说些什么，谁知一开口我竟然问出的是“请问你的喉咙做过手术吗？”我吃惊地捂住嘴，却发现他已经抬起头看着我，眼中隐隐有着笑意。他点点头，用一只手捂住喉咙上的纱布，用共鸣声很大的声音回答我，“是，我13年前患了喉癌，喉被切除了，现在我是用人工喉在和你说话。”我震惊得不会回答，只是怔怔地盯着他的喉咙，他拿开喉咙上的纱布，我的心一阵狂跳，在喉头的位置竟然是一个圆圆的直径约2厘米的洞。他用手指头堵住那个洞继续对我说，“我装的这个人工喉只有半英寸长，就在这里面，通过震动发出声音。我说话的时候需要堵住气流，否则你看，我就发不出声音。”他把手拿开，继续说话，但这时我只看到他的嘴一张一合，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问他，“你手术之后需要学习怎么发声对吗？”他用手捂住喉咙说，“是，我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学会用我的新喉咙说话。我这种病比较不常见，但是你刚刚看到的和我说话的女士，她的父亲正好也是这种情况，于是她问了我一些问题。”这是怎样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和磨难？可是他如果不说，看了他那份淡定自若的神情，我最多以为他刚动了扁桃腺的手术。他把文件整理好递给我，好脾气地说，“等急了吧，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表，原谅我这个老头子老眼昏花，写字又慢，赶紧走吧。你如果对我的喉咙感兴趣，每周二、三、五的11点到3点我都在这里，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又窘又难过，慌乱间又问了一句不得体的话，“你多大了？”他不以为忤，“刚过了75岁的生日。”这时一个工作人员甜甜地笑着走进来，端了一个托盘，上面一杯热的黑咖啡和几块饼干，说实话，在澳洲的工作场所，再高职位的人都是自己动手泡咖啡，但看到这一幕，我知道，这杯咖啡后面是对顽强生命的一份敬意，因为这位太平绅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绅士。
种上一株蓝花楹吧
拜前任房主所赐，我们家的后院有一棵黄桃树（Yellow peach），一棵油桃（又称玫瑰桃）树（Nectarine），一棵李子树（Plum），前院有一棵葡萄树，一棵高大的无花果（Fig）树，拐角的菜地里还有两株柠檬。每年夏季成熟的黄桃密密地挂满枝头，每一个足有半斤重，鲜甜多汁，而且果子越结越高，需要站在梯子上才能摘到，而长得最高的，就是爬上梯子也望尘莫及，只能便宜附近的鸟儿了。油桃虽然个头不大，但颜色艳丽犹如玫瑰，很有光泽，入口细腻香甜，与黄桃各有千秋。李子还没结过果子，但开出了月白色的李子花，和粉嘟嘟的桃花相映成趣。每年桃子成熟的时候因为吃不完，我们都会摘下来送给朋友和邻居，澳洲人很愿意用它们做成蜜色的桃子酱，装在精致的玻璃瓶里看上去流光溢彩，很是诱人。
后院的邻居是一个独居的澳洲老太太，住了三年多，我一向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由于两家隔着高高的篱笆，我们又不从后面出入的缘故。老公因为经常爬上梯子摘桃子，倒是偶尔能看见她，并有说有笑地聊两句，还时不时把桃子装在袋子里从篱笆上递过去；如果她不在家，就挂在篱笆上。第二天过去一看，桃子已经拿走了，袋子却还是满的，里面是她们家自产的苹果和柠檬。
看了她给的柠檬，黄澄澄的，个又大又饱满，我就替我们家的柠檬惭愧，颜色深的像橘子不说，而且圆圆皱皱的像刚出生的婴儿。幸好味道还是柠檬的味道，所以家里没有正常柠檬的时候还可以用它来应个急，尽管也结了满树，不过羞于送人。
葡萄品种倒是不错，深紫色的，形状浑圆，小小的一粒粒很饱满，味道清甜，果香浓郁，因为从没在超市见过这样的品种，而去葡萄酒庄参观时倒尝过类似的一种叫做佳美（Gamay）的葡萄，于是在心里就认定了它是佳美。
除了这些果树，前院还有一棵高高的棕榈树和一棵枝繁叶茂的无名树，因为连自称见多识广的嘉予也叫不出名字，只是肯定地说不是橡树，不是桉树，也不是橡胶树。菜园旁有一棵柳树和一种原产澳洲的红千层，俗称“瓶刷子树”，因为样子像极了一个瓶刷，而且因为颜色是红的，嘉予小时候叫它作“狐狸尾巴”，我觉得很形象。
一棵院子里有了这么多树，但却没有我梦寐以求的Jacaranda，中文叫做蓝花楹，是一种紫葳科的植物。澳洲一本园艺杂志说，如果你的院子里只能种一棵树，那么就一定要是Jacaranda。阿德莱德一到春天，两侧种着蓝花楹的路上，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紫雾。因为它在开花期不长叶子，所以是满树纯净的淡紫色，犹如长在天边的熏衣草。下过雨之后，地上瞬间铺满了深深浅浅的紫色花瓣，再衬着水盈盈的蓝天，树梢上亮晶晶的雨滴，此情此景能勾起你所有的浪漫情怀。
既然我的家不能成为“十二棵橡树”，那么至少让我拥有一棵蓝花楹吧，一种有着美丽名字的美丽的树，一个给予你美丽心情的美丽生命。种上一株蓝花楹吧！
品醉澳大利亚
因为工作关系，有幸参加了澳洲有史以来最大的葡萄酒论坛“品醉澳大利亚”（Savour Australia 2013）。全澳有两百多家酒庄参加，充分体现了澳洲葡萄酒的品质和多样化。菜单由被誉为南澳餐饮业传奇的名厨兼美食作家Maggie Beer设计。南澳洲州长讲话时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于20年前光顾Maggie位于巴罗萨谷的Pheasant 农场餐厅时，看见Maggie扎着一条围裙，脸上一副着急的表情，正在餐厅门口驱赶着一群挡住客人来路的鹅，那个温馨场面让他至今难忘。之前对这位大家交口称赞的名厨一无所知的我看到端上来的第一道菜，立刻被折服了。这是一道用林肯港（南澳著名的海鲜产地）的无膘石首鱼（Kingfish）做的生鱼片，配上了日本咸酸李子沙拉，细香葱和巴罗萨谷的初榨橄榄油，色香味绝佳。
这个论坛的主题就是葡萄酒与美食的搭配，因此晚宴上每一道菜都由号称澳洲葡萄酒大师的保罗·亨利精心选出，每道菜都配有两至三种不同的酒，如鱼片配的是克莱尔山谷的珍藏版雷司令（Riesling），羊排和羊肩肉配的是麦克拉伦谷的西拉（Shiraz），鸡肉配的是阿德莱德山的霞多丽（Chardonnay）和麦克拉伦谷的桑乔维塞（Sanjiovese，一种意大利风格的红酒），连最后的甜品，Maggi亲手制作的香草和接骨木花风味的冰淇淋都配上了金黄色的陈年波特酒（Towny），这种葡萄酒和美食相得益彰的搭配令人叹为观止。
南澳的葡萄酒和优质食品是当地人的骄傲，更是本地的产业支柱，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从事葡萄酒或食品行业。而我在席间遇到的澳洲人不是酒庄老板就是酿酒师，谈起葡萄酒整个人都会发光一样。坐在我对面的本恩是Tidwell酒庄的老板，不但拥有一个面积为0.5平方公里的葡萄园，还有一个占地1 200公顷的农场，养了1万只绵羊和600头奶牛，而葡萄园和农场一起只雇佣了六个人，看着我惊讶的样子，他赶紧补充说，“我还有四只得力的牧羊犬。”
我的右手边坐着来自上海的一位酒商，听我们在聊着葡萄酒的中文译名，本恩很有兴趣地插进来问我们，“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中文叫什么？”我想了想回答他，“Red glowing pearl.”他兴奋地扬起眉毛，“这么美的名字！我要记下来。”然后立刻拿出手机输入起来。我乘机告诉他，“我最喜欢的译名是Sauvign on Blanc，中文翻译作长相思，missing each other forever（长久的思念）。”他专注的脸上瞬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感动。我知道对他们这些视葡萄酒为灵魂的人，一个恰如其分的美丽名字所带来的吸引和震撼。上海的酒商兴致勃勃地说，“你知道Penfolds红酒在中国为什么卖得好吗？因为中文名字叫奔富，Running towards fortune！多好的口彩，中国人当然喜欢。”本恩听了哈哈大笑。
上到第三道菜的时候，庭院里熊熊的炭火旁边推来了一个酒桶，然后一个西装革履的高大男子用一根胶管把桶里的红酒灌进一个个敞口瓶中。坐在我旁边的Gemtree（宝石树）酒庄的CEO安德鲁自豪地对我说，这就是我们酒庄的出品，2010年的Shiraz（西拉），已经在法国橡木桶中陈酿了三年，是时候拿出来了。如果时间再长，果香就会减淡，而橡木的味道就会过浓。“怎么我们这桌没有送这款酒呢？”我好奇地问，旁边一个风度翩翩的老人插话了，“我们喝不到的，这酒被他们拿去腐败去了。”话音刚落，一桌人都笑了起来，安德鲁在老人肩膀上轻轻打了一拳，对我说，“你别介意，这是马克，他的酒庄就在我对面，我们是朋友兼敌人，敌人加朋友。”侍应生就在此时拿来了装在敞口瓶中的宝石树Shiraz，深石榴红的颜色，抿一口，一阵淡淡的李子、覆盆子和巧克力香气，细致而温和的丹宁，真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酒。忍不住对安德鲁说，葡萄酒应该是南澳生活中最好的一部分了。安德鲁一半认真一半笑着说，不，葡萄酒是南澳生活中最好的部分！
澳洲式敬礼
周末去了巴罗萨谷的杰卡斯（Jacob's Creek）酒庄，该酒庄有一个特别的葡萄园叫做Steingarten Vineyard，著名的Steingarten Riesling 就产自那个海拔高达450米的德国式葡萄园。雷司令葡萄适合生长在寒冷、贫瘠、多石的土壤里，而位于巴罗萨谷的这片山坡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理想。德语Steingarten在英文里就是Stone Garden（石头园）。这个葡萄园实际是对公众开放的，但因为入口比较隐蔽，而且上山的路曲曲折折，很少游客知道。再加上通往葡萄园的路上有两扇关着的木门，也让不少人知难而退。酒庄的人告诉我，其实这门是为了阻挡啃食葡萄嫩苗的绵羊，而不是游客，游客的车通过之后只要随手把门关上就可以了。
这个季节上山，到处郁郁葱葱，风景绝佳，还不时看到草地上三三两两的绵羊，一位牧人曾告诉我，阿德莱德这样的气候，大概一公顷的草地放牧约10只绵羊。看着这样新鲜肥美的草场和蓝天白云下悠闲的羊群，你会明白为什么澳洲的羊肉这样久负盛名了。
到了葡萄园后，发现那儿已经停了一辆车，一对老夫妻坐在敞开的后备箱上笑容可掬地和我们打招呼，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茶杯，老先生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茶杯，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可亲笑容。我忍不住走上前去，问能不能给他们拍张照。两个人快乐地连连点头，并大声用浓浓的英国口音说，“你是要发表在日本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吗？”我笑着纠正道，“是中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一问之下，他们是于1972年从英国的约克郡移民到此，因为英国寒冷的气候让老先生得了一种影响血液循环的雷诺综合症，来到温暖的澳洲之后，竟然不治而愈了，从此就爱上了这片土地。但是言语间仍流露出淡淡的乡愁，老先生指着面前的山谷对我说，这里的景色和英国一样，除了多了几棵橡胶树。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十几只恼人的苍蝇一直在面前飞舞，我们就都习惯性地挥手赶着苍蝇。老太太笑着说，“你知道吗？这就叫做Australian salute（澳洲式敬礼）。”我扑哧一声笑了，真形象！其实我早就发现了，生性温和的澳洲人看到苍蝇通常不是赶尽杀绝，而是轻轻地挥手赶开，确实优雅犹如敬礼。老先生补充说，这种苍蝇不是家蝇（housefly），而是丛林苍蝇（bush fly），被人脸上的汗水等潮湿气味所吸引，所以“friendly to people”（跟人亲）。在中部一些苍蝇成群的畜牧区，人们要戴上一种帽檐上挂着七八个软木塞的cork hat（软木塞帽），晃动着脑袋来驱赶苍蝇，有时甚至需要戴着纱网面罩。老太太自豪地说，“我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刚登基不久访问澳洲时，也受到了苍蝇的骚扰，于是不由自主地采用了澳洲式敬礼，立刻赢来了澳洲民众的热烈掌声。”是啊，在这个可爱的国度，连苍蝇都能造就一段佳话。
澳洲的赌场
这两天为阿德莱德的天空之城“Skycity”赌场翻译了一封给贵宾会员的邀请信，大意是，为了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特邀请他们来赌场的豪华餐厅享用一顿令人垂涎的二人晚餐，并有免费的葡萄酒供应，同时还请他们笑纳价值500澳元的博彩筹码。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华人在世界各地的赌场被奉为上宾确非虚言。难怪前一阵听说澳洲13家百家乐赌场联名呼吁政府放宽旅游签证的要求，以准许中国豪赌客来澳一掷千金。
在澳洲，全民参赌基本已成了一种文化。全澳大利亚共有14家赌场，其中至少有5家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各大都市皆有赌场，而且各具特色。墨尔本的皇冠赌场是南半球最大的，也是澳洲生意最好的赌场。悉尼的星光之城是澳洲最具气派的赌场，且赌本不拘，只要有10分澳币就可以在吃角子老虎机那里试试运气。我们在凯恩斯度假的时候，昆士兰著名的珊瑚礁赌场（Reef Casino）就在我们所住的酒店的正对面，在依山傍海、热带风情十足的凯恩斯，这座像黑色城堡也像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赌场看起来说不出的神秘和梦幻。叫作Casino的赌场，其实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娱乐场，内设的餐厅酒吧都是一流的。为了吸引更多的赌客光顾，赌场的自助餐也往往是最好的，价格公道，口味地道，品种十分丰富。我到悉尼后的第一个春节，一个家乡来的长辈就建议我们去Starcity（星光之城）去吃自助餐，餐台上令人目不暇接的美食和香港四星级酒店的自助餐不相上下。赌场里浓浓的中国气氛也让初来乍到的我们倍感新鲜，还不时有穿得喜气洋洋的服务生派发利是（红包）。我在短短5分钟内就把刚得到的10块钱糊里糊涂输给老虎机了。精明的赌场显然是把红包当做诱饵，一旦碰上我这种冥顽不灵的，就让这钱只是打我这儿路过，它一样没有损失。一位业内人士说，一般赌场赢的几率大概在54％～56％之间，而个人赢的几率自然是44％～46％。赌场永远都是赢家，这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更何况，赌场内部的设计都是四周高，中间低，是为聚财。还有向下的灯罩和装饰，都为着聚财之意。仅就气场而言，凭个人力量也是不可能赢过赌场的。
澳洲的赌场十分正规，管理极其严格和专业，所有的dealer（发牌员）一律不许收小费。而且赌场配备了高级先进的监控系统，每年都会有很多的预算用于改进和维护监控系统，一张小小的赌台，就有最少20个摄像头。但即便这样，利益的驱使下，还是有一些人铤而走险。2011年，墨尔本皇冠赌场有多名中国老千，把摄录机藏在袖口偷拍牌，一小时内玩百家乐（Baccarat）狂赚逾100万澳元，但最后还是东窗事发。2005年还有几名中国游客在黄金海岸一间赌场玩百家乐时出老千，以换牌方式赢取75万澳元，被识破后均被逮捕，分别判处入狱三至四年。
澳洲赌场严禁未成年人涉足。记得刚到悉尼的那天，我带着两岁多的嘉予去一家挂着TAB（体育及赛马博彩公司）标记的酒店问路，走进去没多远，一个主管模样的人大惊失色地冲过来，说我不能带孩子进来，我奇怪地看着他的反应，说我只是问个路。看我拉着笨重的行李，他一边和我道歉，一边用手挡住嘉予东张西望的眼睛，一直到送我们出门，他的手始终挡着嘉予的视线。我心里暗暗好笑他的小题大做，后来才知道，如果有未成年人进入，赌场是要被重罚的。
赌博在澳洲是合法的，对很多澳洲人来说，赌博就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买一份消遣，输了无伤大雅，赢了是一种惊喜。所以在赌场参观的时候会看见各式赌博机面前坐着的大部分是老人，他们用养老金的一部分在赌场消磨时光，碰碰运气，中午在赌场的餐厅享用一份价廉物美的午餐，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如此，澳洲还是大约有1％的病态赌徒，所以大赌场都有24小时的心理医生服务，有的控制力差的赌徒还可以和赌场签协议，限定下注的额度，或自愿要求加入“黑名单”以达到被动戒赌的目的。在我翻译的赌场宣传材料的下方都会醒目地写着“想一想需要你的人，负责任地赌博”、“不要被游戏所左右”以及“最后赢的总是机器”之类警醒告诫的话。
但在为澳洲海外华人协会翻译一份戒赌资料时我震惊地发现，国际留学生赌博上瘾的比例竟高达6.7％，以澳洲50万留学生为基数，意味着至少有3万5千名学生终日混迹赌场。其中，包括中国学生的亚裔留学生更容易受赌博问题的困扰。我曾数次遇到因流连赌场花光了父母寄来的学费，最后被取消学生签证的孩子，想到他们在中国含辛茹苦的父母，心中说不出的悲哀。我有一段时间喜欢在晚上做电话翻译，因为电话不那么频繁，而且晚6时之后薪酬是一倍半，收入不错。打进来的电话来自全澳，有警察局的、机场海关的、移民局突击查黑民的、医院急诊的、叫救护车的以及自杀干预热线的，很热闹。但连着几个晚上的10点半左右都会接进一个来自悉尼的中年女人的电话，每次都要求打给达令港的警察局报警，内容都是控诉星光之城赌场骗人钱财，藏污纳垢，让警察赶紧去查封，并声明自己就站在赌场外面等警察到来。每次警察问明无人受到威胁和伤害都耐心劝说她回去，结果第二天同一时间，她又执著地打来。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能确信她是一个不甘心的赌徒，还是一个绝望的妻子或痛心的母亲，但每次一想到这个女人，心里就为她担心和难过。
诚然，澳洲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赌博是一种个人选择，把它当做娱乐的一部分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赌博当做人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拿出身家性命来赌，那么输掉的不但是自己的人生，还有身边最亲近的人。
澳洲的体育精神
嘉予从上学期开始参加了学校的6、7年级的篮球队，每周训练一次，并和不同的学校打比赛，教练费和场地费一次共5澳元，教练还负责接送。今天听说要和一个冠军队比赛，我决定去看看。嘉予说，妈妈，你就别去了，我们一定会输得很惨的。我安慰他说，没关系，只要你们尽力了就行。
到了之后，才发现是正规的体育馆，好几场篮球比赛正在进行，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到了之后由教练讲解运动要领并让他们投篮热身，几分钟后比赛就开始了。原来主要是通过实战来训练。我很少看篮球赛，但因为9号球员是自己儿子，就看得十分专心，这才发现这种级别的比赛竟然也可以紧张和扣人心弦。对方是一所男子私立学校，确实有冠军队的水准，有几个孩子又高又挺拔，跑动、控球、投篮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简直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一看就是运动员的胚子。再看嘉予他们队，是男女混合队，而且高矮胖瘦参差不齐，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信心和投入的程度。而且我发现孩子们的心态很好，嘉予有两次拿到球投篮，但都打在篮筐上没进，队友们只是发出一些惋惜的声音，没有丝毫埋怨。因为双方实力悬殊，最后他们以14∶25落败，但双方的孩子们还是高高兴兴地击掌道再见。教练走过来问我喜不喜欢这场比赛，我笑着说很好，只可惜没赢。教练说，只要孩子们“having fun”（觉得快乐）就好。我想了想，真的是这样，我们从小到大都把输赢成败看得太重要，却忘了去享受其中努力的过程，以至于总是活在压力和别人的期望中。可是你看澳洲人，他们把学习成绩看得并不重，却把孩子培养得彬彬有礼，懂得关心，习惯分享，善于运动。嘉予每次得到老师表扬，都会得到同学们的由衷赞美和祝贺。他和一个叫Tylor的女同学闹脾气，在skype上向别的同学抱怨她不讲道理，结果另一个女孩子安慰他说，别太在意，可能Tylor那天正好有什么事情不顺心呢。我看了这样的对话，心里十分感慨，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有这样从他人角度设想的胸襟，而且知道怎么样正面地安慰朋友，这样的成熟表现在仅仅关注成绩的教育体制下是很难看到的。再看我所接触的澳洲社会上的年轻一族，不管是读过大学的还是技校毕业的，不管他们的外表是多么的另类和非主流，工作起来都是一丝不苟，在服务客户时往往表现出中国年轻人少有的真诚、耐心和温暖笑容。
对澳洲人来说，运动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小学生每天都有体育课，每年夏季还有一个星期专门进行游泳训练，由游泳馆的专业教练教授理论、救生知识和游泳技能。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足球场、橄榄球场、网球场和板球场，就连市中心都能在晚上辟出一块场地让人们练沙滩排球。正是因为这个健身加娱乐而非竞技的全民运动理念，仅有2 000多万人口的澳洲才可能在历届奥运会中有不俗表现。
中国有句俗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如果我们在生活和教育子女上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顺其自然，会不会到头来更快乐更有成就感呢？
打开孩子的心扉
一个11年级的公立学校女生因为课间休息时被恶作剧的同学关在门外两分钟，一怒之下踢碎了教室的玻璃门，学校决定给予3天的停学处分。分管11年级的学校经理兼协调员请我过去给不谙英文的孩子父母打个电话，以告知这一情况。电话没人接，但我见到了那个孩子，长得像个男孩子似的粗粗壮壮，一脸的“I don't care（我不在乎）”和桀骜不驯。经理问起她父母得知此事后会如何反应，会生气还是失望，她头也不抬地回答“I don't know！”说话时嘴巴都懒得张开，我们要仔细听才能从她不情愿的含糊发音中听出她说的是什么。经理问她，你是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她毫无愧色地说是。又问她上学期的成绩报告单父母看了怎么说，她耸耸肩说，父母没看到，因为她忘了给他们了。经理轻叹了一口气，说，我相信你并不是忘了，而是有些东西不想让他们看，是吗？她漠然地看了经理一眼，不说是，也不否定。经理诚恳地说，我能看出昨天的事你已经后悔了，如果再回到当时的情形，你一定不会这么做。女孩听了这话，脸上有所触动，微微点了点头。经理对她说，本来像这种情况，应该停学5天的，但因为她在几个小时之后主动承认是自己做的，所以只停学三天。学校今天腾出一间办公室给她在里面看书、做作业，由经理负责监督，有午饭和课间休息，但和其他孩子的时间错开。明后两天就不用到学校。但如果她觉得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可以到学校来继续“internal suspension”（内部停学）。女孩说，她宁可到学校来。
经理离开房间去复印文件，本来这样的反叛孩子我并没有兴趣和她交流，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开口问了她一句，“在家说中文吗？”她说是。我奇怪地发现，她说中文时声音很好听，像个女孩子，完全不像说英文时语气那么叛逆。我动了恻隐之心，问她，“爸爸知道了会打你吗？”她抬起头看我一眼，眼神有几分无助和可怜兮兮，“爸爸可能不会，但妈妈会！”我的心痛了一下，忍不住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膀，“那你和爸爸妈妈好好说，认个错，好不好？”她眼睛红了，顺从地点点头。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孩子并不像我当初想的那样刀枪不入，于是趁势说，“下次发脾气时记得想想后果，要知道冲动是魔鬼，你以后还会遇见很多让你生气的事情，一定要学会控制愤怒。”她的表情完全软化了，哭着说，“可是她们不让我进来，还笑我！”我拍拍她，“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那你现在这个样子，她们不是更会笑话你？”她抽泣地点点头。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我能帮她的只有这么多。但欣慰的是，她虽然在某方面是个问题孩子，却还绝对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只希望她的父母能对她多一些耐心和关爱，学会聆听并与她交谈。记得看过一篇文章，青春期是父母能教育孩子的最后机会，如果没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父母的教养权利就过期了。愿与所有父母共勉。
澳洲，一个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
在澳洲做翻译这么些年，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澳洲是一个真正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对一个劳动力紧缺的国家而言，澳洲在弱势人群上投入的人力财力有时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我昨天去Carers SA（南澳照顾者支持机构），因为社区护士推荐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妻子去见心理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说，在中国时曾是大学教师的丈夫现在每天不到中午不起床，女儿刚一出世就时时表现出厌恶，发脾气的时候甚至打这个如今只有一岁多的婴儿，还总是一个人大声的自言自语，和某个不存在的人义正词严地辩论，吓得全家人都不敢说话，而且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丈夫时刻不能忍受妻子不在身边，几乎寸步不离，她最后感到，哪怕有一分钟他不在旁边，自己就轻松得像过年一样。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以至于妻子现在也患上了轻度抑郁和重度焦虑症，总担心家里要发生这样那样的意外，夜里要起来好几次检查各个房间，整晚不能睡觉，心力交瘁。心理医生的回答相当有智慧，当得知女人比丈夫大六岁时，她幽默地说她是“cradle snatcher（摇篮绑架者，英文中特指女大男小的关系）”，而且“绑架”的还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然后解释说，抑郁症是一种自私的病，患者只考虑自身的需求，别的什么都看不到。看见女人频频点头，医生继续分析道，你的焦虑是因为生活中太多不如意把你的心填满了，你觉得再也不能承受任何一件意外或变故，所以时刻保持警惕，想完全掌控所有局面，以防止事情变坏。你这种高度焦虑的情况我们称之为“战区反应”，就像一个处在交战的战区的士兵，高度警觉，时刻等待下一个炸弹爆炸。如此风趣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理性的分析，令一直愁眉紧锁的女人也展颜一笑。我环顾着这间布置得温馨奢华，专门让患者倾诉心事的房间，古老的吊灯，若有若无的印度香，淡紫色的干花，让人深陷下去的柔软沙发，以及考究的浅褐色羔羊毛靠垫，再加上一个专注聆听，眼神中充满智慧和理解的专业心理医生，有什么心结是不能解开的呢？而这样的服务是完全免费的，不光如此，全职照顾家中病人的人还有权得到政府的照顾者津贴，以维持生活，因为政府认为由于你的照顾，而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就从此对你不闻不问了，恰恰相反，家中只要有需要人长年照顾的残疾人或病人，社区都有不同的机构会介入进来给予各种帮助，小到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超市购物券，为没有车又行动不便的人提供出租车票，为尿失禁者提供免费成人尿片，为腿脚不好的人在家里安装扶手、栏杆，提供淋浴用座椅；大到派人上门做清洁，做饭，代为购物或照顾孩子。而且，考虑到照顾者长期处于压力中，社区会定期提供喘息服务（Respite），比如说带被照顾者外出参加一些活动，甚至度假，以便让照顾者得到短暂的舒缓和休息。抑郁症患者的妻子就说，社区下周要组织抑郁症病人出去玩两天，带他们钓鱼捉螃蟹，还住在外面，每个人都有社工、心理辅导员等三四个人照顾，可是我劝他去，他怎么都不愿意，说他就喜欢待在家里。心理医生说，你告诉他，他应该去，不是要他度假，而是你需要一个假期，我们都知道照顾一个抑郁症病人是多么不容易。
这就是澳洲，一个让弱势群体感觉到备受关爱的地方。这样的社会让每个人都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努力工作，享受生活，因为一旦有一天你老去，身体孱弱，你知道这个社会不会把你遗弃，只会将你照顾得更好。
玫瑰之州
“玫瑰，玫瑰，到处都是玫瑰”，这是阿德莱德植物园的玫瑰园里一块铭牌上的字句。确实，每年9月以后的阿德莱德，大街小巷都开满了玫瑰，不愧为“玫瑰之州”。
我知道南澳玫瑰之州的这个别称还是几年前从路上的车牌看到的。澳洲的汽车车牌很有意思，每个州都有一句体现本州特色的标语印在车牌上，而且还时有变化。如新南威尔士就是“第一个州”，因为新州是澳洲开发最早的州；维多利亚州骄傲地称自己为“你该去的地方”和“花园之州”；阳光充沛的昆士兰以“阳光之州”而名副其实，它还曾用过“美丽的一天，完美的第二天”这样艺术性的标语；曾掀起澳洲淘金潮的西澳曾不失时机地称自己是“金色之州”，而以自然原始风光而独树一帜的塔斯马尼亚恰如其分地叫做“自然之州”；粗犷本色的北领地是“内陆澳洲”，也叫做“永不永不”（让人想到神奇的“永不岛”）；首都堪培拉所在的ACT毫无悬念地称自己为“澳洲的心脏”和“感受权力”。而南澳的标语是最多的，有“葡萄酒之州”，因为南澳的葡萄酒年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年出口量占全国的60％，而且澳洲所有主要的葡萄酒企业都在南澳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南澳是名副其实的“节日之州”，因为每年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节日，德国民俗节、阿德莱德艺术节、巴罗莎艺术节、阿德莱德一级方程式汽车赛，还有街头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澳亚艺术节，以及各个移民国家的民族节日。每逢中国的元宵节和中秋节，阿德莱德市中心的河滨公园都有政府组织的文艺演出。南澳是“国防之州”，其国防地位不可小觑，世界级国防武器测试区的伍默拉军事禁区就位于南澳，而总部设在南澳的澳大利亚潜艇公司去年与澳洲国防部签署了价值60亿澳元的海军防空驱逐舰合同，更将大大增加南澳国防相关企业及国防从业人员的数量。南澳还是“电子之州”，因为这里是澳洲电子产品和电气设备的主要产区。
南澳还曾有一个别名叫“创意之州”，但昆士兰人不乐意了，他们本想叫“创意之州”，但因为被南澳占了先，只好改为“聪明之州”，有一个不服气的昆士兰人在网上说，南澳这个“创意之州”的名字已经被它太多的其他名字掩盖住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给我们呢？
不过说心里话，我还是更喜欢“玫瑰之州”这个美丽的别称，怒放的玫瑰就像这座单纯热情而美丽的城市，教会你享受生活，珍惜今天。就像玫瑰园的铭牌上那首诗所写的：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
及时采撷你的花蕾
Old time is still a-flying
旧时光一去不回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今日尚在微笑的花朵
Tomorrow will be dying
明天便在风中枯萎
撞车之后
在停车场倒车的时候发现不远处有一辆车刚从车位倒出来，而且继续朝我的方向倒车准备掉头，于是我停住等他，却发现他离我的车越来越近，而且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赶紧换成前进挡准备开回车位以避开它，却听见砰的一声，已经被撞上了。恼火地下了车走过去，看见开车的老头子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正打算开车离开，我冲他喊，“喂，你撞了我的车了！”他这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不高兴地下车来看了一眼，“我撞了你了？我在倒车，是你撞了我吧？”英文很差，脾气很大。我气不打一处来，竟然碰上一个不讲理的，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试图跟他解释，我停在那里等他倒车，结果被他的车撞上。他用很难懂的欧洲口音的英文强硬地说：“那是你没看见我撞上来的！”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碰上横的不讲理的人就说不出话，而且如果对方英文很好，我就说得越发好，对方的英文如果很烂，我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他拉下水。我看他的样子很老，虽然很凶，估计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就对他说：“你在这儿别走，我打电话报警。”其实我并不想报警，因为这种无人受伤、车能开走的情况下警察是不会来的，反而耽误我的时间。我只想打电话给老公求助，把这个难啃的骨头交给他。谁知道，电话响了始终无人接听，想必又处于人机分离状态。有几个越南人走过，漠然地看看我，又来了几个黑人，走过去之后很肯定地说，她撞了人家的车了。被他们这么一说，我都疑惑了，难道真的是错在我？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对澳洲年轻人走过来，男的一看就是体力劳动者，又高又胖，穿一件很旧的汗衫，女孩瘦骨嶙峋，手臂上还有文身，看见这种人我一般是敬而远之，何况这个区治安又出名地不好，于是我低下头避开他们的目光，谁知那个男人指着身后的楼顶说，那上面有摄像头，你可以让购物中心把监控录像调出来。我点点头谢谢他，心想，实在不行只有这样了。那两个年轻人向老头儿走过去，然后我听见那个男人说：“是你撞了她的车，我看得很清楚。”我立刻振作起来，敢情他们是来主持公道的！我快步走过去，小心地问他：“你看到了？”他肯定地点点头，“那你愿意做我的目击证人，我是说，如果我的保险公司要调查取证的话？”他憨憨地一笑，“我愿意，我叫丹尼尔。”谢天谢地！感觉有人撑腰，我的胆子大了起来，对老头说：“请把你的驾照给我。”老头冲我一翻眼睛，“凭什么？你又不是警察！”丹尼尔马上斥责他：“你撞了车，要给对方你的驾照信息，这是常识懂不懂？”老头很不情愿地拿出驾照，我一看，姓什么诺维奇，估计是波黑或塞尔维亚的移民，再一看，1925年生的！88岁了！难怪老眼昏花。我在抄驾照信息的时候，丹尼尔把车牌号和型号、颜色一一报给我，还拿出手机看一眼，告诉我事发时间。一边还教训老头说，你撞了车，不下来解决问题，还准备开走，过分了吧？老头说，关你什么事，赶紧走吧！丹尼尔看看我，“我要确保她的安全。”我心里一阵感动，而且一个人确实势单力孤，于是我诚恳地说：“请先不要走。”丹尼尔胜利地看老头一眼，核对过我抄下来的信息之后又在纸上留下了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临走之前还叮嘱我，最好到警察局备个案，可以作为证据。
回去后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得知停车场发生的撞车属于复杂的，双方责任较难界定的，我庆幸有了丹尼尔这么一个目击证人的热心帮忙，让事情变得相对容易；我也惭愧一开始因为他们的外表而心存偏见；我还感动澳洲这些乍一看并不靠谱的年轻人关键时刻古道热肠，而且处理问题成熟老练，关注细节。我更心有余悸地发现澳洲驾车年龄并无上限，只是75岁以上的人需要带上医生证明即可。
在澳洲过万圣节
以前一直以为万圣节是美国人的专利，所以每年的10月31日就都让它平淡地过去了。可去年跟着嘉予在他们学校附近的几条街玩万圣节特有的讨糖果游戏“Trick or Treat”（恶作剧还是款待，系万圣节传统，即孩子们装扮成鬼怪的样子挨家挨户要糖果，如果不给糖果就要恶作剧），我才发现，澳洲万圣节的气氛也很浓郁，今年更加如此。
嘉予因为大了，不愿意我们再跟着他，早早自己打扮成滴血的僵尸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们带着予施去附近的街区要糖。虽然给他准备了巫师的袍子和帽子，无奈他怎么也不肯装扮，只愿拿着装糖果的小桶。于是每到一家，我只好向别人解释为什么他没有装扮，友善的澳洲人看着予施年纪小都不以为意，而且慷慨地把成把的糖果放进他的小桶。因为去年去过，今年就有了经验，只要是门前挂了南瓜或者是南瓜颜色的气球、骷髅、蜘蛛、僵尸，或者写上“Happy Halloween（万圣节快乐）”，或者写上“Zombie crossing（僵尸通过）”之类的人家，都可以放心地过去敲门。然后你就会看见一家老小，有男有女热情地拿着糖果罐出来让孩子们选，糖果的种类十分丰富，除了棒棒糖、巧克力等孩子们爱吃的之外，还有很多万圣节特有的糖果，比如做成眼珠、假牙等恐怖形状的。
令人兴奋的是，平时连人都很少见到的安静的小区一下子热闹起来，不时看见一群群样子奇特五颜六色的大人孩子走过，路上碰见嘉予同学的妈妈，戴着橘色的假发，背上还背着两个绿色的翅膀，和我打招呼时我一时都没认出来。又看见一群眼睛或嘴角滴着血的女孩子嘻嘻哈哈走过，其中一个惊喜地说，“这是Ben的小弟弟吧？”我才发现都是嘉予班上的同学。路过的车辆看见我们都会慢下来，然后车里人快乐地叫出一声，万圣节快乐！
有一家篱笆上缠着纱布做成的蜘蛛网的院子里坐着三个又高又壮的男人，面前的桌子上放满了糖果和装饰用的小南瓜。我笑着问他们，你们怎么没打扮？其中一个男人指着桌上几个鬼的面具说，我们刚刚还戴着面具在街角吓唬一帮孩子们来着，引得他们不断尖叫。然后问我，你怎么不打扮？我说，我打扮了。他奇怪地看着我，那你打扮的是什么？我笑着说，巫婆啊！他故作惊讶地问，“那你的扫帚呢？”我故作神秘地说，中国的巫婆根本不需要扫帚。说完和他们一起大笑。还有一家，刚敲了门，就走出来一个穿着优雅黑色长裙的女子和一只小狗兴奋得到处去嗅，女主人一边给孩子们发糖果一边幽默地说，“我是恶作剧，它才是款待。”快回到家的时候猛然发现有一家布置得最有气氛，树上挂满了骷髅，墙上爬着黑色的蜘蛛，门前一具尸体，路上散落着大脑、断手，连门铃都发出恐怖的鬼叫声，一开门，英俊的男主人一身染了血的白袍令人忍俊不禁。同行的男孩子们惊呼，“This is the best looking house！（这是最漂亮的一所房子！）”旁边的一户人家，一家四口都微笑地等在门口，负责给予施糖果的竟然是一个只有20个月大的孩子，看他认真地拿了一个糖果给比他高出一个头的予施，真是可爱至极。
今天白天曾和一个在诊所工作的澳洲女孩聊天，她告诉我，我们小时候澳洲人还不怎么庆祝万圣节，妈妈带着我们去要糖果，邻居很尴尬地说，对不起，没有准备，要不给你们钱好不好。妈妈赶紧说不可以，结果我们回去之后都埋怨妈妈。
我以前不理解万圣节有什么好玩，亲身经历后我体会到，这是一个无拘无束，释放童心的节日，问不认识的人要糖果，仿佛让人回到很久以前那个亲切淳朴的年代，真好！如果你来澳洲之后还没有过过万圣节，那么明年一定要带着孩子问邻里要糖果，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快乐，而且，要到的糖果可以开一个小型的糖果店！
你有什么理由不快乐？
从家庭法院出来，阳光很好地照着，可是我发现我快乐不起来。刚给一对申请离婚的夫妻翻译过，而且因为他们的案子排在最后，我不得不坐在法庭里从头到尾听了十几起离婚案。看着不同年纪、种族的夫妻在法官和陌生人面前毫不留情地指责对方的不是，相互之间那种陌生赛过路人，冷漠超过仇人的眼神和语气，让我的心纠结着，怎么也放不开。
法院门口站着一个十分年轻的女孩，手里捧着一个盒子，灿烂地笑着对我说，“你想挑一个免费的赞美吗？”我向盒子里一看，是很多写着字的细长纸条，便无可无不可地随手拿了一张递给她。她看了一眼，惊喜地对我说，“说得太对了，你有着美丽的微笑！”我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一个来自陌生人的刻意赞美，却不经意点亮了抑郁的心情，是啊，你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
慢慢地，我发现澳洲的很多公共场所都有一些刻意让你快乐的东西。皇家医院大厅里有一张桌子摆满了各种疾病护理常识的小册子，角落里就是一个小盒子，上面写着“挑一则笑话吧。”医院确实是最需要笑话的地方，所以我只要路过，就会停下来，看一个笑话再离开。其中一个笑话说，如果系鞋带需要有60的智商，为什么有那么多澳洲人穿人字拖？还有一个是：为什么耶稣没有诞生在悉尼？因为人们找不到三个智者和一个处女。这些自嘲真是绝了。
图书馆的杂志架旁边也有这样一个装着赞美和睿智话语的盒子，比如：你是我们社区宝贵的财富；感谢你让我们的图书馆更美丽；以及：预计到问题，并把它们连同早餐一起吃下去。连职业介绍所的墙上都贴着漫画，上面写着“没有欢笑的一天是浪费掉的一天。”
心情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既然我们能为了一件小小的不快沮丧或低落，我们也同样能因为一个真诚的赞美而笑逐颜开。这就是为什么澳洲人见面时要问一句“你好不好？”分手时要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或“享受今天余下的时光”，因为在澳洲人看来，快乐的心情很重要，它决定你每一天的质量，而且每个人都愿意把这个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
什么样的教育才算成功
以下是我亲历的几个小故事，与大家分享。
（一）我的家庭医生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五十多岁的爱尔兰人，有着典型的爱尔兰人的绿眼睛和爽快性格。她自己和我说，她是个话匣子，确实领教了，因为每次看病过程中她都爱和我聊天，而那有点古怪的爱尔兰口音所散发出来的热情确实令人着迷。所以当她告诉我他的大儿子迈克尔三年前医学院毕业后自愿前往斯里兰卡的小村庄给村民看病，并志愿将来加入飞行眼科医院，为贫困国家的人们治疗眼疾时，我在肃然起敬的同时并没有太多惊讶，因为从他单纯热情的母亲身上我可以想见到一个身怀悲悯之心的大男孩。但我的医生告诉我，迈克尔小的时候十分顽劣，因为母亲是家庭医生，父亲是专科医生，一对工作狂，根本没时间管他。她也奇怪这孩子突然之间变得成熟懂事，心怀天下，而我的理解是，言传身教背后潜移默化的力量，有着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医者情怀的家庭，走出来这样一个仁心仁术的年轻医生，是惊喜也是必然。
（二）在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见到了一个叫做杰瑞的中国男孩，在阿德莱德的一所私立学校读8年级。忧心忡忡的父母告诉心理医生说，杰瑞从两年前就不愿上学，每天早上上学前就会难受，呕吐，如果同意他不去上学，他不到5分钟就活蹦乱跳地玩起电脑，什么毛病都没了。如果一定要他去上学，那么他在学校里也会告诉老师说头晕，想吐，结果早早就回来了。杰瑞的父亲是个生意做得很大的成功商人，每个月都往返于中国和澳洲之间，他痛心疾首地对医生说，“我们一直都是望子成龙，所以从小给他上最好的幼儿园，每年回国度假时还给他请物理和数学家教辅导他，可能是因为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现在竟然连学都不愿上了。”医生细心地问了一句，“他小时候上学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父亲想了一下，不太确定地说，“他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只要当天有游泳课，他就一直哭，不愿去。因为第一次他不敢游泳，是老师把他踹到水里去的。”医生若有所思地说，“学游泳时，有的孩子因为被踢到水里，从此学会了游泳，而有的孩子从此学会了恐惧，而这种恐惧有时候能伴随一生。在澳洲，我们主张学习是放松的，快乐的，而不是强迫的，如果孩子在学某样东西的时候让他感到不自在，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再学了。”学校的辅导员在一旁点头说，“我们已经和杰瑞谈过，让他逐渐地回到学校，我问了，他不反对上数学课，所以我们就先试着让他目前只上数学课。”
学习应该是快乐的体验，可是对中国的孩子和中国的父母来说，这句话是多么的苍白、奢侈而不靠谱。讽刺的是，我们为了孩子能接受自由的教育而漂洋过海，却又在远离故土的地球另一端把孩子送进各式各样的辅导班。反对如此教育理念的我也发现自己无奈地不能免俗，悲哀且惭愧！
（三）在医院诊室陪一位病人做检查，妇科医生一边等着护士准备器具一边和她聊天，“我女儿刚买了一辆车。”护士笑着说，“那太好了，克莱尔终于有自己的车了。是一辆什么车？”“噢，不是什么太好的车，一辆2003款的现代，二手的。”“你帮她出的钱？”“不是！”医生骄傲地说，“她工作一年自己有了一点积蓄，她出了一大部分，不够的地方我做了一点贡献，为此她非常开心，昨天逛街时还请我喝咖啡了呢！”护士由衷地说，“真好！”
我也想说，真好！一个年薪至少四五十万澳币的专科医生，只鼓励孩子买价值最多几千澳元的二手车，而自己只资助一小部分，孩子丝毫没有抱怨，只有感激，因为他们深知父母的钱不是自己的钱。可见，啃老族是被“老”纵容出来的一族，这样的因必然结出这样的果。
你到了74岁打算怎样生活
此文写给我新结识的74岁的忘年交玛格丽特和我所有热爱生活的朋友。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站在袋鼠岛一家餐厅的露台上，准备拍下对面的大海。一位端着酒杯的老太太走过来满脸笑意地对我说，“你要我帮你拍一张吗，亲爱的？”我笑着把手机递给她，显然没用过iPhone的她认真地问了我如何拍照之后就给我照了起来，然后有点孩子气地笑着对我说，“我拍了10张，你选一张最好的。”她说话时那种快乐自信的口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染力，我忍不住打量起她来，娇小的身材，清秀的五官，看得出当年一定是个美人。身上一件得体的粉色夹克，浅灰色镶粉的鸭舌帽，脚上一双小巧的粉色运动鞋，手中还握着半杯琥珀色的酒。我忍不住问起她，“介意告诉我您多大了吗？”她干脆地说，“一点也不介意！我今年七十四！”想着我的妈妈年轻时也被人称作美人，可中年之后就基本上与粉色或任何娇嫩颜色的服饰绝缘了，而中国的绝大多数女性过了50岁似乎就再也不敢或懒得打扮自己，有时睡衣拖鞋就出门了，在家里时也是省吃俭用，任劳任怨，为了儿女和孙辈尽心竭力，却不曾想到自己也有一个人生。把我的感慨告诉玛格丽特，她立刻举起酒杯说，“为了中国妈妈们的健康快乐！”然后对我说，“告诉你的妈妈，亲爱的，人生多美！为自己而活！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开着我的‘移动的家’（一种小型房车）走遍了澳洲，这个国家就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每当我度假度够了，就给我的中介打电话，问‘你们需要我工作吗？’顺便说一句，我有着50年的注册护士经验，于是中介就告诉我，现在有三份老人院的工作等着我，一个在西澳，一个在维多利亚，一个在昆士兰。我就从中挑一个想去的地方，计划一下行程，告诉他们我需要一周或者10天到达，然后他们就替我安排住宿以及支付我的汽油费，而且薪酬也很高，因为澳洲的注册护士十分紧缺，何况我16岁就开始做见习护士，有很多经验。”
这样多彩的生活和一个早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的老人，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玛格丽特接着说，“每当我在老人院看到那些浑身病痛，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我就为他们难过。所以我享受我的每一天，这样哪怕第二天我就死了，也毫无遗憾。”看我盯着她的酒，她把酒杯递过来，“要不要尝一点我的Bacardi（百加得：一种类似于朗姆酒的烈酒）？放心，我很干净的。”我好奇地尝了一口，确实味道清甜又浓烈，再给海风一吹，竟有种微醺的感觉，真是好享受！道别时，凝视着玛格丽特墨镜下带着笑的温柔眼睛，我走过去给她一个拥抱，她的腰背挺直，拥抱温暖而有力，身上还散发出优雅的香水味，真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
吃饭时，玛格丽特特意走到我这一桌，递给我一张写着她联系方式的便笺纸，并让我看她相机里的房车照片。过一会儿，看她起身准备离开，我赶紧挥手和她说再见，她笑着冲我说，“我去抽根烟，马上回来！”同桌的人都笑了，这个活得如此潇洒的老太太！到了74岁还有这样健朗的身体、无尽的活力、不老的童心和享受人生的心态，那么此生才不算虚度。我会努力，也希望每一个我珍视和珍视我的朋友努力，因为到了那一天大家还能一起闲聊调侃，对饮同游，那么这样的人生该多么有滋味！
恐龙生日会
予施在幼儿园的小伙伴Serena过5岁生日，请我们去公园参加生日会。予施说，Serena最爱恐龙，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套恐龙列车的玩具。到了之后发现，小寿星喜爱恐龙果然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因为所有孩子送的都是与恐龙有关的玩具、书籍、衣服等等，而今天的生日会也应景地叫做“Dino Party”（恐龙派对）。Serena打扮很潮的外祖母特地在网上下载了剑龙的图片，烤了一个惟妙惟肖的蓝色剑龙蛋糕，令人大开眼界。
每次参加澳洲孩子的生日会，我都能体会到澳洲父母在孩子身上所花的心思，他们不溺爱孩子，但绝对舍得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再小的孩子的生日，家长都会郑重其事地计划周详。嘉予一年级时参加的一个同学的生日会是以足球为主题的，因为小寿星爱踢足球，所以受邀孩子们都要求以足球运动员的打扮亮相，父母和祖父母精心准备了几个足球方面的游戏，最后每个人还得到一个装有各种足球形状玩具和巧克力的Party bag。这样的生日会花钱不多，一般都在家里或公园举行，主人准备一些零食、饮料、水果、点心，让孩子们随时过来吃，但关键是他们都会设计几个游戏让每个孩子都能参与进来，并乐在其中，让每年一度的生日成为快乐的童年回忆。
今天的一个游戏是让所有的孩子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传递一个层层包裹的报纸包，孩子母亲的同事负责在一旁放音乐，音乐一停，那么正好拿着报纸包的孩子就撕开第一层报纸。予施正巧成为这第一个，不明所以的他在嘉予的帮助下撕开报纸，发现背后粘着一块巧克力，所有孩子的眼睛都亮了。于是当报纸包传到Serena手中的时候，虽然音乐没停，他却不往下传了，而是自顾自地开始撕包装，在大家的哄笑中，他心满意足地也得到了一块巧克力。而比他小一岁多的予施在吃完那块巧克力之后再也不肯把纸包传下去，幸而坐在旁边的嘉予坚持递给旁边的孩子才作罢。在所有的孩子都得到巧克力之后纸包又再次传到予施手中，嘉予赶紧拿过去递给他左边的孩子，予施又去抢回来，正在这时，音乐停了，予施赶紧手忙脚乱地把报纸撕开，里面是一层红色的礼物包装纸，再撕开一看，是一盒水彩笔和着色书，孩子们都羡慕地叫起来，予施更是一脸的自豪。
嘉予原本以为他会度过一个很无聊的下午，因为同龄的孩子几乎没有，可是有两个小孩子的父亲让他加入他们打板球，并一直耐心地陪着打得不太好的嘉予玩得满头大汗。嘉予还加入这帮四五岁大的孩子中间，一起玩蒙上眼睛给恐龙贴尾巴的游戏，其他孩子蒙上眼睛之后要转两圈，再把尾巴贴在恐龙身上，大人们一致要求嘉予转四圈，嘉予也欣然同意。
最后，孩子的外祖父在凉亭里挂上一个圆圆扁扁的像纸灯笼一样的东西，告诉我这叫做Pinata，是一种源于墨西哥的游戏。Pinata里面装满了糖果，孩子们见了一起围过来击打，然后糖果就哗啦啦地落了一地。每个孩子都按照嘱咐挑了三包糖果，欢呼地跑开了。告别时，每个孩子还从Serena手里得到一包装有文具、糖果和一只恐龙玩具的party bag。
我和Serena的妈妈莎拉聊天时知道，他们全家，以及Serena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小姨为了这个生日会准备了一个晚上，包括在厨房的地上给那幅需要贴上尾巴的恐龙涂颜色。她还请了两位同事过来帮忙放音乐和招呼客人。看他们如此慎重地对待孩子的生日，很有感触，我们小时候的生日就是吃长寿面，稍大一点会有蛋糕吃和来自父母的礼物，但从不曾有过什么生日会。如今来到了澳洲才意识到澳洲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为孩子庆祝生日，很有心意，也很有意义。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我们，要完全融入主流社会谈何容易，但最起码，我们要学着主流社会的澳洲人，为孩子们准备几次让他们开心而难忘的澳洲式的生日会，让他们的童年没有遗憾。
解读澳洲小学的成绩报告单
看了嘉予的年终成绩报告单，发现有一项挺有意思，就是社会技能/达成目标这个方面。所谓达成目标，它的原文是Program Achieve，指的是教会学生如何设定可达到的目标，从而在学校和生活中更加快乐。这门课程的重点是告诉学生，要改变自己的情感或行为，需要先改变自己的想法。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自信，敢于接受挑战，负责任地承担风险，有合作精神，遵循规则，管理时间，为自己的作业感到自豪，懂得寻求帮助。还有一个评判方面就是反弹力（可以大致理解为抗压能力），即如何从挫折中反弹，愿意从错误中学习，不要漠视别人的意见，以及控制愤怒和沮丧的情绪。这样的一种训练从5岁的学前班小朋友开始，这也是我对澳洲教育欣赏和钦佩的地方。尽管他们不培养学生的心算能力，复杂一点的数学题会注明可以使用计算器；嘉予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高兴地说，他们班数学最不好的Jaden终于可以数到一百了；他们也从不要求孩子背诵诗歌和名家的文章，可写出来的文章一样有理有据，而且他用的一些词汇我有时都要查查字典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两年前他被学校的大孩子欺负，回来哭哭啼啼，我问他，要不要我去和老师谈谈，他想了想告诉我说，不用了，他自己解决，结果他和那个孩子成了朋友。他们班有两个轻度自闭症的孩子，没人歧视或嘲笑他们，嘉予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开始慢慢地和别人交往了。他上一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孩子得了一种专爱把各种异物放在嘴里的怪病，于是老师带领孩子们准备了一个玻璃瓶，里面放上各种干净的不具危险性的小物件放在教室里供他咀嚼，同样，没有孩子觉得他怪异，也没有其他孩子故意去碰他那个瓶子。
家乡有一个刚考上大学的孩子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觉得大学学不到什么有用的，毕业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很迷惘，不想念了。我把这个难题交给嘉予，想了解他的想法，他的回答是，要上大学，而且要“make the most of it（尽可能的从中获得）”。
看了班级老师在最后写的评语，只有两句谈到成绩，另外一半篇幅是说喜欢嘉予幽默机智的天性，以及他的幽默感让他在同伴中很受欢迎。由此可见，在澳洲的教育者看来，一个人的幽默感、快乐性情和受欢迎程度是和成绩同样重要，甚至比成绩更为重要的品质。
我所见到的澳洲富豪
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南澳一家能源公司的CEO Peter，身为科学家的他被同行称为天才，因为他所研发的地下煤制油技术是一项了不起的专利，可以把地下的煤或页岩就地转化为油，这不仅可以把地底深层难以开发的低质煤变成更清洁的能源，还能把所生成的二氧化碳注回地底进行碳捕捉，达到净化环境的目的。
Peter乍一看长得就像爱因斯坦，一头凌乱的头发，浓密的胡须，穿着乔治阿玛尼西装的他告诉我，最不喜欢穿的就是西装。因为和中国有合作关系，他过去三年内每两个月就去中国呆上两个星期，所以俨然是个中国通。他说他喜欢川菜，北京的川办餐厅是他的最爱，他认为在中国吃到的正宗中餐比澳洲唐人街的澳式中餐更能称之为美食。他在阿德莱德的“中国印象”餐馆点的几道菜连北京大学的客人都交口称赞，夸菜点得很地道。但是中国人在酒桌上的热情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他曾在河南平顶山被好客的东道主一连劝下25杯白酒，以至于酒量不俗的他到第二天仍宿醉未醒。看着他用筷子夹起一块滑溜的豆腐，我忍不住夸他，他满意地笑了，然后告诉我们，他上次一个人在北京一家餐馆用餐，正当他觉得自己筷子用得不错，沾沾自喜之际，一个不识趣的侍者殷勤地送来一副刀叉，让他顿觉受到侮辱，认为他这是“具有侵犯性的友善”。言语间的孩子气让人忘了他雄厚的财力和在澳洲矿业打拼24年的资深背景。当问起他有几个孩子时，他自豪地说，8个。大家打趣地说，看来你没让太太闲着。他笑着说，“也没让她太忙，因为有5个是我们领养的孤儿，都来自灾难一般的家庭，现在全部都读完了大学，有着不错的工作。”瞬时所有人静静地看着他，没有人说话。
告辞时，我对他说，“你用筷子的水平让我印象深刻。”他爽朗地大声笑着说，“我也认为这是我最大的优点。”Peter对北京的客人们说，他的理想是在赚钱的同时能做一些让自己感觉对的事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个富豪，也是第一次我看着一个富豪时脑中浮现出高尚两个字。
澳洲的寄养家庭
我是在几年前最初接触到Foster family（寄养家庭）这个概念的，当时在Families SA（南澳家庭部）给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中国单亲妈妈做翻译，因为她被人举报经常把自己三岁多的女儿放在家门口的游乐场独自玩，而被Families SA视作失职，于是不定期上门检查，并警告她，再发现有这样不称职的行为，就把她的女儿带走，交给一个寄养家庭。另有一次是电话翻译，一个四年级孩子的祖父兼监护人被Families SA告知，他不适合再当孩子的监护人，他们正在评估，准备把孩子送到寄养家庭一段时间，直到孩子的父母从中国过来。原因是祖父经常在孩子不好好完成作业的时候用扫帚打他，并屡屡告诫他，如果你不用功读书，长大就只能当清洁工。社工明确告诉老人，在澳洲，家长无权体罚孩子，更不可以向孩子灌输任何可能引发歧视的思想，这是不被容忍的，在这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清洁工也是一个值得每个人尊重的职业。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震惊，因为我们小学老师也时常用当清洁工这样的话来吓唬我们，可是到了澳洲，这样说无疑是不容于主流社会的，甚至还要面临骨肉分离的后果。
前两天，当我在Families SA看到一个泣不成声的母亲和悔恨不已的父亲时，我更深深体会到什么是“culture shock”（文化震撼）。这对夫妻的10岁孩子生性顽劣，不爱学习，而且竟然在父亲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偷拿了人家的钱，觉得颜面尽失的父亲一个耳光打过去，导致孩子的左耳听力受损，医院了解到情况后立即报警，父亲被警察带走，Families SA得到报告立刻介入，认为孩子不适合再生活在这样的暴力环境下，于是一出院就把他送到一户寄养家庭，6个月过去了，父母只能一周两次在社工的监视下和儿子见面半个小时。母亲几乎天天到家庭部来，百般乞求让孩子回家，却被告知孩子对父亲心存恐惧，不愿回家，他们必须尊重孩子的选择。社工坦率地告诉他们，孩子在寄养家庭过得很好，他自己说，寄养父母从不打骂他，作业不做也没事，所以他很开心。母亲听了，伤心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又急又气，连声骂，这个不成器的混账东西这下称心如意了，再没人管他了，什么多管闲事的澳洲政府，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因为不想给这个不幸的家庭招来更多的麻烦，当社工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时，我赶紧用别的话搪塞过去了。
我认识一对澳洲夫妻，受过良好教育，中产，在两个孩子十来岁之后通过了一系列的评估和培训后申请成为寄养家庭。一家人为了即将到来的新成员兴奋不已，小儿子唯一的担心是，如果寄养的是一个小女孩，会不会自己要不得不陪着看女孩子最爱的《爱探险的朵拉》。寄养的三岁小女孩因为父亲突然离家，母亲得了严重抑郁，无法再照顾她而来到新的临时家庭，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满满的亲情和宠爱。我的澳洲朋友对我说，我们知道寄养是一种情感上的冒险，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让某个人走进我们心里，又要看着他/她离开，因为寄养毕竟是暂时的。但我很欣慰我的孩子们因此而更富有同情心，明白不同人的需求，而且他们很自豪在他们这样的年纪时就能为别人提供帮助。
写到这里，我也十分纠结，我同情因为养育方法粗暴而导致骨肉分离的中国父母，因为“棍棒底下出孝子”虽然偏激，毕竟也是中国几代人笃信的哲学，却不料这样的家事到了视孩子福祉和权利为最大的澳洲竟成了罪过（当然，把孩子打伤，在哪里都是无法容忍的）。我也说不好，让父母健在的孩子远离家庭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对孩子的心灵是慰藉还是另一种无形的伤害，但对于被迫忍受骨肉分离的母亲无疑是抹不去的阴影和伤痛。对于承担寄养家庭责任的人们，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爱心以及回馈社会的责任感，他们用无私的付出安抚了很多失孤以及来自问题和破碎家庭的孩子，避免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我只是觉得，入乡随俗，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如果缺乏了对当地法律、文化、价值观甚至教育理念的应有理解，有时候真的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
看澳洲工人如何讨薪
今天的市地方法院看起来是欠债不还案子专场。女法官问分别为原告和被告的两位女性，“女士们，什么问题？”原告说，“我是她的会计师，她欠我2 200澳币的报税费用，迟迟不给。”被告说，“尽管我父亲有海外养老金，我也有海外投资，报税是复杂了一点，也不至于要这么多钱吧？”然后拿起一张账单明细递给书记官，“回一封邮件也收我44澳币！”原告不紧不慢地说，“法官阁下，我的费用当初就和她说得很清楚，工作每小时收费220澳币，所以回邮件需要这个数。”然后拿出开给客户的价目单的副本。被告沮丧地说，“有给过我吗？我好像没见过。”会计师指着上面的客户签名说，“这是你的签名吧？”被告对法官说，“我觉得她的收费高得过分了。”法官淡淡一笑，“法庭之外的事我管不了，但是现在的所有证据表明你是在清楚价格并同意的情况下让她报税，所以看来你只有认账了。至于她的职业行为是否得当，那要由会计师行业协会决定。”
相比之下，我的客户就没那么幸运了。将近60岁的东北大叔老朱一看就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他1984年就来到澳洲，在Holden汽车厂做了23年的电焊工，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裁员，他拿了雇主给的30万澳币的一次性补偿离开了。之后就自己开始做Gyprock（石膏板工），每天工作10小时，风雨无阻。老朱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即便在汽车厂工作期间，他下班后去餐馆打工，周末还去农场干活，他告诉我来澳洲之后从没申请过一次失业金。看过太多领着失业金还偷偷去打工的移民，而如今头发斑白的老朱却一直坚持靠力气挣钱，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可是去年年三十，一个同为中国人的包工头让他去一间中学做石膏板吊顶，老朱顶着40度的烈日工作了5天，却至今没拿到应得的1 600澳币工钱，打电话永远是关机。最后老朱找到了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欠澳洲工人的钱太不应该，一定要帮，于是免费帮他写诉状，搜集证据，可是每次开庭被告都不到，写信也不回；法庭也说，没办法找到他。后来律师查到他有两处房产，就请求法庭变卖被告的房产支付欠款。这一次对方立刻就写信给法庭，要求法官驳回该请求，说是一处房产已经卖掉，另一处是在他妻子名下，而且声称他与原告自2011年起就没有任何工作往来。老朱在律师的指点下又去查了房屋产权，证明房子确是被告和妻子联名的，于是信心满满地再次来到法院。法官告诉老朱，被告在信上说，他现在在黄金海岸工作，不能出庭，但是可以接电话。于是法官把号码报给书记官，可爱的老太太书记官捣鼓了半天大屏幕电话未果，只好用传统电话，结果发现线太短，距离我和法官都太远。随和的法官立刻拿出自己的草莓图案手机套的苹果5S，打开扬声器放在我面前，自己就站在我旁边和被告通话。要不是一直替老朱担着心，我都要被这轻松的气氛逗笑了。电话接通，狡猾的被告一口咬定没给老朱派过活，说没有合同。老朱急得不停地要把打印着来往手机短信和有用户签字的派工单递给法官看。法官看是看了，但觉得证据不足，无法做出判决，只好让被告在14天内提交一份抗辩给法庭，到时再做决断。
老朱苦着脸跟我说，我只会干活挣钱，也舍不得花，但不干活我又不知道干什么。我也不想打官司，就是觉得干了活别人不给钱还赖账心里气不过。我安慰他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过要有心理准备，在澳洲打官司就是一场持久战。看着笨嘴拙舌模样的老朱，想起能言善辩、振振有词的被告，我的直觉是，这场官司还有得打，只能期待法庭最终能还老实人一个公道。
澳洲人都去哪儿了？
我在韩国人开的美发店等着剪头发，无聊地盯着在越南人的美甲店做的指甲。电话响起，里面传来推销员摇头晃脑的印度英语。随便走进一家有机食品商店，店主毫无悬念地带着希腊口音和希腊式的棱角分明的面部线条。在路边咖啡店喝完咖啡离开，英俊的侍者笑容满面地对我说“Ciao！”。到了皇家医院，健谈的伊朗妇科医生在给病人检查的间隙热烈地和我讨论中国农历和波斯的太阳历历法。顺路去拜访中介，来自波兰的犹太女老板用深不见底的黑眼珠盯着我希望我今年能多做一些工作，因为她又成功地拿下了一些政府合同。到警察局协助做一份笔录，花了二十分钟才适应了负责问讯警官的浓浓苏格兰口音。路上接到钢琴老师的电话，说这个周末要回俄罗斯探望亲人，暂时不能给嘉予上课。来到福利部，正好看见一个阿拉伯人用英文大声地指责工作人员，“我是澳洲公民，为澳洲工作了10年，现在身体有病申请残疾津贴，你们为什么每次都拒绝？！”英国口音的工作人员冷冷地回应，“你说了几十次你是澳洲公民，你看看，这里有几个不是澳洲公民？不要用这种态度对我吼，我也是澳洲公民！”可是，真正的澳洲人，也就是澳洲人所说的“Aussie Aussie”，到底在哪儿呢？
澳洲是个小世界
家里来了两个装修工人在走廊上刷墙，有一句没一句的用某种欧洲语言聊天，好奇地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对方腼腆一笑，说波斯尼亚语，小国家，你可能没听过。我说，不就是前南斯拉夫的吗，挺有名的。两个人高兴地相视一笑，活儿干得更卖力了。看来，中学时学世界地理还是有道理的。在悉尼读书时，班上有一个金发女孩子和我们分在一个讨论组，自我介绍说来自Latvia，我在脑子里默默翻成中文才恍然大悟是拉脱维亚。来到南澳后，因为这里最大的两个移民社区是意大利和希腊，所以嘉予从学前班开始就学习希腊语，因为美丽的希腊语老师认为，东方人学习希腊语更容易。于是我每年母亲节都会收到嘉予用希腊语写给我的卡片，可惜除了阿尔法、伽马、欧米茄几个字母之外我其他一概不认识。家里装暖气的时候来了一个管子工，是第二代希腊移民，简单的一个活儿足足拖了三周，因为他总是要参加他遍布澳洲的cousins（我也不知道是堂兄、表兄，还是表弟、表妹）的婚礼，但希腊人的大家族和家族观念我早在《我的盛大希腊婚礼》这部电影中就领教了，所以也不以为意。后来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同为第二代希腊移民的导游，他告诉我，希腊男人好赌，所以他母亲在18岁那年被他父亲求婚时就约法三章他不许涉足赌场，结果他父亲一生再没踏入赌场一步。而他母亲，不但做的一手传统的美味希腊菜式，还有强烈的大家庭观念，有一次朋友狩猎送来一只野兔，她花了整整一天用祖传的烹饪手法精心炖到香气四溢，并打电话给他们在本市的所有亲戚，让大家务必来品尝。我的中介里有一个第二代意大利移民，他告诉我传统的意大利人最讲究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如果家里来了客人而家里不够干净，简直是太丢脸的一件事。他之前是面包房的糕点师，做的一手好面包，收入不菲，可惜突然得了怪病，才知道原来自己对面粉过敏，不得不改行，不过，意大利人也有浓厚的家庭观念，所以只要家里有人过生日或结婚周年纪念，他一定会吃下抗过敏药，然后亲手做蛋糕送上。予施幼儿园里有一个老师来自津巴布韦，有着非洲人的长腿、乐天精神和每次要在发廊呆上5个小时才编成的满头小辫子。她回故乡度了假回来明显气色红润了，原因是家里雇了佣人，她什么也不用做。我看过她全家的照片，有十几个孩子，看上去虽然快乐却绝不富裕，就问她请佣人贵不贵，她洒脱地一挥手，一点都不贵，我们国家里每个家庭都有佣人，连佣人家里都有更穷的人来帮佣。多么神奇的廉价劳动力！阿德莱德虽是个小地方，可也是个小世界，所以孩子们小小年纪就知道和不同的人和睦相处。我记得嘉予两岁的时候在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看到旁边站着一个黑人，就用手沾了一点唾沫在那个黑人的手上擦，试图把他擦干净，全车人都被逗乐了，包括那个黑人。可现在他在学校的朋友有塞尔维亚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荷兰人、乌克兰人、越南人、印度旁遮普省的人、德国和菲律宾混血、毛里求斯和澳洲混血，还有一些母语是意大利语和希腊语的孩子。他经常不无得意地抱怨说，因为他们整个学校一共只有三个中国孩子，所以他总是遭遇比他高大的女孩子把他当做宠物一样的拥抱。
流淌在你心里的河流
皇家医院的大厅一角有一个插着鼻管的老人用一种奇怪的乐器吹出悠扬的曲调，正是那首我最爱的《流淌在你心里的河流》。经过的人们都不由自主慢下了匆匆的脚步，驻足听上一会儿，旁边的休息区还有一些专注聆听的人们，流淌在整个大厅里的优美旋律映衬着人们因为这不期而至的音乐而变得温暖的面容。老人名叫Joe，之前是一个病人，现在是医院的义工，因为6年前肺部得了严重的疾病才在住院期间想到要学习这种称之为Irish tin whistle（爱尔兰锡哨）的乐器来锻炼自己的肺功能，然后在病友的支持下开始在病房演奏，还被邀请到本地电台进行录音。Joe告诉我，他的听众都是一些行色匆匆、因为自己患病、家人患病，甚至找不到车位等等窘况而处于紧张焦虑情绪之中的人们，但他的音乐让他们在聆听的十几分钟里获得内心的平和宁静，而这也让Joe的每一天充满了期待。
商婚
两年前，我在阿德莱德最大的生殖辅助中心曾为一对想要孩子的新婚夫妻翻译。丈夫25岁，上海留学生；妻子58岁，台湾人，澳洲公民，在富人区开了一家幼儿园。连一向见怪不怪的医生都问了男生一句：“你父母，呃，对你们的婚姻没意见吗？”男生与妻子十指紧扣，对看了一眼，回答说：“他们没有反对，尽管她比我妈妈还大三岁，因为我们是真心相爱。”医生一脸惊讶，噢了一声，却忍不住看看我，我回她一个同样不解的表情。医生看了看双方体检的资料，遗憾地说，因为女方的年龄过大，已经不适合做试管婴儿，如果真想要孩子，唯一的办法是代孕。代孕在澳洲合法，但目前已登记的代孕申请人中尚没有亚裔，更别说中国人了，所以你们可能需要考虑清楚再决定。看着这对形同母子的伴侣手牵手略带失望地离开，我开始检讨自己，为什么听到“真心相爱”那句话，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想笑？或许这世界上真的存在不计功利、超越世俗的爱情呢？为此，我甚至内疚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天，我接到一份需要翻译的文件，打开一看，是一张离婚证，照片上的两个人那悬殊的年龄，令人一见就再难忘记。再一看离婚日期，距离结婚刚好两年出头，正好满足了移民局对配偶签证持有者申请绿卡的时间要求。
如果这也是婚姻
我在图书馆陪着予施借书的时候瞥见一个黑黑瘦瘦的亚洲女人冲我友善地笑着，我回了她一个微笑，她马上向我走过来，用英语说，她的儿子Jake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我回头一看，两个小男孩已经默契地玩在一起。Jake皮肤白白的，眼窝深深的，卷曲的长睫毛上可以架得住一枝铅笔，“好漂亮的孩子！”我忍不住说，“你先生是澳洲人？”她笑着点点头，“不过已经离婚了。”然后问我，“你从哪里来？”“中国，你呢？”“我也是中国人啊！广东来的，我叫Ellen。”她兴奋地拍拍我，我有点惊讶，“你不说，我以为你是东南亚的。”“好多人这样说！”她打量了一下我，“我倒以为你是日本人或是韩国人呢！”我笑笑，难怪她一上来就和我说英文！看到两个孩子玩得开心，我们就相约去了附近的儿童游乐场，Ellen和我坐在草地上聊天，说她的大女儿May会照看好两个弟弟，让我不用担心。但我还是忍不住走过去看了看，只见10岁不到的May寸步不离地跟着两个精力无穷的小家伙，依然稚气的脸上始终挂着这个年纪少有的耐心笑容，她一次次带他们去饮水机旁喝水，轮流推着他们荡秋千，守着他们玩滑梯，再跟在他们后面不停地跑。看着她汗得湿漉漉的刘海，我的心不由牵扯了一下，问Ellen，你这女儿怎么这么乖？Ellen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丝毫没有我预料中的妈妈的自豪，“Jake刚满月，May才不到5岁，我老公就一个人去了越南度假，10天之后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结束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比我大20岁，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不要他，怎么也轮不到他不要我。以前我从来不打扮，头发也剪成最老气的样子，就怕一起出去时把他衬老了。谁知道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Ellen，你还年轻，我已经老了，所以我要开始享受人生。”我错愕地听她说下去，“原来他在越南找了一个女朋友，开始住在一起，现在每隔几个月就过去住一阵子。离婚后他每个月只付给我33块钱的赡养费，因为这是Child Support（儿童赡养费机构）根据他的退休金收入评估出来的金额。”33澳元！我无语了，每个月就用4打鸡蛋的钱打发一双亲生儿女！这样的故事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听说，但这种不可理喻的感觉却一次比一次强烈。之前也曾遇到过一个客户，在网上认识了她的澳洲男友不到两个月，就过来结婚，结果两年不到，丈夫就提出离婚，理由也是要享受人生，而他所说的享受就是去中国或东南亚找不同的女朋友。
吃饭的时候，个头已经很高的May一直小心翼翼地去拿盘子里的食物，拿之前都会看弟弟一眼，见对方没有反对的意思才拿起来送到嘴边。当他们的盘子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鸡柳的时候，May主动不吃了，虽然Jake已经一手各拿一块在和予施玩，根本没有好好吃的意思。看到我疑惑的眼光，Ellen主动说道，“她就是这样，只要剩最后一块食物，她就会留给弟弟，要不然弟弟会大发脾气。”我有些心酸地看着这个长得不像中国人却无疑有着中国人的忍让精神的小女孩，把我还没吃的汉堡递给她，她害羞地说声谢谢，却渴望地望着妈妈，看见Ellen默许，细长的眼睛立刻笑得弯了起来。可以想见，在一个母亲没有工作、父亲缺席、小弟弟备受宠爱的家庭，这个小女孩出落地远远比她的年龄来得成熟。Ellen告诉我，虽然有单亲妈妈的补助，但每周交完三百多块的房租之后，日子就挺紧，所以她每个周日会去北边的一个星期天市场卖些从中国带来的小商品，扣去25元的摊位费，可以挣上几百块钱；就是两个孩子比较可怜，因为她早上5点就要到市场，所以女儿会独自在家一整天，饿了就泡方便面吃，而睡得迷迷糊糊的Jake天不亮就被family day care（家庭托儿所）的人接走，下午才送回来。可能是看出我脸上的不安和关切，Ellen安慰我说，现在好多了，Jake大一点了，不像小的时候我时时刻刻要看着他，连去卫生间都提心吊胆，生怕出事。结果还是有一次，我洗澡的时候，Jake拿着一把剪刀玩，随手扔出去，正好扎在May的头顶上，我出来看到她一头一脸的血在哭，吓死了，赶紧叫救护车，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我心惊胆战地听她平静地叙说着，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而我的心却再难平静。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澳洲见到了太多通过国际交友网站嫁过来的中国女性，她们所找的澳洲丈夫通常都被自己大十几二十多岁，没受过太多教育，收入不高，很多都有暴力倾向，而且不是酗酒就是赌场的常客，要不就喜欢寻花问柳。于是我无奈又痛心地看到了太多女性同胞的忍让、屈辱和泪水。我不知道她们当初漂洋过海贸贸然和一个语言上都不能好好沟通的男人结婚是为了绿卡还是就是为了找个人嫁了，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婚姻除了留下无尽的伤痛和一段抹不去的灰色记忆，只会让你看到一无是处的自己和狭隘丑陋的对方。如果再算上给孩子带来的亲情残缺感和在他们本该无忧无虑任性淘气的年纪却因过早体会到人生的辛苦而表现出来的令人心酸的自觉、自制和敏感，这样的婚姻就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和罪恶了。（故事是真实的，人名是虚构的。）
法律不外乎人情（一）
在中国的二十多年间因为一贯遵纪守法，从没和法院打过交道。在澳洲当了翻译之后，因为客户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去各级法院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处理民事纠纷、交通违章的一般去地方法院，即Magistrates Court；离婚及相关的子女抚养权和财产分割问题去联邦家庭法院；偷窃、人身伤害、危险驾驶等刑事案件则根据涉案金额或赔偿金额的数目由地方法院决定是否移交至地区法院或高等法院；而贩毒则由联邦法院受理。除此之外，澳洲还有一些特别法庭，如移民/难民复审仲裁庭、租赁复审仲裁庭等，前者主要是处理难民和其他签证拒签的复审，后者是处理房东房客之间的纠纷。
在法庭上翻译有的时候很累人，尤其是法官或律师引述法律条文或过往案例的时候，大段冗长而枯燥的内容，他们又不可能经常停顿以便我们翻译，因为这样会打断他们的思路，所以这时候翻译就需要以耳语（whisper interpreting）的方式翻给当事人听，如果是刑事案，翻译就需要和被告一起坐在被告席上，出于这个原因，我在别的场合可能忘记佩戴翻译证件，在法庭上我一定会记得，因为不想别人误会我是那个犯事的。不过也有特别轻松的时候，比如有一次刚开庭法官就直截了当问被告是否认罪，被告说是，于是我只说了一句“Yes，Your honour（是的，法官大人）”，法官就宣布休庭了。也有一些有趣的案子，像是几个租房的学生因欠下高额电费被房东告上法庭，可最后房东败诉，其原因是他一直把地暖开关设定在开的位置（有意无意已不得而知），而新搬进来的房客毫不知情，并因此忍受了一个无比炎热的夏天，据说24小时开了空调都不管用，试想40多度的阿德莱德的夏天，室内一边释放暖气一边制冷，管用才怪。明理的法官下令由租客分担合理的空调费用，而其他部分由房东自行与电力公司协商分期偿还。
难民复审仲裁庭则更是一个长见识的地方，我第一次被派去之前一直在纳闷，中国一无战乱，二政局尚稳，何来的难民？去了才知道，生二胎的，被征地的，假称参与地下教会活动的皆可申请难民。有的人以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登陆澳洲之后就接二连三地生下孩子，然后一家黑下来，再向移民局申请说，因为超生，回不去了。可是澳洲移民局不是傻子，他们有一本厚厚的称之为country information的国家信息宝典，里面记载了各个难民来源国的政治政策信息，所以他们对生二胎的处罚比申请人了解的还清楚，他们也知道中国哪些省份对地下教会查得严。我所接触的难民申请人十之八九都是文化程度偏低的，有的小学都没读完，尽管事先也做了一些功课，但回答起问题来经常是驴头不对马嘴，有些自称是地下教会领袖的人物竟然回答说圣诞节的意义就是庆祝圣诞老人，问他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他们只会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没把这句话翻译过来，至于问起摩西十诫，他们更犹如听到天方夜谭。更可笑的是，为了让我们在听证中做出对他们有利的翻译，在开始之前的几分钟内对翻译竭尽讨好之能事，问长问短，还一口一个“翻译官”的称呼我，我哭笑不得地想，叫我“翻译官”同骂我是“汉奸”有什么两样？
幸好来到阿德莱德之后遇到的这类伪难民大大减少，心情也就不那么郁闷了，要知道，明知道他们说的是假话，还要一字一句把这些假话翻出来委实是一种煎熬，尤其是听到那些人为了一己私欲，为了能得到澳洲政府的庇护而信口开河，把自己的国家说的一无是处、体无完肤、暗无天日的时候，我连当场给他个嘴巴再拂袖而去的念头都有过。
但是法律不外乎人情，这也是我在澳洲法庭时常体会到的。几个月前在法庭上遇到一位不懂英文的新移民，他由于初来乍到，在许可停车区（permit zone）违规停车被寄罚单，因为不懂所以未加理会，而且一次次寄来的催缴单也被他堆在信箱里，连拆都没拆，以至于罚单累积到几千元之多而最终被告上法庭。法官听了他的陈词之后，发现他所说的是实情，就下令他把最初违章停车的罚单交了即可销案。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资深牧师在61岁的高龄申请独立技术移民被拒，因为澳洲移民法的技术移民年龄上限是45岁，但仲裁人在了解到她的宗教学硕士学位背景，以及华人教会负责人和该教区教众对她的欣赏爱戴之情，还有阿德莱德华人教会普遍缺少有资历的华语牧师的现状，毅然驳回了移民局的拒签决定。当两周后她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好消息时候，我为她欣喜的同时也深深感慨于澳洲法律从业者的人性化。
法律不外乎人情（二）
最近因为酒驾查得严了，去法庭翻译这类案子也多了起来。澳洲的地方法院是一个难得的效率极高的地方，一个小时内排二三十个类似的案子稀松平常，因为澳洲法庭基本都对公众开放，而我的客户也总是排得很后，我只能耐心地把每个案子都听一遍。这一听下来，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在不违背既定法律的前提下，法官的判案有很大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法官的主观判断很关键。比如说同是酒驾，一个25岁打着一份工的大学生除罚款1 200澳元，支付庭费500澳元以及车辆扣押费（查到酒驾当天车辆被警察拖走扣押28天）950澳元之外，只吊销驾照3个月，而当天警察测到他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152％（澳洲酒驾标准是0.05％）;而另一位以木匠为职业的中年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134％，却罚了1 300澳元，支付同样的庭费和车辆扣押费并吊销6个月驾照。因为法官在判罚之前都要问一句，“你的驾照被吊销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学生的回答是，他将失去他的兼职工作，而且上课有可能无法准时赶到；而木匠老实地回答，没太大影响，我可以坐公车上班。法官问，那你的工具怎么带？木匠说，我可以留在工作场所。实际的法官不因为你的诚实和老实而轻判，但却会为了你的收入受到影响或生活不便而大发善心。
我这么多年在澳洲法院翻译下来更深切的体会是，法官对不说英语的人似乎同情心更深一层。上周一个做清洁的中国男人因为酒驾被警方指控，测得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0.233％。法官先问明警察是否有前科，警察说没有。然后法官问他为什么喝那么多酒。他说朋友搬家，大家庆贺一下。法官又问，明知喝多了酒，为什么还开车，男人很惶恐地说，喝完后等了一个钟头，又喝了茶，以为没事了。法官当即拍了一下脑门，激动地叫道，“0.233％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那就是说要等24小时你的血液才会回到正常标准！”然后语气一转，问，“你没有了驾照，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男人困惑地看着法官，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个。法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他，“我马上要判罚了，向我求情啊！”男人才恍然大悟，低声说道，“我工作已经丢了，孩子还小，还有银行贷款要还。”法官沉思片刻，说道，“我同情你的处境，但想到那些因为你们这些人而无辜丧生的人我又不能宽恕你。现在我罚你1 100澳元，支付扣车费，庭费免了，并吊销驾照三个月。这是考虑到你是初犯，又丢了工作，否则会严厉得多。再发现你酒驾或在驾照吊销期间无证驾驶，你就会坐牢。”
无独有偶，今天在Holden Hill的法院给一个在酒驾吊销驾照期间擅自开车的新疆人翻译，坐立不安的他散发出一阵阵中餐馆厨房的味道。果不其然，当法官问他为什么驾照被吊销还开车时，他说他开了一间餐馆，需要采购，妻子眼睛不好，不能开车，孩子又有哮喘，所以他只能冒险。法官说，上次判他吊销驾照一年，到明年三月才满一年，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不再延长吊销时间，明年三月期满后即可申请驾照。今天要付庭费和车辆扣押费，并签署一份为期两年的良好行为保证书，保证金为1 000 澳元，但现在无需缴纳，如果两年内一旦犯事就要交这笔钱，并追罚今天的无证驾驶。新疆人长出了一口气，事后庆幸地说，“我还以为要吊销驾照5年或让我坐牢呢。”
在我看来，澳洲法院基本上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你没有理，请再好的律师都不一定管用。一个澳洲人也是在驾照吊销期间开车被发现，于是他请了一个律师上庭。巧舌如簧的律师说，“我的当事人当天根本没想开车，但因为他弟弟的车刹车片失灵，而附近的车行都忙得无法接待，为了社区的安全，我的当事人决定帮弟弟修理刹车片，不料正在调试的时候被警察发现。”法官带着嘲弄的语气说，“我非常钦佩你的当事人考虑到社区安全的初衷，但很遗憾，你的理由完全不予采纳。罚款500澳元，支付庭费，并再次吊销驾照28天。”
法律不外乎人情，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澳洲法庭。
法律不外乎人情（三）
我在刚做翻译的时候最怕去的地方就是法院，始终记得毕业之前老师调侃说，“虽然翻译是有职业保险的，你们还是小心，别把人翻死了。”这句话我一直当做笑话来听，因为澳洲没有死刑，我也不至于脑残到把“不认罪”误翻成“认罪”让无辜的人锒铛入狱，但倒是时刻警醒自己，法庭是一个与人的尊严和命运息息相关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法庭去多了，我才发现并庆幸，像我几年前碰到的贩毒运毒案和假信用卡欺诈案可以说是难得一遇，其实更为常见的往往是生活中难免犯错的普通人为自己的无心之过或一时冲动买单。因此，法庭，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看尽人生百态的地方。比如今天，我就看到这样一个被告，作为公诉人出庭的警察告诉法官，说被告上周在一家酒店的餐厅用餐时因为对服务不满意就走到后厨去理论，被拦住不让进，于是双方推搡起来，最后大打出手，被告不仅打了试图拦他的主厨助手，连拉架的主厨也一并打了，场面非常热闹，直到警察到来把他带走并关押了35分钟才放人。而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男人，一件款式考究的格子衬衫，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看起来模样斯文，根本不像个寻衅滋事的人。然后就听被告律师说，他是一家顾问公司的总裁，总部在布里斯本，南澳有分部，上周二晚上在酒店请员工吃饭时因为迟迟等不到所点的牛排，就到厨房去问个究竟，结果可能多喝了两杯的缘故，以致场面失控。他事后也很后悔，不断地向餐厅的员工道歉，而且今早特地从昆士兰乘飞机赶来出庭，并且还带来了两封当地太平绅士所写的品格推荐信，证明他一向温和有礼，从不惹是生非，请法官体恤。法官静静地看了被告一眼，说道，我相信你是一时冲动才有这样愚蠢和不成熟的举动，我看得出来你很懊悔，也清楚你为此事已经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我把罚款从400澳元减到150澳元，免去庭费，但你必须支付公诉人的费用和餐厅的赔偿，一共670澳元。被告意外又感激地看了一眼法官，恭敬地欠了欠身，潇洒离去。
我的客户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士，法官开门见山，“说说你拒付罚单的理由。”显然是第一次站上被告席的她有些紧张，她求助似地看看我，说道，“上周四我和先生带两个孩子开车出去，停在红灯面前的时候，后座的三岁女儿开始发脾气，自己解开了安全带，开始哭闹，我想给她系上，就解开自己的安全带转身过去，正巧被警察看见，把我们拦下，说我没系安全带，罚了我们800澳元，我和我先生各400，因为他是司机，没有起到监督乘客的责任。我们想和警察解释为什么解开安全带的原因，可她不听，所以我们只好来这里申诉。”法官思索了一下，问警察，“你们怎么没有考虑当时的情况就开罚单？”警察有点尴尬，赶紧看了一下档案，说，“上面没有记载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一无所知。”法官和颜悦色地对被告说，“我现在给警方一点时间，请他们重新考虑这个案子，看能否撤诉，一个月之后重新开庭。不过你可以在开庭之前打电话给警察局，如果他们同意撤诉，你就不必来了。”
说实话，听了这位妈妈的叙述，我也很想知道法官的态度，因为对于独自坐在后座的小孩，出于好奇或顽皮而解开安全带完全有可能，这种情况下父母该如何在孩子安全和交通法之间周旋，我们确实需要知道法律给出的底线。法官的这一席话，应该可以理解为，孩子的安全是可以超越交通法规的；当然，做父母的平时要郑重地告诉小朋友不可以在行驶中解开安全带，但一旦有以上这种情况发生，就要据理力争和警察说明情况，不要忍气吞声交罚款，因为毕竟，澳洲法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可以讲理也不乏人情的地方。
法律不外乎人情（四）
我在两个月前为皇家阿德莱德医院翻译了一封信，是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主任写给一个姓于的22岁台湾女孩的父母。大意是说，他们的女儿在今年3月底的一起车祸中受伤，颈椎折断，造成创伤性四肢瘫痪，目前通过气管切开插管进行呼吸。我在键盘上慢慢地敲打着每个字，小心选择我所用的词句，不敢去想象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看到这封信时会是怎样的震惊和伤痛。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起意外，也总在想那个不幸的女孩子现在怎样，直到昨天我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见到了许庭（音译）。
法庭书记官看到我的工作牌后就扬声叫道，“Mr．Hsu（许先生），你的翻译在这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不修边幅的高个儿年轻男人匆匆向我走过来，头发有点乱，皱皱的白衬衫看着有点脏兮兮，满脸疲惫的神色，但一开口，软软的台湾“国语”，温和有礼。我闲闲地问了一句，“酒驾？”他礼貌地摇摇头，“不是，车祸。”“噢？撞人了？”他还是摇摇头，“没有。”“那为什么来这里？撞坏东西了？”他眼神复杂地看看我，“也不是。我疲劳驾驶，结果开到高速路上的刹车道，想赶紧开回路上，结果路面打滑，车速又快，翻车了。”“那你没受伤？”我有点好奇。“我没有”，他低下头，“但乘客受伤了，是我女朋友，颈椎断裂，胸部以下瘫痪。”“啊？”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女朋友姓什么？”“姓于。”天！这个世界真小！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看了看他那张年轻却写满苦涩的脸，欲言又止。他轻声告诉我，出事后，法律援助告诉他，这种造成他人严重伤害的鲁莽驾驶，至少要坐一到三年牢，他只好去找律师，所以拖到今天才开庭。
开庭后，公诉方陈述了事故发生的细节：许庭（音译）是台湾来的背包客，持打工度假签证来到南澳，结果在袋鼠岛的一条高速路上因为连续驾车6小时，过分疲劳，以致一下睡着了，于是就发生了悲剧，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女朋友在熟睡中受到猛烈撞击，颈椎折断，在医院治疗了两个月后被送回台湾，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护理。律师言辞恳切地告诉法官，被告是一位电子工程师，没有前科，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了心爱的人终身瘫痪，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现在他的女朋友因为和他分离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相信被告回国后会让她的病症有所缓解，所以希望法官体恤并从轻发落。法官看着被告说，“许庭，现在警方指控你两项罪名，一是鲁莽驾驶（driving without due care），二是导致对他人的严重伤害，你认罪吗？”许庭正要开口，代表公诉方的警察站了起来说，“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取消对被告的第二项指控。”法官点点头，“许先生，你对第一项指控认罪吗？”许庭犹豫了一下，小声说，“认罪。”法官转向他的律师说，“我将要宣布的判决和对被告的惩罚，根本不能代表这起事故的严重性。但考虑到他已经为此背负了足够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他要尽快回到台湾照顾受害人，以弥补他所造成的伤害，我决定给予许庭罚款1 000澳元并支付庭费260澳元的处罚，而且从今天起取消你的南澳驾照。建议被告今天即支付这笔罚款，这样警方就可以把不准你离境的提示删除，因为需要24小时该信息删除才能生效，所以你最早可以周五回台湾。”许庭不能置信地看看我，离开法庭的时候都忘了向法官鞠躬。
告别的时候我问他，你女朋友有没有康复的希望？他摇摇头，很难。只有等造血干细胞移植，但这项技术目前在全世界还处于第三期临床实验阶段，所以可能还要等好多年。他看着远处，笑了笑，“这个国家很漂亮，人也很友善，但我想我不会再回来了。”我理解地点点头，法律不外乎人情，因为考虑到人情和人性而给予的法律上的宽大并不能带来内心的救赎，就在许庭倦得闭上眼的一刹那，两个人一生的命运从此改写。
法律不外乎人情（五）
来到移民复审仲裁庭，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我略打量了一下这个看上去有点不搭调的一群人，一个有点跛脚的白人移民代理，之前曾有过一面之缘，一个头发花白风度儒雅的中国人是阿德莱德有名的华人律师，两个澳洲年轻人，一个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另一个穿着铃木汽车专卖店的工作服，再就是我的客户老陈，50出头却满面风霜，看着他的穿着打扮和皱纹里的笑容，我恍惚以为到了中国北方的小村庄。
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开庭之后我陆陆续续了解到，老陈是阿德莱德铃木专卖店的汽修工，但因为年龄超过技术移民的上限45岁，没有文凭且不具备功能英语，所以移民局拒绝了雇主提名的永居申请。但是从16岁起就在中国从事汽车修理的老陈至今已有30年的工作经验，其中有7年在澳洲，阿德莱德铃木之所以冒着这么大的阻力担保他并请了资深移民代理和律师帮他上诉，是因为老陈对汽车方面的任何疑难杂症都能快速准确诊断出来，不管是汽油车还是柴油车，四驱车还是重型卡车，虽然他在生活方面的英语几乎为零，但同事们觉得棘手的问题到他这里都能迎刃而解，所以代表老板来出席听证的维修部经理坦诚地说，公司离不了他，也找不到会说英文但经验和技术与之相当的人。仲裁人显然被打动了，他和颜悦色地对老陈说，“如果你的工作地点发生火灾，你拨打紧急号码000的时候能说出你所在地的地址吗？”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英语水平考核问题却让来自中国农村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老陈紧张和局促起来，他不停搓着双手，嘴巴几次张开又闭上，好不容易犹犹豫豫地用英文说出了门牌号码和所在区，街道名称却怎么也说不清楚，仲裁人耐心地请他写下来，他拿着笔窘迫地说不会拼写，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而尴尬，所有人都焦急而期待地看着他，老陈自责地深深低着头不敢抬起。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仲裁人问道，“那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老陈仿佛松了一口气，结结巴巴地说，“Northeast Isuzu.”仲裁人微微一笑说，“我相信火警接线员都受过相关的培训，他们在分辨地址方面一定比我专业，他们应该会明白你说的地名。”然后他转向那个年轻人威廉，“你在铃木当学徒的两年里，陈先生在工作中和你们交流有问题吗？”威廉个子高大，表情像个羞涩的中学生，但说起话来十分稳重，“我一直和陈先生一起工作，他基本上所有的汽车配件都会用英文表达，遇到不会的就会指着问我们‘English？’他教我的时候都是手把手，演示加比划，几乎不说话，但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之前在别的一些修理厂干过，教我的师傅都是说英文的澳洲人，但我学到的远远没有在陈先生那里学得多，因为他丰富的经验，更因为他在意我学到了什么。至于那条街名，连我们澳洲人都觉得发音很奇怪，所以我认为不能怪他。”仲裁人一边奋笔疾书，一边毫不掩饰地赞道，“You just added a very strong point！（你补充的这点很关键！）”看着一个十八九岁，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澳洲孩子话语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感恩、对他人的尊重和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看着有权决定一个外乡人在澳洲去留的仲裁人对每个人、每段故事的专注、倾听和理解，我只能说感动，为这个讲法律却从不漠视人情的国家。
出国留学，你准备好了吗?
离预定的开始时间还有10分钟，我来到了指定的工作地点：位于市中心的IGA 办公室。上电梯的时候我还在纳闷，超市（IGA是澳洲三大连锁超市之一）要翻译做什么，难道是处理重要的客户投诉？电梯门一开，迎面几个大字“Independent Gambling Authority”（独立戒赌机构），我恍然大悟，是这个IGA啊！工作人员热情地告诉我，有一位自愿戒赌的客户要求该机构签发“赌场禁足令”，所以等下会有一个面谈。我不禁想，什么样的人能下这样的决心？要知道，禁足令发到赌场之后，一旦此人违规涉足，不但要上法庭，还要面临高达2 500澳币的罚款。看看时间到了，我有些担心，这人不会临时退缩不来了吧，因为赌徒的意志是最薄弱的。9：33分时门开了，进来一个高高胖胖背双肩包的中国男孩，我松了一口气；但他看起来不超过20岁的年轻模样，让我的心又收紧了。因为面谈是全程录像的，所以程然（姓名系虚构）在说话的时候一直紧张地咬着指甲。刚来不到一年，还在学语言的他在朋友的怂恿下去了阿德莱德赌场，起初是为了一张免费加入的会员卡和随卡奉送的免费饮料，之后就迷上了轮盘赌，直至不能自拔。他说，明明限定自己一晚输掉150就离场，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在一夜之间输光了妈妈刚打过来的三个月的生活费后，想到年逾50、工薪阶层的父母，他觉得该是和赌场说再见的时候了。程然坦言，罪恶感是他赌博时所面临的最大心理问题，因为他根本没有勇气告诉父母他在做什么。签约定的时候，程然看到有一条写道“如果你的申请被拒该怎么办?”就担心地抬起头来，工作人员笑着安慰他，“不会，你的申请一定会被批准的。被拒的情况是这样的，有的人专打老虎机，所以要求把禁令发到南澳的每一台老虎机，我们在技术上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不得不拒。”当被告知该禁令的申请有三天的冷静期，而在冷静期内申请人可以随时撤销申请的时候，程然急切地要求把冷静期免掉。工作人员抱歉地说，“这是法律规定，没法免，不过你可以告诉自己，没有冷静期，禁令就从此时生效。”看着程然拖着沉沉的脚步离去，我真心地希望他可以迈过这个坎儿，战胜自己，等到学业完成的那一天再坦然地把这段经历当做插曲告诉父母，而不再被罪恶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前两天和大学同窗好友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什么时候送孩子出国留学比较好？对这方面了解也不是很全面的我只能这么告诉他：如果你的孩子不够自律，那暂时不要送出来的好。在澳洲，用父母的血汗钱沉迷赌场的孩子不在少数，我有一个在赌场当发牌员的朋友告诉我，VIP赌室有很多中国人，而且很多还是学生。说到这里，我们两人相视无语。而我在妇幼医院的人工流产诊室常年给十七八九岁的女孩子进行手术前翻译，有的女孩子隔上几个月若无其事地又来了，身边的男友已经换人了。
在我看来，出国留学的意义倒不一定是真正学到什么具体知识，而是对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一种切身体验，是脱离了父母的庇护，学会独立、担当、理解和包容的一个过程。我在南京机场等着办登机牌的时候看见前面一个显然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女孩子被簇拥在父母和亲戚中间，结果不知怎么行李有些问题，父母一直焦虑地和航空公司交涉，而作为当事人的女孩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一边忙着自拍一边咯咯笑着打电话。我当时就想问她，姑娘，你准备好去闯世界了吗？
初来乍到的艰辛和惶恐几乎是每一个留学生要经历并要做好准备面对的。10年前我在踏进悉尼大学校园的一瞬间，听见满耳的澳洲英语，第一个反应是，“这也是英语？”为了节省房租，不少同学都住在悉尼臭名昭著的越南区，晚上放学后出了火车站我要步行20分钟才能到家，常常黑黢黢的路上一个人都见不到。有一次和同班的台湾同学心有余悸地说起看不到人的恐怖，谁知她细声细气地回答我，“梦尝，没有人还不算可怕呢，如果突然看到一个人，那才真恐怖！”这句话一直被我当做至理名言，因为当天晚上我在回去的路上就感觉到后面有一个男人跟着，我害怕地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结果，那个自觉对我造成惊吓的男人急急忙忙穿过马路，走到路的另一边去了。
我们当初那班中国同学，凡是顺利毕业的都已经在澳洲定居下来，并且从事着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只除了一个人—家境不是很好的他为了省下3块6澳币，存着侥幸心理，在上学的路上有一段没买火车票，结果正好在那段碰上查票的，罚了200澳元不说，还被告知了学校。我不确定他最终没有拿到永久居留是不是有这个原因，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远离父母朋友和熟悉的土地，来到一个看似宽松、讲究自律，又不乏诱惑的陌生国度，你的行为将决定你的一切，而真正能对你的未来负责的，说到底也只有你自己。
澳洲幼儿园的“示弱”教育
每天早上送予施到幼儿园，老师们都会满面笑容地说，“Good morning，Mr．Yushi！（早安，予施先生！）”有的老师则会大大地张开双臂说，“Yushi，come to have a cuddle！（予施，来，抱一下！）”，而且往往会补充一句，“Morning cuddle is always nice！（早晨的拥抱总是美好的！）”看着老师们抱着予施这样的大孩子时那种自然而然的态度和孩子们被拥抱时那种理所当然的享受表情，我心中都会感到温暖。中国人在表达感情上的含蓄使得父母和子女（婴幼儿时期除外）在表达依恋和关爱时总显得难以启齿，更不要说动辄给一个拥抱。可大大咧咧的澳洲人在这方面却表现得十分细腻。予施因为顽皮，经常在幼儿园里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老师总会让我签一张“事故报告单”，而在“处理”这一栏里，除了清洁、消毒之外总会在后面加上“a lot of cuddles（很多次的拥抱）”，可见在老师看来，拥抱所带来的抚慰和安全感对减轻痛楚和平复情绪有多么重要。有一次老师在和我聊天时突然注意到予施手臂上有一圈细细的牙印，就赶紧问他，“予施，这是谁咬的吗？是不是Ezy？”予施点点头，老师抱歉地看着我说，“这是一个新来的小姑娘，不知为什么喜欢咬人，今天已经咬了三个孩子了。”然后她抱起予施，看着他眼睛说，“予施，她咬你是不对的，发生这样的事，你要过来找老师，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拥抱，而且，It's ok to cry when you feel sad or upset！（你如果感到悲伤或难过就可以哭出来！）”我当时就想，我们常常教育孩子不要轻易流泪，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 “逞强”教育告诉我们，要表现得强势和努力坚强；可来了澳洲这么多年，我深深体会到，有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和该哭就哭的率真比故作坚强来得更为可贵和重要。我清楚地记得前一段时间在医院里，一个中年女子从诊室出来后立刻掩着嘴哭了起来，那种压抑着的抽泣听着令人心酸。我看着她颤抖的肩膀和扑簌簌落下的眼泪，却因为素不相识而束手无策；这时负责前台接待的一个年轻男人放下手中的工作，自然而然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她身边，用手臂环绕着哭泣女人的肩膀，轻声说，“It's ok love（澳洲人经常会善意地称呼不认识的人为“love”），you can cry if you want！（亲爱的，没事的，你想哭就哭吧！）”话音未落，那个女 子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足足哭了两三分钟，那个男接待员一直轻轻拍着她的后背，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在那一刻我恍然明白了，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都能用一个无言的温暖拥抱让陌生人释放悲伤，这一点，似乎只有从小注重“示弱”的教育里才做得到。
对待生命的态度
我在阿德莱德著名的生殖辅助中心为一对年轻的夫妻翻译，他们结婚七年没有孩子，经过检查才发现妻子的4号和13号染色体异位，因为是一种平衡性质的异位，即染色体片段并无增减，她的样貌和智力都是正常的，但这种染色体异常会导致不孕或后代畸形。医生告诉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IVF（人工受孕），因为可以对最初形成的胚胎进行基因检测，看出是否有染色体异常。由于这是当前世界领先的技术，费用相对比较贵，首先要先将胚胎活检（即取一个细胞出来），再进行冷冻，活检和冷冻的费用为一个胚胎50澳元，而基因检测则是一个胚胎450澳元，这还不包括每个周期1 500～2 000澳元的人工受孕治疗费用。这对夫妻刚来澳洲不久，还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听到这些数字，脸上有掩饰不住的苦涩。医生看看他们，在纸上写下一个网址，递给他们说，这是个非营利机构，专门资助经济困难又需要进行胚胎基因检测的家庭，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他们会负担这部分的费用。不过这家机构有专门与之挂钩的生殖辅助中心，不是我们，所以如果你们获得批准，就不能在我们这儿做了。那个丈夫是个模样憨厚的北方人，一直没说过话，这时他抬起头来肯定地说，没关系，我们不申请了，就在你们这儿做，我信任你们，钱的事总能想出办法的。两个月后，我再次碰到了他们，得知进展很顺利，有八个胚胎成活，这次请他们来是为了安排胚胎移植手术的。医生拿出一份实验室的报告说，为了减少他们的费用，只对四个胚胎进行了基因检测，发现两个染色体异位，另两个的染色体完全正常，所以下个月就可以把其中一个健康的胚胎植入子宫了。而且医院决定把价格减少到每个胚胎200澳元，所以他们只需要承担800元就可以了。他们两个怔怔地看着我，脸上流露出不能置信的欣喜表情。
这样的表情于我并不陌生，我上周在皇家医院见到了一位被诊断为乙肝的病人，医生特地陪着他去楼下的药房取药，陪他去的目的是为了向药房要一个配有冰袋的药品冷藏袋，因为病人住在90公里开外的墨累桥，途中要确保药品保持在适宜的温度。取了药之后，医生开始教他打针，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医生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强调每个环节，而且一直在由衷夸奖他做得好，这位50多岁的病人恐怕很少得到这么多表扬，脸上又开心又显得不好意思。医生特地为他配齐了消毒的酒精棉和回收针头的专用器具，然后嘱咐他说，虽然每八周需要开一次药，但因为他住得远，医院会按时把药给他寄去，就不需要他自己过来了。医生说这番话时那种自然而然的关切态度给我的感觉就是，把病人治好就是医生和医院的职责所在。
我不禁又想到一年前在妇幼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见到的那个25周即早产，体重只有900克的婴儿。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躺在保育箱里浑身插满管子的小家伙时感觉心一下就缩紧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小的婴儿，就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可是她的头上却戴着一顶精致的粉色绒线帽，上面还绣着一只蝴蝶，脚上穿着粉色镶花边的绒线袜。孩子的妈妈注意到我眼中的惊奇，告诉我，帽子和袜子都是医院的志愿者织了送给早产的婴儿的，因为外面根本买不到这么小的。这个阶段早产的婴儿因为脏器都没有发育完全，不能自主呼吸，不能吞咽，心脏也没有闭合，所以每天都会有儿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和营养师来看她，并和父母沟通。因此我有两个星期每天都会来医院为婴儿的母亲翻译。而更大的问题是，孩子的父母刚登陆澳洲不久，还没有拿到绿卡，也就没有医保，而早产儿的监护费用每天是3 000澳币，要待到足月需要30多万澳币，这还不包括心脏手术的高昂费用。这个数字把我吓了一跳，更别说初来乍到的他们了。医院了解到他们的情况，特地找了社工告诉他们，先不要担心费用，医院会尽力先把孩子治好，而且院方会向政府申请费用减免。孩子妈妈跟我说，哪怕只能减掉一半费用，我也要想尽办法筹出这笔钱，因为这样仁义的医院我觉得怎样报答都不够。她在和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一旁身形高大，足有一米九的儿科医生正把那个小小的婴儿小心地托在手上仔细检查，我凝视着这幅奇异而温暖的画面，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因为那个被小心翼翼托在掌心的，不只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更是一种对生命敬畏的悲悯情怀和对待生命不离不弃的态度。
澳洲牙医所使用的语言
在南澳，所有学龄前孩子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18岁以下的中小学生都享有免费的口腔护理服务，予施的学前班一年大概会有两次牙医上门为每个孩子检查口腔，并普及有关牙齿护理和健康饮食的知识，最后还给孩子们发一袋诸如“我爱我的牙医”之类的各色贴纸和一套儿童牙膏牙刷，女孩子得到粉色的朵拉图案牙刷，给男孩子的是蓝色的迪耶戈（另一个卡通片的主角）图案。因为这些可爱的小礼物，孩子们对牙医很是崇拜，予施在家里经常会以“Dentist（牙医）说”开头来告诉我哪些食物对牙齿是健康的。
为了方便对学龄儿童的服务，这些公立的牙科诊所多数设在小学校园内。我今天在华人较多的东区一所小学内的诊所见到了5岁的中国孩子塞缪儿，医生给他照了X光发现他的七颗臼齿都有严重的龋齿。孩子妈妈听了很吃惊，后来才了解，一是因为妈妈一直让孩子自己刷牙，难免刷得不认真（牙医建议在10岁以前都需要父母协助或监督孩子刷牙）；二是他们在昆士兰住了四年，而昆士兰的自来水只加了少量的氟，相比自来水氟化做得更到位的南澳而言，那里的居民更易患龋齿。
下面困难的是给5岁的塞缪儿补牙，年轻的牙医微笑着告诉塞缪儿，她要让他的牙齿睡上一觉，于是在助手的帮助下小心地给他打了一针麻醉，并一直温和地对他说，“宝贝儿，你做得很好！”接着宣布，“我们马上要给你的牙齿做一把小伞。”塞缪儿好奇地睁大了眼睛。牙医吩咐他，“把你的嘴巴张得像鳄鱼那么大！”在塞缪儿乖乖听从的时候，她就开始有条不紊地用各种器具进行清洁和检查，每使用一个工具，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给孩子听这是什么，并且还让他自己摸一下。她告诉塞缪儿，那种抽吸的工具就像是妈妈使用的吸尘器，而那种发出很大噪音的钻子他们把它叫做摩托车。她还拿出一块绿色的柔软橡胶布固定在塞缪儿的嘴巴上，告诉他说，这是给牙齿穿的一件雨衣，是为了在检查中不让唾液里的细菌跑到牙齿上。我惊奇他们竟然有这么多生动的语言来描述抽象的牙医工具和枯燥的补牙过程。我更惊奇的是在补两颗牙的50分钟里，牙医在手眼不停的情况下始终用轻松的口吻在和孩子进行极其耐心的交流。她一边拿出一个固定牙齿的金属箍套在待补的牙齿上，一边欢快地说，“现在给你可怜的牙齿一个拥抱吧。”两颗牙补完之后，她把两个一次性钻头套在塞缪儿的小手指头上，“看！像不像火箭？你想带回家吗？”已经烦躁不安正准备大哭的塞缪儿顿时忘了哭泣，开始研究他的新玩具。
牙医告诉我们，乳牙有了龋齿也要尽快补，因为儿童要到13岁才会全部换成恒牙，而他们绝不希望孩子们在换牙之前过早地失去牙齿。他们曾看过的最小病人只有两岁，牙医和两个助理足足忙了一个小时才总算给不合作的小家伙补好了一颗牙。她随后叮嘱塞缪儿的妈妈说，让孩子休息两周再回来补其他的牙齿，并给他们约在下午的两点钟，塞缪儿的妈妈希望可以改到三点，说这样孩子就不用缺课了。牙医笑着看看她说，“约到两点是怕孩子放学以后再过来太累，不利于治疗，而且，牙齿健康远比上课重要得多，相信我！”这就是澳洲人对牙齿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澳洲人都有着灿烂笑容的缘故吧。
我所认识的澳洲人（一）
在我的中介负责行政工作的澳洲人罗伯特是我的好朋友，一起共事四年多，善良老实的他时不时乐意帮我一点小忙，我也曾请他去过唐人街的广东茶楼饮茶作为感谢。本以为身为第二代意大利移民，又曾做过面包师的他会精于美食，谁知道他竟然从没有吃过中国茶楼的点心。前两天他问我，能否再次带他去饮茶，因为他有一些工作上的事要告诉我。我一听他的语气，就感觉他八成是受了委屈。果然，他一脸受伤地对我说，老板前两天很轻慢地把一张纸扔在他办公桌上，什么也没说就掉头离去，他一看，是告知他年薪自今日起涨一千块。他赶紧用计算器一算，仅相当于每小时涨5毛钱。他难过地看着我说，四年来他努力工作，经常加班，因为有一大笔房贷要还；可是公司的业务虽说做得风生水起，老板却从没升过他的职，也没有涨过一次薪水。尤其是近两年她迷上了风水之后，成天找风水大师来公司或家里看风水，对员工更是不闻不问。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有波兰血统的犹太女老板精明凌厉的蓝眼睛。可怜的罗伯特，高中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本来面包师倒是挺挣钱的一个职业，可不幸的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对面粉过敏，只有改行），矮矮胖胖再加上秃顶，碰上刻薄一点儿的老板不受待见是必然的。他的前任Tim曾在公司做过同样的职位三年，人长得又高又帅，还受过良好教育，尽管我感觉他在工作上远没有罗伯特认真仔细有条理，可据罗伯特说，Tim的薪水远远高过他，因为时常在财务部帮忙，罗伯特有机会看到所有员工的薪资记录。我无奈地想，其实澳洲这个社会虽然不太靠关系，但也一样看外表讲学历，罗伯特因为不满意这份工作，这些年一直在向各政府机构求职，却屡屡受挫；而我没告诉罗伯特的是，去年我就在移民局的商业移民部见到了Tim，他已经是职务不低的一名经理了。
一杯茶和几碟点心下肚，罗伯特的心情明显好转，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家庭医生取的，因为当初是家庭医生给他接的生，而且还是个男医生（四十多年前的澳洲，家庭医生可以兼当助产士并有权动一些小手术）。本来他的父亲Francesco想给他取名为Francesco Junior（小弗朗切斯科），结果家庭医生认为这个名字太过时了，简直是石器时代用的，所以大笔一挥就擅自在接生文件上把它改成了罗伯特，筋疲力尽的母亲和初为人父喜形于色的父亲当然都没顾上反对，就这样一直叫到现在。当时阿德莱德的大批意大利移民都不会英文，因此英文还算不错的罗伯特父亲每年在报税季节时就忙得不可开交，义务帮着同胞们填写报税表格，得到的回报是一箱箱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几个月都吃不完。我想象不出半个世纪以前的阿德莱德是什么样子，但罗伯特的描述让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每个人都相互认识的民风淳朴的小村庄，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阿村吧。
我所认识的澳洲人（二）
May是一个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女孩，父母是越南华侨，所以她会说流利的广东话和客家话，但中文不会读写。心直口快的她笑着和我抱怨父母有种族歧视，因为父母曾在越南生活好多年，却只生活在华人村；他们会说越南话，却从不教孩子说，理由是中国人不该去学不如我们的国家的语言。在澳洲长大的May对此很不理解，她认为人种和语言没有高低贵贱，如果她会说越南语，又会说广东话和客家话，可能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抢手的翻译了。事实上，她曾先后在南澳的几所中学担任数学和科学课老师。我刚开口说当老师多好，一年有四个带薪假期，她立刻摆摆手打断我，“现在不比从前，老师不好当。私立学校的孩子会对你说，‘我父亲是个医生，你才不过是个老师！’言下之意是，你没资格管我。有一个成绩差到一塌糊涂，却素来目中无人的女孩子傲慢地问我，‘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我心里说，‘我管你爸是谁！’但还是挤出一个微笑问，‘是谁呀？’她挑衅地看我一眼，‘我爸爸是你丈夫的老板！’我除了在心里骂了一句‘见鬼去吧！’只能眼睁睁看她扬长而去。而风气差的公立学校你根本没办法专心教学，因为你除了是老师，更是保姆兼心理辅导员，每天一到学校就有各种你想也想不到的棘手而琐碎的事等你去处理。上课时也不轻松，有的孩子的数学程度差到，12年级了，分数相加就直接分母相加，分子再相加，怎么也教不会。我没办法，学期结束只能给他个不及格。谁知道麻烦来了，这才知道（那是我当老师的第一年），要让一个学生不及格，当老师的要向学校提交一大堆书面材料！数不清的表格要填，还没填到一半我就后悔死了。我慢慢反应过来，在这样的基础教育体制下，学生不及格，就相当于老师的失职。可更惨的还在后面，有一天那个孩子的妈妈气势汹汹来到我办公室，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指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儿子及格，你以为你是谁？我儿子其他科目都过了，为什么数学过不了？’她咄咄逼人，根本不给我说话的余地，我不知所措地缩在椅子里，任由她的手指一直在我的鼻尖周围放肆地戳来戳去，耳朵里听见她满口的‘F’这个‘F’那个。直到校长来了，和颜悦色地把她请到办公室去了，其他老师才悄悄对我说，不是我们不帮你，我们也怕她，谁敢给她儿子不及格啊！因为和这些学生的遭遇，我在我女儿Emma出生以前（那时候还不知道孩子的性别），把我丈夫取的名字一一否决掉了。他刚说‘亲爱的，叫Michael怎么样？’我立刻想到那个天天让我做噩梦的捣蛋鬼Michael，赶紧说，‘No！No！绝不能叫Michael！’他又问，‘Kevin好不好？’我脑子里马上出现那个笨得让我分分钟抓狂的男生Kevin。你说可不可怕？”
我说不出话来。对于澳洲一些中学的坏风气我早有耳闻，我知道一些私校里有孩子在向同伴卖毒品；我也知道，附近一所中学最近有一个14岁的女孩子怀孕了，学校正和医院协商为她安排做人工流产。而我朋友任教的一所私立学校向每个家长发了一份通知，内容是，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校服丢了，请立刻告知学校，因为我们发现有些学生私自把自己的校服卖给二手店（二手的私校校服动辄都可以卖到几百澳元一套），用得到的钱来买违禁品。上周在悉尼东区，6个醉酒的十几岁孩子上了犹太学校的一辆校车，对车上的孩子（最小的只有5岁）进行辱骂和恐吓，威胁要“杀掉犹太人”。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稚气未脱的学生表现出功利和势利固然令人质疑和心痛，但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用错误的方式支配金钱和他们自己的身体更让人震惊无语。在这个诱惑伴随着轻易可得的信息和未经筛选的知识充斥在我们四周的时候，孩子、家长和老师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这时May 5岁的女儿Emma 蹦蹦跳跳跑过来给她看一样东西，我听着她们俩用流利的英文对话，好奇地问，“你不和她说中文的吗？”May无奈地看看我，“没办法，我老公不说中文。”看着我不理解的眼神，她尴尬地笑了笑说，“你见过我老公，对吧？他的父母虽说是马来西亚华人，但他只会说一点点潮州话，普通话、广东话一概不会，所以我们在家都用英文交流。当初我妈妈就怕我嫁个外国人，天天叮嘱我，你不要给妈妈带个鬼佬回来啊，又不说华文，又不吃唐餐（中餐），我可吃不消。所以我第一次带他见父母时，我妈妈一看，开心地合不拢嘴，结果一餐饭下来，发现他既不吃中餐，又一直在讲英文，私下里就对我抱怨，你这个女婿根本就是个大香蕉（黄皮白心）嘛，害我空欢喜一场。还有Emma，每次听见我和朋友用广东话聊天，就会说，妈妈，请你不要说你的语言，你应该说我的语言。”May说着轻声叹了口气。我体会到她语气中的遗憾，安慰她说，“我的孩子们在家倒是基本都说中文，可他们结婚生子之后，谁又能保证他们还会把中文再教给下一代呢？”事实上，心存故土的第一代移民很难被同化，而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二代移民却恰恰相反，要他们在语言、文化、思维和生活方式上不融入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每当我听着孩子们用纯正的澳洲口音喊我“Mum”或“Mummy”，留意他们在撞疼了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叫出“Ouch！”而不是“哎哟！”我总在想，他们日后恐怕不会再有我们这样的中国情结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了，也不一定有足够的中文功底可以把这种语言教给他们的儿女。在这个我们视为异乡而孩子们视为故乡的地方，我们今天煞费苦心所营造和维持的家庭母语环境，也只能勉力把我们的语言再留住一代而已，不是吗？
我所认识的澳洲人（三）
这次在袋鼠岛有幸认识了澳洲人Craig，50出头的年纪，结实高大，话不多，偶尔露出笑容时脸上的宽厚和诚恳一览无余。在只停了一架飞机的袋鼠岛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Craig，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个负责开车和讲解的导游，可同行的南澳旅游局的市场部经理告诉我们，Craig曾担任过袋鼠岛的副市长，现在自己开了一家专门服务于高端客户的旅行社。当我们问起袋鼠岛有多少居民的时候，Craig不假思索地说，4 503。还没等我们对这精确到个位的数字表示惊讶，他一副认真的表情问我们，“你们想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吗？”我们哈哈大笑，连连摇手。仿佛是为了验证他的话，我们注意到，过来的车辆在靠近我们车的时候都会减速，而Craig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会竖起食指向对方轻轻地晃动一下以示问候；而我们停在路边观察当地的野生动植物时，过往的每辆车都有人伸出手来和Craig打招呼，于是我真的相信了，Craig确实是认识4 503个人中的每一个。
Craig开得一手好车，更奇特的是他似乎只用一只眼睛开车，因为看起来另一只眼睛是专门用来观察路边的野生动物的。袋鼠岛的公路可能要算是世界上最寂寞的公路之一了，两边都是半人高的茂密灌木和一望无际的尤加利树（桉树），如果连着有两辆车经过就称得上traffic jam（拥堵）了。可是在这样单调的路上行驶丝毫不妨碍司机的敏锐视觉，他会突然停下车来，示意我们看路左边丛林里栖息的小袋鼠（Wallaby），或是路右边刚钻进树丛的一只澳洲巨蜥，他还一眼看到了近十米之外和干草一个颜色的针鼹，要知道这种长得像刺猬似的动物十分害羞，野外难得一见。同行的朋友们时常会把自己拍摄的不知名鸟类的照片拿给Craig看，他看一眼就能说出这种鸟的名字，而袋鼠岛的鸟类有260种之多。因为他的博学，我们有时会恶作剧地指着路上被轧死的已经看不出形状的动物让他辨认，他淡定看一眼，说，“噢，Wassum！”“什么？”我疑惑地看看他，他狡黠地一笑，“Was a possum！（曾经是只袋貂！）”（英语的过去式是多么言简意赅啊！）
就这么一个牛仔打扮，浑身粗犷气息的Craig实际上是一个十分讲究情调的人。我们第一天的午餐是在蓝天白云下的葡萄园旁边，Craig从改装过的休旅车后备箱拿出桌椅和雪白的桌布餐巾，透亮的酒杯和他们厨师事先准备好的鸡肉、奶酪、坚果和水果，他一边轻松地和我们聊着天，一边手法娴熟地做出了一盆色彩鲜艳的蔬菜色拉。第二天中午时分，Craig很随意地说起，“一会儿带你们去吃午餐的地方是当地一家很有特色的餐馆，特色在没有任何标记，而且厨师特别帅。”等我们的车停在密林中一个搭了棚子的空地上，看到里面的BBQ炉子、木头桌椅和Craig身上变魔术一般套上的围裙我才恍然大悟，会意地对他说，“厨师真的很帅！”他冲我眨眨眼“你看！没骗你吧？”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地方是供所有游客和居民使用的公共设施，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Craig的私人地盘，他每年向市政府交500澳元的租金，作为这块空地的使用权，以此来招待亲朋好友和重要客户。
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前方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身材挺拔的女人牵着两条大狗大步走着，Craig轻轻按了一下喇叭，狗的主人回过头来冲我们灿烂地一笑。“我的妻子简尼斯和我的狗，她们正赶去机场准备和你们告别。”我笑笑，没说话，只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情绪。从后备箱取出我们的行李，Craig温和地笑着说，“你们办理完手续再回来一下，我先布置一下。”十分钟之后，我们回到车边，正开满了野花的空地上放了一张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上面是热茶、牛奶、饼干和插了一束野花的一个小小花瓶。正在此时，两条大狗兴奋地冲过来，在我们每人的手上舔了一下就猛地扑到了Craig身上。夕阳下那一人两狗的温暖画面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而这么一个融合了众多优秀品质的可爱澳洲人也成为我此行最难忘的片段。
我所认识的澳洲人（四）
杰夫·舒尔茨是一半英国人、一半德国人，在南澳出生长大。南澳旅游局邀请了国内几个媒体人过来体验南澳洲的原始内陆风情，所以安排杰夫带领我们前往高勒山脉（Gawler Ranges）进行四驱车的越野体验。61岁的杰夫和他的妻子艾琳拥有一家独具特色的旅游公司，他们在丛林中建了一片五星级水准的营地，有三顶帐篷，每个帐篷内有卫生间和浴室，可以住六个人，还有一辆旧马车改造的帐篷，适合两个人居住。这一片位于丛林和荒原中的林地，因为已经穿越了Goyder's Line（250毫米的降水线），已经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广袤无人区，没有公路，没有广播和电视，全年生活用水靠冬季储存的雨水，电力供应完全倚赖太阳能。杰夫有一部与外界联系的卫星电话，还有与手下另一个导游和在营地负责一日三餐的艾琳保持联系的无线电台。
初次见到杰夫，我就感觉，有这样的导游，去平地也是一种探险，何况是去到广袤的荒原。杰夫饱经风霜的红褐色面庞，桀骜不驯的灰白色头发，灰蓝色的眼睛没有笑意，却分明沉淀着岁月和智慧，再听和他相熟的人告诉我们，他被当地人称作“教父”，我不禁想，这个有着土著人一样粗犷外表的澳洲人背后究竟有多少传奇！念书只念到12年级的杰夫，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种植谷物，是一个农场主。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一块地的主人有意出让他的三千英亩的一片丛林，就萌生了用这块地建一片游客营地，让外界的人们了解南澳内陆的风情、地貌和野生动物。因为地的主人急于想摆脱这块地带给他的责任，所以这么大一块林地（约1 200公顷）年租金只合11澳币，还是含税价。杰夫的书虽然念得不多，却对当地的动植物，岩石和土著人文化深有研究。他曾指着路边岩石上垒着的一摞小石头告诉我们，这是土著人留下的记号，有两个意思：或是附近有水源，或是附近有用于制作工具的岩石。我们穿越在丛林、灌木和绵延起伏的山丘的途中，他会告诉我们，这里会有袋鼠经过，那里经常会有带着鸸鹋宝宝的鸸鹋出现，不远处那棵树下是毛鼻袋熊的窝。他还能通过辨认毛鼻袋熊留在洞穴附近的足迹判断出它们曾在上周四出来觅食，然后回到洞里再没有出来过。行驶于方圆两三百公里的高勒国家公园内，一样的土路，类似的灌木，没有任何路标，迷失方向是分分钟的事，可是杰夫不紧不慢地开着车，如履平地，一边还叙说着当地的传说逸事。曾有一个香港来的游客问他是不是毕业于哪一所大学的旅游专业，他淡淡一笑，回答说，“University of Life（人生大学）。”在南澳的乡村开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因为要经过一些私人领地，而领地的主人为了防止家畜跑出去，会在边界做一个木栅栏门，过往车辆要停下来，把门打开，等车开过去，再把门关上，而开门和关门的任务就是副驾驶的职责（如果有副驾驶的话）。因为了解这一规矩，所以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我在两天内开了几十道门，而每道门的拴法各不相同，有的门还很重，要全部打开，真要一点力气。我开玩笑地说，这些门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澳洲标准才行，否则真是智商和体力的考验。杰夫哈哈大笑说，放心，你回去之前我发给你一张开门文凭“Gate Opening Diploma”。我以为他在说笑，谁知道，他真的每次会发这么一个文凭给负责开门的人。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瑞士来的外科医生，在回去瑞士后拍了一张他诊所的照片寄给杰夫，在墙上挂着的一排医生证书的旁边，赫然就是那张开门文凭。
我们结束一天的旅程回营地的路上，远处的山峦在黛青色的雾霭中若隐若现，丛林中不时有袋鼠跳动的矫捷身影，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路的两边，半人高的野草在落日的晚霞里呈现出淡淡的金色，并随着晚风波浪一般地律动。杰夫拿起车上的无线电对讲，语气温柔又带着戏谑的命令口吻，“10号台呼叫14号台，警告：二十分钟后，有大量的热茶和点心的需求！”然后传来艾琳带着笑意的声音：“14号台收到，一定照办！”我对杰夫说，在探险结束后，知道有人微笑着在厨房等待我们，这就是回家的感觉。杰夫深深看我一眼，眼里慢慢溢出了温暖的笑意。在营地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围坐在篝火边，杰夫用土著乐器吹奏出古老的旋律，远处树影摇曳，南十字星在天边冉冉升起。那一刻，心里前所未有的宁静，我留恋地看了一眼这片生活了四十八个小时的土地，感动中有着不舍，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种最贴近自然的朴素生活让忙碌于喧嚣都市的我们都触到了自己内心的一点东西。我想到了杰夫曾对我们说，在城市，任何事都有一个原因，都有一个目的，所以比起城市，我更喜欢这里，因为我在这里获得了内心的自由。
月亮升起来，在路灯的照耀下，我没能找到南十字星，我看向高勒山脉的方向，祝福那个在丛林山野间享受草木雨露、点点繁星的自由灵魂。
我所认识的澳洲人（五）
昨晚在澳洲中投基金启动仪式上见到了该基金的董事总经理，我自认从没见过他，但他看起来如此面熟，而他竟然好像也认识我，亲切地说，“你也来了？”我疑惑了一晚上，总在想，到底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今天送Ben去跆拳道馆，看到他黑带三段的教练James的一刹那，我恍然大悟，于是走过去问他，“请问你有一个兄弟吗？”他笑笑，“是啊，你在哪里见到我兄弟？”我说，“就在昨晚，政府的一个活动上，一个基金的老板，长得几乎和你一模一样，是不是你兄弟？”他咧开嘴笑得很开心，“那就是我啊！我不是和你打招呼的吗？我在跆拳道馆是志愿者，我的主业是做生意。”这个世界，真小真精彩！
温情片段
嘉予今天参加了小学最后一次篮球比赛，回来时给我这个信封，说是同学的祖母给的，9名队员，每人10元，那份慈爱和心意，令人感动。邻居是一位退休教师，不仅自己的花园打理得有声有色，还定期帮我们除篱笆外的一块草坪和修剪这一丛三角梅，这份细致和付出，令人感激。我正在家中工作，有人按门铃，出去一看，一个开着残疾人代步车的老奶奶笑容可掬地向我问好，寒暄两句后对我说，亲爱的，刚才经过你家后院，有一些树枝垂下来，正好在人行道的上方，我怕不小心伤着行人，投诉到市议会，你会有麻烦，所以过来提醒你。我赶紧谢谢她，看着她快乐地向我挥手，车上插着的一面提醒其他车辆的红色小旗快乐地飘动，她所传递的那份宽厚和善意，令人感慨。生活中虽说总有这样和那样的不如意，但是有了这些温暖的瞬间，我们就又有了信心和勇气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不是你的错，但依然是你的问题
我在地方法院见到这对来应诉的中国夫妻Jimmy两口子，他们的表情有点复杂，Jimmy的太太告诉我，昨天他们刚刚入籍，今天就被邻居告上法庭，我只好安慰他们说，上法庭是了解澳洲社会最快的办法了。
Jimmy的邻居是一个看上去精明利落的中年女人，在Telstra（澳洲电信）任大客户经理。而事情的起因是，Jimmy他们买了一所老房子，旁边是一块空地，过了不久，空地被人买走，空地的主人决定建房子，勘测之后发现，Jimmy家的篱笆侵占了她的土地，侵占面积为19平方米。于是就和他们协商，或者按市场价把这19平方米卖给他们，或者请他们拆除篱笆并重建在应有的边界上。结果Jimmy一家不同意，因为他们买房子时篱笆就在那儿，越界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买下这19平方米，地价是6 700澳元，倒还可以接受，可是相关的产权转让费用高达7 000澳元，他们觉得太过离谱。于是邻居请了建筑公司来估价，结论是，拆除篱笆并重建以及把Jimmy家越界的煤气管道截短并重接，所有费用为2 035澳元，她愿意分担一半。Jimmy夫妻俩依然不同意，认为篱笆越界不是他们做的，为什么要承担这笔费用？
法官问明情况后，看Jimmy夫妻始终在这件事有没有道理上纠缠不清，而且固执地不肯接受对方的提议，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连珠炮似地对他们说，如果今天原告进来就告诉我，你们的篱笆侵占了她的土地，要你们拆除并承担所有相关费用，我一句话都不会说，马上下这道命令。可是，她慷慨地提议承担她本不应该承受的一半费用，你们还不满意，我就要下令让你们承担全部费用了。尽管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错，篱笆是前任房主修的，但你们是现任的房主，你们就必须承担这一责任。It's not your fault，but it's still your problem！（不是你们的错，但还是你们的问题！）Jimmy夫妻俩被震慑住了，对看了一眼，无奈地点点头说同意承担一半费用。说心里话，出于同胞的立场，起初我对Jimmy他们是抱有同情态度的，可是他们执意不肯面对现实，总认为前任房主的行为不该由他们承担后果，以致最近三个月以来花了无数的精力和时间和邻居争执周旋，这种心态委实不可取。我在这里倒是有一个建议，一是买房子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该房子有没有什么未决问题，与邻居的边界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一旦有了边界纠纷，法律只追究现任业主的责任。二是，中国人凡事爱争个是非曲直，合乎道义在很多人心目中要高于法律的约束，但事实上，正如这位法官所说，很多事不是你的错，但却依然是你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道理只能让人心安，但实际问题还需要我们用理性的态度和思维去真实地应对，不是吗？
澳洲水管工
水管工（Plumber）恐怕要算澳洲最牛职业之一了。因为家里卫生间洗脸池的龙头坏了，需要找一名水管工来修理，连打了三家电话，未果。第一家电话无人接听，提示我留言，说尽快答复我，可直到第二天都没有电话回过来。第二家终于有人在电话那头对我说“Hello，”可刚听完我的要求就告诉我他正在昆士兰度假，如果不急的话，两周之后他回来后再联系我。我只好告诉他，我一点也不急，祝他度假愉快，而且也不必联系我。第三家接通电话后翻了半天他的工作簿，然后告诉我，下个周五的下午可能有空过来看看，而且价格如下：出工费，也就是起步价，65澳元，之后每15分钟35澳元。这么算来，澳洲的水管工至少都是年薪四五十万的主儿，收入直逼家庭医生！
我上个月在一个酒庄参观时屋顶上不时传来一阵阵响声，酒庄主人抱歉地对我们说，“不好意思，是水管工在修理雨水槽。我们两个月前联系了他，今天他才有空过来。”来自中国的客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酒庄主人笑着说，“有一个关于水管工的笑话。一个人在瑞士订了一辆车，被告知2016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送到，他问厂家说，送达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对方有点奇怪，说还有那么久的时间呢，不好说，上午还是下午有关系吗？他说，当然有关系，我的水管工约好当天下午来！”
为了我们可持续的海洋
林肯港是南澳的海鲜之都，港口总是停着大大小小的捕金枪鱼、大马鲛鱼和沙丁鱼的渔船和捕虾船。因为这里特有的石灰岩地貌，人口稀少以及降水少、气候干旱，地表水和陆地的污染很少流入海中，从而保持了这片南印度洋海域少有的洁净。
捕鱼的许可证是每家渔业公司最值钱的无形资产，因为州政府只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放过这些许可证，以后就再也没有过新的许可证出现。现有的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转让，一张许可证价格通常为三百万澳元。除了许可证之外，对金枪鱼和大马鲛鱼的捕捞还有配额管理，规模大小不同的渔业公司每年获得不同配额，而总配额数则是由海洋生物和环境方面的专家根据当年的观测和统计数据决定的。澳洲特有的皇帝虾肉质细嫩，口感鲜甜，集中产区就在南澳的斯班塞湾，而整个斯班塞湾就发放了37张捕虾许可证。虾的捕捞倒是没有配额，但每条船每年只能在11月到来年6月间出海50个晚上。为了保证公平，所有虾船大小一致，捕虾网也是统一规格统一数量，而且必须同时出海。每到捕虾季，海域上总有直升机监控以防止渔船违规捕捞。在好的年景，一条船一个晚上能捕1吨左右的虾，而在这短短的50天内，船长的收入为10万澳元，其他三名船员也能挣到每人五六万左右的酬劳。
一匹名叫戴花的马
在林肯港的市区我们见到一匹马的雕像，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匹马已经不在了；第二就是，这匹马可能有个英雄救主的传奇故事。可一问当地人才知道，这匹生于1999年的雌马Makybe Diva是一匹出生于英国后来才来到澳洲的赛马，现在是四只小马驹的母亲。因为Diva是澳洲有史以来首匹三次赢得墨尔本赛马杯的马，身价高达1 500万澳元，而她所诞下的小马每匹都值几百万澳元。Diva的主人是一家捕捞、经营金枪鱼的老板，Makybe Diva的名字来自于他公司五位女性职员的名字：Maureen、Kylie、Belinda、Diane以及Vanessa。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在Diva第一次赢得墨尔本赛马杯的当天，他的主人慷慨地请林肯港的所有人喝啤酒，每人三瓶。
三十五年前的阿德莱德
在医院见到了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萧的上海老人，他因为被割草机切断了拇指的一根筋而在医院等待手术。虽说十指连心，可并未影响萧先生的谈兴。他告诉我，他的太太是白俄罗斯人，1979年他们经由联合国慈善组织的帮助申请难民签证来到澳洲，因为是以俄罗斯人的身份申请，所以自那时起就改名为亚历山大，放弃了自己的中文名字。35年前的阿德莱德几乎没有中国人，在一间有五百多人的工厂里，身为模具工程师的萧先生是唯一的中国人，不过，他从未感觉到有任何种族歧视，而且福利部为他安排了一位老师对他进行为期6个月的一对一英语教学，以便他在工作环境中可以进行基本的交流。当时法定最低时薪还不到7澳元，而萧先生因为他的技术已经可以挣到28澳元每小时，年薪六万五。他用怀旧的口吻告诉我，那时两立升的牛奶只要3分钱，一升汽油也只要一毛二，而他买的一栋5居室的house只要四万澳元不到，大半年的薪水而已。1979年的阿德莱德，没有唐人街，很少越南人，也买不到亚洲食品，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越南难民潮才涌入。英文只能进行简单会话的萧先生却在和我告别时说了一句地道的英文俗语“The good old days！（过去的好时光！）”可是，看着街道上林立的餐馆酒吧和各种肤色汇成的和谐人群，我承认，我还是更喜欢今日的阿德莱德。
5岁的孩子在澳洲小学里学些什么
开学九周之后，我参加了学校安排的家长会，实际是家长和老师的一对一面谈。教室里喜庆的中国龙剪纸和样子朴拙的手工灯笼提醒我不久前孩子们刚刚在这里庆祝过中国新年，而后面墙上贴着的一个巨大蓝色星球和围绕着星球一圈牵着手的各种肤色的小人显然就是宣传多元文化的澳洲“和谐日（Harmony Day）”的产物了。我在和老师谈话的二十分钟，予施就独自坐在那个看起来无比温馨的“阅读角（Reading Corner）”读书。在传统放黑板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屏幕，上面每个孩子的名字旁边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怪物作为代表，点开之后就显示每个孩子得到的点数，每得满10个点就可以在老师准备的一个“Happy Box（快乐盒子）”里选取一个小礼物。上次予施拿回一个哨子，于是在之后的几天里，除了他在睡觉，家里永恒地响彻着尖锐的哨音，让我总恍惚以为置身于球场上。而得到点数所需要的品质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认真听讲，完成功课之外，还有帮助他人、善良、坚持以及团队合作。更让我惊奇的是贴在墙上醒目位置的《班级公约》：照顾好自己，相互照顾，帮助让每个人都安全，做好的选择，一次只有一个人在说话，理性地排队，保持教室整洁，永远努力做到最好。当老师拿出一摞予施的作业本，我才意识到一个学前班的孩子，除了学习读写、数学、拼音，还要学习科学和地理（我们的世界），而每一个稚气的作业旁边都是老师由衷的肯定和赞美加上一个大大的笑脸和趣味贴纸。无疑，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不会吝惜对别人的赞美，老师告诉我，昨天，予施的好朋友Jason画了一幅很好的画，予施立刻走过去对Jason说，“You're a champion！（你是最棒的！）”那一刻，我的感觉除了自豪就是感动，在我看来，能随时看到别人的优点并真诚地为之高兴、加以赞美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是快乐根本和人生财富。
我牵着予施的手走出教室的时候，瞥见门边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三月份说希腊语吧！”，然后就听着予施像唱歌一样把“你好”“谢谢”和希腊语的数字一连串说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笑出来，原来，学习原本就是快乐的！
自由的教育和选择教育的自由
Ben以101名的成绩侥幸被只招收南澳前100名的精英中学的精英班录取，入学后就被分在了四个精英班中水准最低的一个班。我们觉得像他这样不用功的孩子能进入精英班已经谢天谢地了，谁知道他自己不满意，说课程太浅，根本没有挑战性，于是给学校精英课程协调员发电子邮件要求转到更高的班级。一周后，得到回复说，学校正考虑他的申请，但有两个前提：一是其他班有空缺，二是他的各科成绩评估必须符合升班的要求。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出来，Ben得到了四个A三个B，据他自己说，不算班上最好的，我们也就没再提升班的事。结果昨天接到协调员电话，告诉我，经过学校评估以及征求各任课老师意见，学校准备把Ben转到数学特长班（即8、9、10三个年级的数学课在两年内学完），问我是否同意。我告诉她，这是Ben自己的意愿，只要他高兴，我完全支持。谢谢澳洲的教育，让我看到了孩子的独立、成熟。
澳洲残疾人的体面生活
当南洲的社区和社会包容部告诉我们，说已经征得一个残疾人的同意，可以参观她的家时，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两室一厅，有一个小小院子的家会打理得那么整洁而温馨，墙上错落有致地挂着几幅色彩温暖的油画，阳光投射在干净的白纱窗帘上，厨房里散发着烹煮食物的香气，卧室的墙面上是一组屋主人Joe从小到大的半身照，要不是瞥见洗手间的轮椅和卧室床边上一个起吊装置，我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残疾人的家。当我见到Joe本人时，就更吃惊了，我原本以为她只是腿脚不便，可当这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年轻女子歪斜着头，冲我们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表示欢迎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脑瘫患者。她的旁边有一个年轻结实的女孩向我们点头微笑，是她的照顾者Lisa。该社区残疾人服务负责人告诉我们，Joe目前一个人住，因为生活无法自理，每天有专人前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打扫房间，并带她外出购物、看病，上银行，甚至时不时看场电影。政府租给她的房子是两居室，方便她住在乡下的妈妈偶尔过来陪她度周末。不仅如此，Joe还在院子里养了一只宠物兔子，所以她的照顾者每天也负责照顾她的兔子。每天晚上帮Joe洗完澡，搬到床上，再把兔子用毛巾裹好放进窝里，照顾者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而且，Joe还有一份工作，她一周两天在弗林德斯大学下属的一家公司做平面设计。看到我们惊奇的样子，负责人笑着指给我们看车库里的一辆方便轮椅上落的车说，我们这个小区还住着一位残疾人，她是个律师，这辆车就是她的，她需要出去工作的时候就请人给她开车。
离开Joe的家，我们来到了一座为残疾人提供24小时服务的智能公寓。这栋公寓共有31户人家，只有七户是残疾人，所以为了这七个残疾人，政府在二楼建了一个管家中心，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电脑大屏幕上显示着这七个人的信息：此刻是否在房间内，上一次联系是几点几分等等。他们的手机上都装了相应的APP，可以在回来之前自己把室内的空调设好温度或把电灯打开。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房间里安装了不同的设施，如有的残疾人是无法自行移动的，在他们的床的上方就安装了移动感应器，一旦发生移动，管家中心的电脑会报警，工作人员就会立刻前去查看是否有意外发生。有一个22岁的年轻人，全身只有头部可以移动，但成年的他不愿意和父母同住，所以政府就把他安排在这里，并应他的要求分配给他两居室的公寓，因为他要和一个朋友同住。而他的轮椅上装了一个特制枕头，上面有多个控制按钮，他只要动动头部就可以开门，开灯，按电梯，或者传呼管家中心。
社区和社会包容部分管残疾事务的经理告诉我们，“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让残疾人过体面的生活。”所谓体面，不仅是指在物质上，政府给予足够的津贴让他们得以租房并维持正常的一切开销，还有一个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的残疾人保障计划，视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每年给他们一笔款项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这笔费用目前为儿童平均每年一万八，成人每年三万五澳元。更重要的是，因为有能力购买专业服务，就把家人从照顾者这一繁重的角色中解脱出来，而残疾人也就不再是对家人心怀歉疚的被照顾者。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个短片中一位残疾女性所说的，我很高兴，我的姐姐现在只是我的姐姐，而不再是我的照顾者，我们一起享受欢乐和亲情。
在悉尼打工
记得在悉尼留学的时候因为高昂的学费、房租和生活费及托儿费曾想到去打工，可是工作太难找了，8澳元一小时甚至更低的cash工不是餐馆打杂，就是在菜店卖菜，还炙手可热。好容易发现我所住的越南区的一家卖廉价鞋的鞋店招人，要求英语、国语和广东话流利，于是鼓起勇气去应征，不料女店主上下打量我一番就告诉我已经找到人了，都懒得留下我的电话。当时心中说不出的委屈，试想已拿到一个硕士文凭，第二个硕士学位在读，会三种语言，长相又不蠢，却找不到一个店员的工作，天理何在？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可能是我因为当天要去一家中文报社应聘，所以穿了一身看似价格不菲的套装，让老板认为我与她店里的格调不搭所致。
所幸不久即联系到新州的越棉辽华人联谊会创办的位于卡布拉马塔（简称卡市）的中文学校，凭着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背景得以顺利录用，每周六上午三个小时的课程，一次挣47澳元，虽然要倒两次火车，下来后还要步行15分钟，依然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教书也教得格外用心。由于该校得到台湾政府的资助，课本也来自台湾，所以一律要求以繁体字教学，还要教学生注音符号，而不是汉语拼音。为了不在学生面前丢脸，我硬是一周之内写会了该年级常用的所有繁体字和注音符号。我教的班是六年级，全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除了一个孩子来自台湾之外，其他都是澳洲土生土长的越南华裔，母语是广东话和英语。他们一开始不把我当回事，因为不把中文当回事，自从给他们讲过几个有趣的典故，而且下课时和他们用广东话和英语聊过几次天之后，就立刻把我当自己人了。有一次我误把永久记号笔当做白板笔板书，结果擦不掉了，刚来不久的我急得不知所措，怕学校怪罪，女同学们忙着安慰我，男同学甚至自告奋勇说要趁着下课把我们班的白板和别的班的调换，我当然不能这么做，不过心里着实感动。最后，一个全班最调皮的男生走上前，用白板笔照着现有的字迹描一遍，再一擦，竟然擦掉了，全班雀跃欢呼。
习惯了用英语思维的孩子们写出来的作文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每次改那些别字连篇，语无伦次的文章都让我又好气又好笑。一个学生在他写的“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中”这样说，“我最喜欢辛普森一家里的爸爸，因为他一天比一天笨。”真是大开眼界，我一直以为笨是一种稳定的状态，想不到还有人能一天天笨下去的。问起他这句话的意思，他理直气壮地用英文说，“he is getting stupider everyday.”我无话可说，他的翻译无可指责，表达也很形象，可是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当时4岁的嘉予分分钟要粘着我，周六更不例外，问了学校之后竟然得知我可以在上课期间把他放在中文学校的学前班，而且不收费。喜出望外之下带着兴奋的嘉予来到学校，谁知刚上课10分钟，学前班的老师就把哭哭啼啼的嘉予送过来了，我又尴尬又无奈，只能让他坐在角落，然后硬着头皮继续上课。过了一会儿，就发现学生们都指着白板，拼命地忍着笑，回头一看，我刚写的板书全被嘉予擦掉了，他还顺便写上了他最拿手的26个字母！当着学生的面我又不能斥责他，只好狠狠瞪他一眼，继续上课。下面的课上得特别顺利，没有任何干扰和插曲，我奇怪地向嘉予的方向望过去，猛然发现，班上最不爱学中文的一个男孩子正兴致勃勃地趴在地上和嘉予一起玩教室里的拼图。意识到我在看他，那个男孩抬起头惶恐地看我一眼，却意外地发现我眼中净是赞许和鼓励，于是放心地又回到游戏中。
教了一年多的中文之后，因为正式当了翻译，工作开始忙碌起来，就写了辞职信给学校，谁料平时一幅高高在上模样的教导主任亲自过来挽留我，还开出了一些优厚的条件，心肠软的我最受不了别人对我好，就准备狠狠心同意留下，可转而一想，悉尼反正也待不长了，何必优柔寡断呢，于是鼓足勇气说了不，说完之后都没敢看他的表情。
数月之后去北悉尼游玩，赫然看见一面墙上用拙劣的中文写了一句打油诗，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越棉辽联谊会的几个首脑人物是“卡市大害虫”，而中文学校的教导主任就排在第二。想到自己曾得到“大害虫”的重用，心里十分受用。
细腻——与生俱来的人文
予施的受伤住院带给我许多感触，我总在想，澳洲这个社会，发达不及美国，历史和文化底蕴比不上欧洲，风景远逊于新西兰，美食选择和生活便利更是输中国好几个等级，教育医疗也时不时引发争议，可为什么我们仍然愿意远离故土亲朋乐此不疲地在这里生活、奋斗、适应、融入？仅仅是为了蔚蓝的天空、纯净的空气和相对安全的食品吗？还是因为你每天都会接收到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微笑以及这微笑所散发的传承了数代的文明、教养和人文关怀？
当予施摔下来被老师带往学校办公室进行急救处理的时候，前台负责行政的一个不苟言笑的女士对我说，我需要打电话叫救护车，你有救护车保险吗？当时惊魂未定的我告诉她，我不确定，因为虽然买了私人医疗保险很多年，但从没仔细研究过它的条款，不过我知道，在没有救护车保险的情况下叫一次救护车将支付高达900澳币的费用。她沉思了一秒钟，拿起电话说，我认为应该叫救护车，费用由学校承担。不到十分钟，救护车开进了校园，下来四个抬着担架拿着医药包的护理人员，其中一个在见到予施后第一时间递给他一个憨态可掬的袋鼠玩具，我注意到予施在用那只完好的手臂抱起袋鼠的时候苍白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个细微的心意表达一下戳中了我一直紧绷的那颗心。
到了医院后，予施被抬下担架，上了住院病人的轮床。医院里，轮床由专人，即orderly（杂工）推送，而每次从一处推往另一处，都有护士拿着病人的病历陪伴在侧。妇幼医院大得像迷宫一样，我很难想象，如果只是我自己带着受伤的孩子，如何完成这许多的检查项目？在予施被推去照X光的路上，年轻的护士回过身来对推床的中年男人说，真的非常感谢你，做你这样的工作该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啊！那个面容憨憨的男人不好意思地看看她，咧嘴笑了，而我想到的是，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啊，而且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对无疑是医院里最“底层”的工作者温柔得体地表达感谢和赞许，没有丝毫的高高在上和施舍赞美的骄矜。这不仅仅是专业素养了，更体现了为人的修养。
儿科的X光室允许家长陪同，放射技师过来认真为我系上印满考拉图案的防辐射围裙，予施一看笑了，说“Mummy，Pretty！”原该气氛凝重的放射室因为这些萌萌的考拉图案让人心生暖意。
晚上十点半左右，予施被推进手术室，当病房护士把他交给手术室护士的时候，微笑着说，“这就是可爱的予施！”而当手术室护士把予施介绍给麻醉师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相信，他们面对每一个小病人，都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对每一个父母来说，这无疑就是安慰和承诺。麻醉师注意到了予施怀里的袋鼠，让护士从病历里拿了一张印有予施姓名的贴纸贴在袋鼠的肚子上，告诉予施说，这样我们就知道，这只袋鼠是予施的！予施咯咯地笑起来，麻醉师对护士说，这是我这一整天见到的最快乐的病人了！
手术开始后，麻醉师的助手说，走吧，我陪你回病房。我们走过长长的几条走廊，来到病房门口，他指着旁边的一间屋子说，这是父母休息室，有茶和咖啡，手术完了之后，我们把予施送回来。我进了空无一人的休息室，冲了一杯热茶，心里在想，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让我自己走回病房，却不厌其烦地找一个人送我回来，这一来一回，至少需要十分钟，而我绝不是今天唯一的病人家属。在澳洲生活这么多年，我最搞不懂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却常常给你一种劳动力过剩的感觉，不是吗？
过了好一会儿，休息室的门忽然打开，尚穿着手术服的外科医生走进来，对我说，“手术一切顺利，骨折处已经接好，并打了两枚钢钉，四周后可以取出，六周后可以恢复，予施今后这只手臂会和以前一样。”我说着谢谢，心里很想哭，看看表，时针刚好指着11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这位外科医生身着剪裁合体的西装精神奕奕地前来查房，看着他像予施的老朋友一样和他微笑击掌（当然是予施好的那只手），我第一次从心里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可以从事这一辛苦却给人带来希望和生机的职业。当然，他们从事任何一份他们喜欢的职业我都会感到高兴，只要他们懂得尊重、爱和关怀，懂得自发地用丰富细腻的情感去表达善意传递温暖，就是完满的人生了。我们自小在粗糙的社会环境和戒备的人际关系中长大，不得不隐藏甚至扼杀自己细腻的一面，比如善意、童心，比如感性还有信任。这么些年，在我们慢慢地学着找回这些可贵的本性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后代可以永远拥有一双看待这个世界的纯真眼睛和愿意向擦肩而过的路人绽开的真心笑容。
澳洲的监狱文化
澳洲作为19世纪初叶英国囚犯的流放地（除南澳洲，后者是自由民的定居地），监狱文化是各州旅游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的流放犯都是因贫穷而偷窃一块面包或是一块手绢的人，却要因为这样的罪行跨越半个地球，在生死未卜的海上漂流几个月，如果没有病死或死于海难就要在劫后余生之际来服刑。但现如今的澳洲人，反而以在寻根觅祖网站上发现自己的先辈是流放犯而自豪。而如今不再运营的监狱也有很多承包给商业机构，脑洞大开的商家们利用监狱的环境来举办婚礼，还配有蜜月套房，正合了百无禁忌的澳洲人的口味，居然常年供不应求！
我们今天参观的西澳弗莱蒙托尔监狱是当时西澳最大的流放犯监狱，可以关押1 000人，后来成为关押普通罪犯的监狱，一直运营至1991年。牢房的门上挂着几个不同颜色的小木箱，一个用来放钱，用于购买烟卷等奢侈品，一个用来放找零的钱；一个蓝色木箱用于放犯人的日常要求，比如申请理发，去教堂；还有一个红色的是信箱。狭窄的牢房里不允许有任何装饰，但我们注意到有两间囚室的墙上都挂了几幅画，门边的说明写着，一间的囚犯因为治疗的需要，得到了特别许可得以装饰他的囚室；另一间的床单和摆设都是原住民艺术图案的，住的是一个土著（澳洲的土著往往会得到特殊待遇，因为白人认为掠夺了原属于他们的土地）。
囚犯放风的庭院能同时容纳250个人，往往只有一名看守远远在角落守望，这是丛林规则适用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各种交易进行的地方，资历浅的犯人需要花钱购买他们所需的稀缺物品和保护。
在惩罚区，我们见到了空无一物的禁闭室，被关的囚犯只给一条毯子、一本圣经和一个便桶，不用工作但也不能出去，最长的一个被关了23个月。靠门边的一间禁闭室看起来与其他囚室并没什么不同，却是死刑犯在生命终结前的最后两小时被关押的地方，行刑时间都是周一早上八点，而死刑犯在五点半即被叫醒，监狱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指引和一杯威斯忌，然后带上头罩和脚镣上路。在至今看来仍阴森无比的吊索室共吊死过64名囚犯，直到1984年死刑在西澳废除。解说员提到，在20世纪初，吊死的过程已经十分科学化，要根据犯人的身高体重决定吊索的长度和所吊的部位，要求犯人在一秒钟即毙命，绳索过短和过长的话，犯人要么久久不死，要么头直接掉了。在弗莱蒙托尔监狱被吊死的唯一一个女性来自阿德莱德，38岁，她被指控杀死了同居伴侣的儿子，并用盐酸擦拭他另两个女儿的喉咙，导致她们后来也因病死去。
惩罚区的空地上还有一个恐怖的刑具—九尾鞭（Cat o'nine tails），这是一条由九根打结的棉布索组成的鞭子，约76公分长，最早用于英国皇家海军，后来盛行于澳洲的流放殖民点。这种鞭子打得人皮开肉绽，行刑时所有犯人必须观看，并有医生随时待命，给昏厥的犯人伤口撒一把盐让他们清醒，长出新肉，以继续鞭打。
弗莱蒙托尔监狱在1988年曾发生过澳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监狱暴乱。当时是圣诞节刚过不久，又正值酷暑，正是监狱气氛紧张的时期。当天的气温高达50℃，一个刺儿头和狱警发生了冲突，于是在早茶时间，几个和他一伙的犯人控制了送餐车，用餐盘和开水攻击狱警，几个狱警一看不妙赶紧把自己锁进牢房。于是领头的犯人打开所有囚室释放其他犯人，并放火焚烧监狱。好在后来事件得以平息，这场大火无人死亡，但几十人受重伤，几个首犯至今仍在服刑。戏剧性的是，挑头闹事的犯人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做Paul Keating（与第24任澳洲总理、工党党魁保罗基廷同名），另一个叫Abbot（与第28任澳洲总理、自由党党首阿博特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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