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三年了。那一年，我们电影制片厂向全国省市发了招考新演员的广告。我是招考小组组长。在我主考那一天，考生中有一个小伙子，严格说，是个大孩子，刚上中学的学生。报考单告诉我，他是跨了三个省份来参加考试的。他那天做的小品中的每个细节，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来。他的小品很成功，毫不造作。他的形象也很好，五官端正，线条明朗，一双深思的眼睛，显示出内心对生活具有一种早熟的主见。他是具有演员气质和表演才华的。在许多考生中，他是最出色的。结束了考试之后，他很自信地注视着我，低声问：‘什么时候才能接到录取通知？’我回答：‘你应该问，有被录取的可能没有？’他仍注视着我，轻轻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阵，说：‘我可不是仅仅怀着一点可能的希望就千里迢迢来参加考试的！’说完，转身就往外走。他竟这样回答我，未免太自负了！他是唯一的一个迈着自信的步子走出考场的考生。

“招考结束后，在招考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叫我十分为难的局面。其他几个成员，因为要在两个考生之中表决一个，争执不下，要由我来确定。一个，就是那个考生刘珂。另一个，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从艺术良心出发，我是站在刘珂一方面的。从个人交情出发，我是站在老朋友的儿子一方面的。我非常矛盾，想保持自己艺术良心公正，又没有勇气得罪老朋友。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坚持原则的。但在某些哪怕稍微特殊一点的情况下，原则就会在个人杂念和利害关系的挑战下被放弃。我……也妥协了。我记得当时说了诸如此类的话：这少年虽有才华但过分自负，自负便很可能导致狂妄，狂妄会使哪怕一个顶好的艺术苗子毁掉。我还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作为论证。这样一来，站在刘珂方面的几个招考成员都沉默不语了。虽然明显地看出他们并不由衷地赞同我的话。事后，我悔恨过，我自责过，我感到了深深的内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利用自己的艺术威望做了一件亵渎艺术二字的可鄙的事。我只能用这样的想法慰藉自己：他年纪小，今后还有报考的机会，他明年一定会再来……

“谁能料想几个月后就天下大乱了呢？我导演的几部影片都遭到了批判。我成了电影界的反动艺术权威。经过上百次的批斗之后，我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有条规定，每星期一、三、五开颂扬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每星期二、四、六开批判会，批判一切‘牛鬼蛇神’。不久我便逐渐觉察出，颂扬也罢，批判也罢，都不过是在盲目的政治热忱的鼓动下演出的一幕幕活报剧。我，作为一个人的实际价值，不过仅仅是某些人的一件活道具而已……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和一年前那个考生刘珂，竟会在北大荒一个小小的‘夹皮沟’重逢，并且住在同一个大宿舍里。不过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身份和命运已然不同！我是劳改分子，他是知青排的一个班长，他随时随地都有权对我实行监督和大声训斥，像别的知青对待我那样。但他一次也没有训斥过我，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了。我夜夜暗自祷告，但愿如此！有一天，我和他那个知青班在营建工地上一块儿抬石头。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劳改犯，又年老体弱的关系吧，谁也不跟我一块儿抬。他，一手拿着扁担，一手拿着筐，看了我一眼，朝我走过来。

“他把筐放在我面前，问：‘你还认得我吗？’我，不得不点了一下头。他又问：‘我想知道，一年前我究竟因为什么没有被录取？’我呆望着他，无话可答。‘是因为我的小品表演得不好？’他固执地继续追问。我摇了摇头。‘那，是因为我的理论口试不及格？’我又摇了摇头。‘到底因为什么呢？’我不想为自己寻找理由欺骗他，那样做自己就更可鄙了。于是我回答：‘我一生只做过一件违背艺术良心的事，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你！’他理解了我的话的含意，盯视了我半天，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他不再问什么，把扁担伸进了筐套。我把筐套橹到扁担正中。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把筐套捋到他那一边。那一天，我们没有再交谈过一句话。虽然每一次他都把筐套捋到他那一边去。但我却感到比跟任何人在哪一天抬石头的时候都更加沉重。重压不在肩上，在心头……

“端阳节那一天，生产队要宰牛。那是一头高大的牤牛，犄角差不多一尺长，像两柄矛。它性情狂暴，发作起来如同一头野牛，抵伤过不少人。前不久抵死了喂牛的老头。那一天，我病倒了，躺在大宿舍里发高烧，忽然被几个青年从被窝里拖起来。他们把我带到晒麦场上，推到那头牛跟前。牛，拴在一根木桩上，狂暴地用蹄子刨着地，绕着木桩打转。牛嘴里吐着白沫，牛眼瞪得像铃铛，牛鼻孔张得大大的，呼呼喷气。那几个把我拖来的青年，将一柄大钐刀头朝我递过来。我这才明白他们是要我干什么，我后退着，我大声哀求着：‘不、不……’我生平连一只麻雀都没有杀死过。‘不？今天我们非得亲眼看着你把这头牛宰了不可！’他们硬将钐刀塞在我手里。我意识到，哀求是没用的了！他们这种取乐方式如果不达目的，今天是绝不会放过我的。于是我提出，让他们给我一支枪。生产队里有枪，既然那头牛非由我来杀死不可，我不能用钐刀，只能用枪。他们嘲笑我：‘枪？给你枪？谁敢保证你不朝我们开枪？你非用这把钐刀头不可！’我绝望了。我横下一条心，攥着那柄钐刀一步步走到牛跟前。牛，哞的一声，偏过头，扭过肥壮的颈子，把两只牛角朝向我。我的手抖个不停，一下子跪在地上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我为自己无力杀死那头牛而哭。我为人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冷酷、野蛮、残忍而哭。我的哭，使几个年轻人意外地呆住了，也使其中的一个开心地笑起来。那笑声，至今回想起，仍使我心灵战栗。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正是被那种笑声从我心底唤醒了，激发了。我不哭了。我镇定了。我从地上站起来了。我不再哀求什么了。我，是老而弱的，但我要杀死那头高大而狂暴的牛！人，不能被兽慑服！人，要战胜兽！我这样想，慢慢闭上眼睛，猛地朝牛颈上拉了一刀！钐刀从我手中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我没有立刻睁开眼睛，仿佛就站在那里化到了另一个世界中，一个听不见人的笑声和牛的叫声的世界。忽然一个人紧紧拽住了我的胳膊大声喊：‘快跑开！’我猛地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地上的一摊鲜血，而后，看到了牛，颈子上一道可怕的伤口，血正在喷射出来。它扭动着头，把那根深埋在地下的桩子摇撼了。我完全麻木地、机械地被拖拽着跑到两幢砖房前面，被那个人推进两幢砖房之间的一条窄窄的夹缝里，像把一条鱼塞进罐头那样。紧接着，那个人自己也躲进了夹缝里。这时，那头牛拔出了木桩，带着木桩，从几十米远的地方，朝我们的藏身之处冲来，一头撞在砖墙上，我感到夹住身子的两堵墙震动了一下。它，退后几米，低俯下鲜血淋漓的头，瞪着猩红的眼睛，挺着两只一尺多长的矛一般的角，又撞来，夹墙又震动了一下，一次、二次、三次……它撞来，退回去，再撞过来。终于，它倒下了，像一道土坝坍塌一样，顽强地向我们抬了最后一次头，再也没动……

“后来，我连续昏迷了几天。完全清醒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躺在农场总部的病床上。我恍恍惚惚记得，有谁曾来看望过我。问护士，护士说我儿子来看望过我，不止一次。我摇头苦笑，对护士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儿子在云南插队，离此地上万里，我自忖不会有那么好心的人通知我这个‘反动艺术权威’的儿子来看我。就是真有这样的好心人，儿子也不会这样快就赶到这里。护士并不同我争辩，拿出几盒罐头放在我的枕边说：‘这就是你儿子带来的！’还告诉我，有一次儿子来看我，我在昏迷之中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他就那样被我抓住一只手，从晚上直到早晨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病床边。直到我自己松开了手，他才站起身离去。难道真是儿子？不是儿子，谁又会对我这个‘反动艺术权威’有如此深情呢？儿子，我当时多么希望能见到儿子一面啊！护士刚出去，又回来了，身后跟着刘珂！护士说：‘你看，我没骗你吧？这不你儿子又来看你了！’刘珂在护士背后朝我使了个眼色，叫了一声‘爸爸’。护士出去之后，他急切地走到我的床前，先询问我是否感觉好了一些，接着悄悄告诉我，他所以称我父亲，完全是因为想到医生给一个知识青年的家长看病会比给一个劳改分子看病更尽职些。我受到的照顾证明他想的并不错。我注意到了他手背手腕上有被指甲抠伤的痕迹。我猜测那一定是我给他留下的。我问：‘是你救了我？’他默然地点点头。我又问：‘你原谅我了？不恨我？’他轻声回答：‘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人又不是为了怨恨活在世上的。虽然我也怨恨过您，但我认为您并不反动，现在我同情您。人总不该自私到连同情都不给予别人的地步啊！’我不再说什么，眼泪夺眶而出。

“我在那种处境下，曾对现实绝望过。但是从那一天起，我不再绝望了。我想，现实中还有像他这样的青年，现实还是有希望的！我还是应该活下去的！也是值得活下去的！我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我重返影坛，无论这个青年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找到他！我要尽我的一切能力，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电影演员！我要用有生之年为他铺一条顺利的艺术道路，使他前程似锦……”

老导演讲述到这里，紧紧抓住女主人的手，十分激动地说：“老人家，请您转告您的儿子，明天一定在家里等我，我非常想见到他啊！”

那位老母亲，慢慢抽回双手，不知何故，忽然捂上脸悲伤地哽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