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揭橥报刊、自成体例的近代书评源自西方，其立意与中国原有的评论方式迥异。儒家倡忠恕之道，不惯于直斥时人著述之非，因此在人情萦绕的学术社会，序跋多作，而颇多颂扬之词。学人一般通过书信、谈话和按语等隐晦方式表达心中真意。例如，王国维极少公开臧否人物，只在私人谈话中透露己意。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陈寅恪也不惯于当面批评，只在貌似表扬的评论中隐含商榷之意。相比之下，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越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

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1905—1942年）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1923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生于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文字犀利，一针见血。这些文字散见于专业学报、报纸副刊，以及学生刊物，且多用笔名（多为“素痴”，偶题“燕雏”），隐去真实身份。这些不类今日风格的多元化书评，长短不一，短者不满百字，长篇可至万言。今搜集并加以考订，收为本集。

一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便多作书评，这得益于文学教授吴宓的提携和帮助。吴宓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长期被学界视作“学衡派”的掌旗人。论者也多把张氏归入该派，主要因其多在《学衡》上发表文章，且篇数稳居前列。其实所谓“派别”，不宜只看表象，还要看内部的思想联系，从实际的学术互动中探索本相。

张氏自1926年夏天父丧以后，“不惟他自己学费的来源断绝，而且他还须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于是靠卖文为生。“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这或许是出于不得已。张氏在贺麟留美临别之际，曾勖勉其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而他的诸多书评之作，有些不免过于随意，如评论朱希祖之文《明季史籍跋文》，仅说了一句“于著作人之问题各有考证，惟其书皆非甚重要耳”，引起了朱氏的不满，“此种全任主观、任感情之评论不但毫无价值，且太轻视学问”。他自己也颇有自知之明地承认，“所撰各文几于无一篇完全无误”。

前两种刊物能发表的篇数较少，《大公报·文学副刊》（简称《文学副刊》）由吴宓主持，每周一版，发表的机会要多得多。1927年12月，吴宓约请赵万里、浦江清、王庸和张荫麟合办《文学副刊》。合作办法是，“将图书馆重要之中西杂志数十种，开成一单。由宓及浦、张、王、赵诸君分任按期阅览之事，以多得材料而求无遗漏”，而吴宓每月给予诸人二十元以上之酬金。此时《学衡》之稿源已极枯竭，不少文章需从《文学副刊》转载，而张氏之文收于《学衡》者又多为译文，甚至不乏吴宓的命题作文，实在难以反映出其与《学衡》有何种紧密的精神联系。

要分辨张荫麟与吴宓学术旨趣之异同，还要具体观察他们在《文学副刊》中的合作情况。张氏为《文学副刊》撰写了大量具有个人风格的辛辣书评，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对于当时学风的好恶之情，颇能反映其学术品位。

例如，张荫麟在诸种特殊文学之中，对于女性文学似乎特别留意，对于清代女性作家更为熟稔。其撰文批评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见狭识卑，多而无当，大部分缀钞杂话随笔，捃录词辑诗征，耳食是凭”；梁氏表彰文学家袁枚之女弟子陈淑兰，实则陈氏的词语、文法和意境皆不如人意，反而忽视“清代女文人之最杰出者”王德卿，“仅于《闺阁诗拾》中寥寥数十字列其著作之目”。此外梁氏尚有知识错误，如书中言及明末女杰刘淑英，谓“以杀敌致名，独其文采未传”，实际刘氏未曾上阵，而其诗文有《个山集》，已于民国初年刊行。此前荫麟替王、刘两氏皆作有传记，对其史迹颇为熟稔，故能指出其错处。

另外，张氏对于男、女作家的评判采取同一标准，力求做到尊重女性作家的人格，故而特别反感当时以女性作家为招牌的新潮文艺现象：

读者但观现今女作家于其作品署名（无论真名或笔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便知吾言之不谬。（其用笔名而仍缀“女士”者，是不啻曰“作者之名可隐而作者之为女子亟欲人知”也……）不然，何以男子之作品，不闻其署名下缀以“先生”或“男士”二字耶？今日翩翩飞舞于中国“文坛”上之“女作家”，大悉皆“有著作的女子”而已。至若“女子的著作家”乎？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其文直指“冰心女士”和“雪林女士”都只不过是“有著作的女子”，实际之成就并不如名声之大。浦江清在吴宓南游期间代掌《文学副刊》文衡之责，当时收张氏稿后认为：“文并不佳，但此种文章较有生气，适宜于副刊。倘吴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

吴宓对张氏书评的风格确有颇多不满，且欲压抑其锋芒。后者为《文学副刊》写就评论清华研究院《国学丛刊》之长文，浦江清认为“骂得极痛快，气势亦盛”，吴宓却“谓其骂得太过火”，嘱浦氏“于其文后续一段，将《国学论丛》较好数篇略推誉之”。吴宓后与陈寅恪商议后，竟决定不登，“以免研究院学生以此恨宓，而惹起校内之攻击，致宓受重大之牺牲”。大约吴宓不愿得罪人，而慨叹张、浦等人书生意气，“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

其实在吴宓心中，他认为自己“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浦江清也意识到吴宓“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吴宓既未将《文学副刊》视作同人刊物，给予学生辈以平等之地位；而张、浦等人又自视甚高，且坚持己见，因此编辑部之内矛盾重重。

吴宓毕竟人单势孤，意志又时有游移，最后不得不做全面的让步。1929年1月，在赵、浦、张三人的极力主张下，《文学副刊》“增入新文学及语体文及新式标点（并增入新诗、小说之创造作品）”“由诸人划分范围，分别经营，对于该类稿件，有增损去取之全权”，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吴宓自解说：“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人，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

除了文言和白话的文体之争外，吴、张两人在学术理论上其实也有所不同。《学衡》发表东南大学学生郑鹤声的《汉隋间之史学》，吴宓认为不过“罗列材料，而乏义理（无自己之评断）”“本拟摒弃不登者，今特编入，以图充塞篇幅而已”。张荫麟却在《清华学报》的“撰著提要栏”加以长篇介绍，对于绵密充实的东南学风流露出欣赏之意。柳诒徵闻此事而喜作题词，赞赏郑氏的“沉潜”精神，并有“一时无两”的评语。

张氏好友浦江清便出身于东南大学，经吴宓推荐，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的助教，在其日记中时常可见他赞赏张氏文章之精彩。张荫麟在《清华学报》“撰著提要”中也介绍了不少东南大学学者的论著，包括向达《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顾实《〈穆天子传〉征西今地考》、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郑鹤声《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和《大月氏与东西文化》、柳诒徵《王玄策事辑略》和《述社》、张其昀《南宋都城之杭州》和《金陵史势之鸟瞰》、陈钟凡《〈尚书·泰誓〉今古文异说考》和《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等，以及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会刊《国学丛刊》。

其中，陈钟凡有所回应，向张荫麟赠书三本——《经学通论》《诸子书目》及《补正书目举要》。张氏复信谦称：“猥以为愚陋，于国学犹未窥门墙，大著精博闳深，方钻研之不暇，何敢妄赞一语？”本来对于“《经学通论》略有所疑”，但因为开学事忙而未能详陈。如果说陈氏为老辈，张荫麟的回应显得客气，则对于同辈的张其昀，两人可谓惺惺相惜。张其昀视这篇介绍文字为“吾二人文字缔交之始”，张荫麟则欲借助其地学专长，以撰成中国通史。荫麟在抗战时脱离西南联大，转投竺可桢、张其昀主持的浙江大学，盖渊源有自。

比较之下，张荫麟对于北大学者的兴趣远不如对东南大学学者的兴趣。其为《清华学报》“撰著提要”写稿，正面介绍近来值得关注的书报，仅提到北大的《国学季刊》、顾颉刚《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朱希祖《萧梁旧史考》、容肇祖《述复社》、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等文章和刊物，胡适的论著竟一篇也没有。后来张氏对于朱希祖《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的批评，更引出一场笔墨之争。

张荫麟认为，朱希祖“所谓‘南方’绝无明确之定义”，主要证据“屡及宋国”，宋地在河南商丘附近，难以指为南方，朱文实则“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力言古代南方文化之高”。朱氏随即著文表示强烈不满：“通篇评论，纯任主观，不任客观，纯任感情，不任理智，实非至当之评论。”并举及各种证据反驳。张氏亦针对其新举之证做出回应，并质疑朱氏有掠美之嫌，未言及章鸿钊和松本文三郎等前人研究。双方围绕南北方的界定、《墨子》文字的解读、苗人制五刑能否作为南方文化发达之证等问题继续争论。朱氏不服，又三次去信《文学副刊》辩驳，张荫麟则集矢于朱氏“袭用”章、松本之文，以及“中国古代铁兵先行于北方之证据”两方面，以做回应。最后，《文学副刊》以折中的态度表示息战，拒绝辩论此问题。

主编吴宓显然受到外间的压力，其在日记中自陈“作事之困难不能告人”。年轻后辈并不能了解，浦江清直指吴宓“甚怕得罪人，颇不以此为然”，导致张氏“声明再不做批评文字矣”。其时马衡正散播传言，说“《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攻击北大派”，不仅胡适，而且太炎门生也站在了《文学副刊》的对立面，当是吴宓等人的压力所在。容庚尝向马衡询问此事，后者复信称，“《大公报》与朱君之笔战，弟始终未复一字，来书所云或系传闻之误也”。不过，张、浦等人年少气盛，是非之心压倒利害关系的考虑。浦江清认为：“大体真理属张，特朱地位高，负盛名于国学界，一朝被批，岂有不强辩之理？”

此次辩论亦可看出张氏治学较前辈学人不同的明显特质。张荫麟的英文水准较高，亦习德文。朱希祖以为“文化”非“文明”，苗民作肉刑乃是一种进步之中的“文化”，而非“文明”之表征。张氏反驳称：“文化、文明二词，乃近人以译英文之civilization及culture者。civilization及culture二字在普通文字中常相代用，而不必有轩轾之分。近世人类学家恒以culture（文明）一字代表国家形式未成立以前之文化成绩，则更不含有优胜之评价，前评之用文明二字正如是也。朱君不明近代术语，漫然相讥，是亦可以已乎？”

能够直接阅读英语原文，意味着他可能会对西方学术的体认更为透彻。张荫麟从论题概念入手，一开始就抓住朱氏“南方”定义不明的要害。既在“第四节明言‘大江流域先行铁兵’（即指吴、越、楚），次言‘淮汉流域先行铁兵’（即指楚、宋），又言‘中国西有汉，东有淮，为南北之分界，所谓江汉、江淮是’”，接着又说“以淮汉流域为界”。江汉、江淮、淮汉各流域的面积均甚为广泛，上古地理又颇难考实，朱氏所论确实有南北标准游移的弊端。比较而言，受过医科训练的陈垣在1923年纂成《元西域人华化考》，开篇即界定何为“西域”与“华化”，被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于此可证明著者之研究为科学的也。此为从来支那学者所不经见”。看来这一普遍性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

二

张荫麟的学术见识多得力于西学。他“少年笃嗜尼采、叔本华之说”，颇具哲学思维，故能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朱氏之反驳不合理。朱希祖认为，要否定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就必须举出先行于北方之证据。荫麟直指，“此在逻辑上为误用‘不容间律’，在历史方法上为误用‘默证’”。

后来他也批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册）误用“默证”，“如初七、下九、六合、四角、龙子幡、织素、丝履之注意，及诗中大家子、郎君、府君之用法，虽不见于现存汉人记载，然不能断定三世纪中叶不能有之，因此处未具适用‘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之条件，不能应用默证，史法所应尔，非‘过于审慎’也”。日本山本博士著文认为，中国人到南宋时方知磁石之指极性，因为在此前的历史记录中，“除记磁石之引铁外，当然非论及其特征（指极性）不可”，但实际却付之阙如。张氏指出，“山野此种论据，在方法上为妄用默证”“此法近人误用最多”。郭沫若的成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被张氏批评“立论全在默证”“他在殷代龟契及金文中找不出（或找得很多）私产制和阶级制的遗迹，因而推断私产制和阶级在殷代未曾发生（或方始萌芽）”。事实上，张氏亦非一定反对默证法，其在《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中便以太祖实录和正史俱未记顾命之事，论证太宗继位并无太祖正式传授之法令根据。

当然，张荫麟应用“默证”理论最著名者并非上述五者，而是1925年反驳顾颉刚的“疑古”研究。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欲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掀起怀疑古史的激烈思潮。此论一出，便引起东南大学的学者柳诒徵、刘掞藜等人的批评。张荫麟起而支持后者，并认为顾氏有“根本方法上之谬误”“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

何谓“默证”？“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默证并非毫不可取，但是却有其适用的条件。张荫麟引用法国史家瑟诺博司（Ch. Seignobos）和朗格诺瓦（C.V.Langlois）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一书中的说法，指出默证必须具备以下任一要件：

（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

（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

而此衡量顾颉刚之说，“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试问《诗》《书》（除了《尧典》《皋陶谟》）是否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张荫麟还故作戏言说：“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傅斯年稍后所作《戏论》，亦类此反驳疑古学说。后来梁园东、绍来、徐旭生等人也持类似的批评意见，陈寅恪、陈垣也私下表达过相近的看法，可见张氏之批评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疑古的反对者不在少数，唯独张荫麟能够运用西方史学方法加以论证，正是其技高一筹之处。

顾颉刚对张氏所论印象深刻，曾向人提及：“素痴先生写驳他古史主张的文字时，仅是十七岁的幼年。”并拟作文字加以回应。但顾氏并未接受外间的反对意见，而是继续补充、加深和发展自己的“疑古”史学。后来所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大意“谓战国人认当时之疆域为三代之疆域，赖此谬误之历史见解，消除种族之成见，故能有秦汉统一之业”。张荫麟继傅斯年后，撰文指出顾氏罔顾《商颂》、齐钟的可靠性，背后实则疑古太过：

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像而已。

不过，张氏也没有将疑古思想一概否定，而是适当地有所借鉴。他第一篇书评即质疑梁启超老子在孔子后之说，但到1931年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之时却有转变。冯氏借鉴“疑古”而标榜“释古”，把《老子》归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张氏撰写书评认为，“老子（如果真有其人）当在庄子之前，正确年代已不可考”，实际上推翻前说，认为老子在孔子后了。在20世纪40年代结集出版的《中国史纲》中，张荫麟把老子的思想放到《战国时代的思潮》一章加以论述。

关于疑古的“默证”论争，学界亦有左袒顾氏而不满张氏者。中古史名家岑仲勉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上古史研究，着手解决禹与夏有无关系之问题。“当余未读《古史辨》时，对于禹之有无一问，亦曾抱类乎张氏之意见，即有反证无直证。”但细考以后，发现张氏亦无法举出《诗》《书》等可靠史料中有“夏禹”的实证，不过为“强证”而已。而张氏所引之西人“默证”之法，要求“均经记录及记录完全未失”“不特在古史，即在今史，亦绝对无适用默证之余地”。岑氏并质疑前引的两项要件“未必涵盖无遗”，现存之史料为何没有“夏禹”之记载，“以统计学决疑律（probability）衡之，岂其称者均在遗佚之中，不称者皆幸而传于今世耶”。

不过，张荫麟对于西方史学并未食洋不化，而是能用“他山之石”的态度反思本国史学的不足。他曾敏锐地指出，“章氏（章学诚）之分记注与撰述，与柯洛齐（意大利史家克罗齐）之分chronide与history其意略同”。所谓“记注”或chronide，“为过去之库藏，虽与此诸问题无涉之资料，亦贮而存之，以备将来新问题发生之取汲”。而“撰述”或history，则负责解答“一时代之对于过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寻求追索而待解答之问题”。张氏并以此理论批评新出的《清史稿》，“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认清记注与撰述之界限，遂至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

其中对于《乐志》部分的批评，“涉及推算技术之部分，皆成专科，亦宜删汰”，引起负责该志的老辈史家张尔田的答辩，“史之为道，重视变而不重视常，清乐既创前代所未有，尤不可不特纪，且此又是清乐成立之历程，史家叙其历程，固与述专科者不相妨也”。荫麟受到西方史学影响甚深，倡言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分科治学，诚然与张尔田不同。不过，二张对于当时位居主流的“整理国故”运动的看法偏于负面，却殊无二致（详后）。

三

张荫麟翻译美国史学家甲斯丁·斯密士（Justin U. Smith）的《论作史之艺术》一文，特在篇前加具按语（亦可作书评看），表彰文笔于写史的重要性：“史家叙述其研究结果，当利用文笔之妙。文笔之妙，不独可以增加读者之兴趣，且有助于真象之状出。”反观国内所谓“国学”“论其文或则饾饤陈语堆砌古字，或则文法上、修辞上之错误且不免”“特此类著作而充斥于史学刊物，而操一刊物之笔政者，又以缺乏此类著作为患焉，斯则我国史学界之奇羞矣”。因此有史学“艺术性”之提倡。

张尔田却无借重西方史学以针砭“国学”的想法，反而认为，“以今日学者治学之轨道全失，标新领异，惟怪之欲闻。得一奇说，不问其了解与否，即滥用滥传，久且兰变为茅，橘化为枳。名为欧美之学，而实非欧美之学之本然”。对于史学“艺术性”的讲法，则表示：“史家非必借重于艺术。乃是无从避免者。此如算学上等分术之零分，非此则不能还原。此理极是平常，独笑我国人自轻家珍，拾外人之牙慧，大惊小怪。”其语虽不无讽意，正表明其认可“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理念。而他所针砭的对象，却与张荫麟一致，即国学界盛行的“新汉学”考据之风。

张荫麟出国前讲史学的艺术性，多强调文笔之优美；后来他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受到康德美学批评的影响，强调“美”的感知与想象，对“艺术”的理解更为深刻。其时，容庚新著《古石刻零拾》，邀荫麟写序。序文提出治史有二道，除了“穷理之态度”外，还有以“审美之态度”治史。略言：

自划于时间之一片段，置身其境，靡所不观，靡所不搜，靡所不问，日受浸渍与熏染，恣意神游而冥会，久乃深入其阃奥。摄挹其精魄，而豁然洞见一森总之小宇宙，其间万物，轮廓如削。以此灼观，而述一人之史，则若髣髴老友之平生；而述一地之史，则若追摹故乡之景物；而述一事之史，则若自叙萦牵梦寐之旧迹。此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也。

荫麟曾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写过书评，或亦留意到陈寅恪为冯书所写之审查报告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可见，两人皆强调对于历史的想象力，甚至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在当时“新汉学”考据学风弥漫的国学界堪称少见。在他们看来，依靠合理的想象力，甚至可以超越证据的局限。陈、张之史观甚为合拍，后来陈悼张之诗所云，“共谈学术惊河汉，与谈交情忘岁年”应非虚语。

张氏史学观念之开放趋新，还表现在对当时刚刚兴起的“唯物史观”一派史学的评论。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氏称之为1930年中国史学界两种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又认为西周的奴隶制度是郭氏的“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虽然他在1941年的《中国史纲》中并未承认周代是奴隶社会，但辟“奴隶”专节，承认有奴隶阶级。荫麟弟子李埏也注意到了张氏对土地占有问题的叙述和西周封建论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张荫麟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服膺者”冀朝鼎的英文专著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也大表赞赏之意：

挽近案据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史者，大抵议论多而实征少。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唯此书以马氏为立足境，而根柢于邃密之探究，达以严整之条理，虽曰马氏之真精神则然，今实罕觏而可贵。

张氏敬佩作者以水利建设划分“经济要区”的见识，誉为“大刀阔斧之开山工作”，只是就如何确定时代性质和“经济要区”提出细部的商榷意见。

不过，“整理国故”所带动的专题式考据论文之风气，却是无法违逆的。真正奠定张荫麟的学术地位者，并非这些仅仅“摘录原文，未加案语”的杂志书评，而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考证文章。陈寅恪推荐张氏入职史语所，便称道其“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事未成而任教于清华历史系和哲学系，一改其旧辙，锋芒毕露、与人商榷之书评日渐少见，重心由批评转向著书立说。在浙大任教时期（1940—1942年），荫麟尝向弟子徐规传道：“评论文章好写，但不易写好，能传世者少之又少；考据文章亦不易为，但写成多能传世。”这可视为张氏个人学术道路的选择，其实也提示出20世纪30年代文史学界风气的成熟和变化。

李欣荣

谨识于广州康乐园向阳书房

2017年3月1日

参见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1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参见桑兵、张凯、於梅舫：《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解说》，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以往研究近代书评史者，多局限于少数报刊上的专门书评，偏重论“文”而少顾及“人”。例如，张越：《“书评”中的学术批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特色》，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叶建：《〈史学消息〉与史学书评类期刊发展》，载《出版发行研究》，2012（3）。另有孟昭晋的《中国近代书评源流初探》一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以及赵晓梅的《中国书评史初探》（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提供了书评史发展的一些史事轨迹，亦可参看。
参见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6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1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载《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
张荫麟：《答朱希祖君（附来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4期，1928。
张荫麟致容庚，1930年1月2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容庚档案“来鸿集录”。
参见燕雏（张荫麟）：《评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期，1928。
参见张荫麟：《王德卿传》，载《学衡》，第67期，1929；《刘淑英传》，载《弘毅》，第1卷，第4期，时间未详。
素痴（张荫麟）：《所谓“中国女作家”》，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9期，1929。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33页（1929年2月19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6~7页（1928年3月7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31页（1928年3月8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132页（1928年9月20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67页（1928年5月30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19页（1928年9月20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197页（1929年1月19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196页（1929年1月16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沈卫威已注意到《学衡》此次编辑方式的变化，并较为强调朱自清介入的影响，参见其《〈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258～2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参见张荫麟：《撰著提要·汉隋间之史学》，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1期，1925。
参见郑鹤声：《记柳翼谋老师》，见柳曾符、柳佳：《劬堂学记》，103~10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庄泽晞的《“学衡派”的名、实之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本科毕业论文）已注意到本条史料。
参见吴新雷等：《清晖山馆友声集——陈中凡友朋书札》，468～46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参见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载《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
张荫麟：《〈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期，1928。
张荫麟：《答朱希祖君（附来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4期，1928。
参见张荫麟：《答朱希祖君（附来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4期，1928。
参见朱希祖：《〈关于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讨论》（再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9期，1928；《〈关于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讨论》（三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0、41期，1928；《〈关于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讨论》（四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4期，1929。
参见张荫麟：《再答朱希祖君》，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6期，1928。
参见《本报对于此问题之结论》，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4期，1929。
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132页（1928年9月20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19页（1928年9月20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马衡致容庚，1928年9月8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容庚档案“来鸿集录”。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11页（1928年8月28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张荫麟：《答朱希祖君（附来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4期，1928。
张荫麟：《答朱希祖君（附来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4期，1928。
［日］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1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编辑部：《张荫麟君事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
参见张荫麟：《答朱希祖君〈附来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4期，1928。
素痴（张荫麟）：《评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8期，1928。
张荫麟：《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载《燕京学报》，第3期，1928。
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
此点经黎华赵指出，参见其《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278页，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81。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载《学衡》，第40期，1925。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载《学衡》，第40期，1925。
张荫麟所用为G.G.Berry的英译本，当时已有李思纯参酌法文原本和英译本而成的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参见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见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已刊论著卷》，成都，巴蜀书社，2009。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载《学衡》，第40期，1925。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载《学衡》，第40期，1925。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载《学衡》，第40期，1925。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载《学衡》，第40期，1925。
参见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参见卢毅：《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4）。
孙次舟：《敬悼张素痴先生》，载《中央日报》，1942-11-2。
《古史辨》第一册的“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初版广告”写道，“《古史辨》第二册拟目（待印）：答张荫麟先生（顾颉刚）”。但最后未出。
张荫麟：《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论文》，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2卷，第19期，1928。
张荫麟：《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论文》，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2卷，第19期，1928。
张荫麟：《〈中国哲学史〉（上卷）》，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6,177期，1931。
岑仲勉：《禹与夏有无关系的审查意见书》，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2号。
岑仲勉：《禹与夏有无关系的审查意见书》，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2号。
岑仲勉：《禹与夏有无关系的审查意见书》，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2号，1947。今人彭国良的看法颇多与之暗合者，参见《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载《文史哲》，2007（1）。宁镇疆有专文反驳彭说，参见其《“层累”说之“默证”问题再讨论》，载《学术月刊》，2010（7）。后来又有数文加入讨论，意见各不相同。参见乔治忠：《张荫麟诘难顾颉刚“默证”问题之研判》，载《史学月刊》，2013（8）；周书灿：《“默证法”与古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14（2）；乔治忠：《再评张荫麟主张的“默证之适用限度”及相关问题——兼评周书灿〈“默证法”与古史研究〉一文》，载《史学月刊》，2015（10）。
燕雏（张荫麟）：《评〈请史稿〉》，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
燕雏（张荫麟）：《评〈清史稿〉》，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
燕雏（张荫麟）：《评〈清史稿〉》，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
燕雏（张荫麟）：《评〈清史稿〉》，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张氏已注意到克罗齐的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此书有英译本）。
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编者书》，见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77页。
参见张荫麟：《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载《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
［美］甲斯丁·斯密士：《论作史之艺术》，张荫麟译，载《国闻周报》，第6卷，第42期，1929。
[美]甲斯丁·斯密士：《论作史之艺术》，张荫麟译，载《国闻周报》，第6卷，第42期，1929。张氏对于“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尚多，如其《评杨鸿烈〈大思想家袁枚评传〉》，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3期，1928；《洪亮吉及其人口论》，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号，1926。
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论作史之方法与艺术》，载《学衡》，第71期，1929。
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论作史之方法与艺术》，载《学衡》，第71期，1929。
参见素痴（张荫麟）：《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1～174期，1931。
张荫麟：《〈古石刻零拾〉序》，见容庚：《古石刻零拾》，1934年12月容氏自印。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陈寅恪：《挽张荫麟二首》，见《陈寅恪集·诗集》，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
李埏：《张荫麟先生传略》，见［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18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张荫麟：《评冀朝鼎〈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1期，1937。
参见陈寅恪：《致傅斯年》，见《陈寅恪集·书信集》，46～47页（1933年11月2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曹家齐：《师门受教忆点滴》，见张其凡、李裕民：《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