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为写这本书翻看法国19世纪的报刊时，发现当时“La Chine”虽已成为指认中国的一个正式名词，但官方场合更多的是用“中央帝国”（empire du milieu）或“天朝”（empire céleste）。这是当时对这个遥远国度的不同称呼，前者“La Chine”是西方命名的中国，自18世纪以后，随着征服的脚步，西方人对整个世界都以自己的视角重新命名，以显示是他们的发现赋予了这个早已存在的世界以“存在”。无论是英文China，还是法文 La Chine都属于这一类抹去他人历史的强命名。另一类称呼是对已存在称呼的译名，是尊重对方的表示，“中央帝国”“天朝”即属于后者。本书经常引用的“天朝”二字，即直译于此。此“天朝”与时下不少对这个国家看不顺眼的人口中的“天朝”既不同源也不同义。经常听到为瓷器自豪的国人拉英国人以瓷器命名中国为自己证言，这件事仔细想想真没什么好乐的，那只不过是人家用着中国瓷器又不知也不在乎制造国的大名，便随便给起了个绰号。后来给我们起绰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世界的主子，我们便把绰号直接当成了大名，还很得意。试想想我们古代曾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如果人家从此就把罗马丢掉自命大秦，会多么可笑。

然而，历史还真就以这种可笑的方式继续着。

1896年，李鸿章作为清朝钦差头等大使率领一个捎带了亲属、仆人、厨子、医生的庞大代表团，巡游了半个地球，其中巴黎是主要停靠点之一。当时的世界，法国与其近邻英国是最强盛的两个资本帝国，几乎分赃了整个非洲和半个亚洲，疆域都直抵中国边境，巴黎与隔海相望的伦敦是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化都市。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法兰西这个把战舰一直开到中国内河的军事强国搜刮了世上令人惊叹的财富珍宝，以致从19世纪末至“一战”爆发前的不到二十年时间里，巴黎经历了后来再也没有失而复得的“Belleépoque”（直译“美好时代”，意译“盛世”），留下了一个我们至今依然可以窥其残影的奢侈、文艺、布尔乔亚的大都城。而李鸿章作为这个新兴帝国受害者国度的代表、身后拖带着即将熄灭的古老文明，于1896年7月中旬一个炎热的傍晚，从比利时乘火车抵达巴黎。其时正是“盛世”的巅峰时刻，无论是接待者还是来访者，处在他们所处的历史峰尖和谷底，都难以想象百多年后追寻他们足迹的后来者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我就是这个试图窥探历史之影的后来者。

在撰写此书之前的准备阶段，我已意识到这只能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只有隔着一个多世纪的交错旅行——重走他走过的路、寻找每一个与历史和人物交汇过的地点，让纸页上记述的历史与追溯者行游的脚步看似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文明的变迁才像隐在时间之墙上的斑痕为注视者穿连起它们不愿言说的逻辑。

既然是两个人的旅行，本书便分成两个界线相当显明的部分：我本人的行游叙事和根据资料、档案拼凑的李鸿章的旅程。其中有关李鸿章的旅程，法方留下的档案记录少之又少，只能以当时传媒的报道为主干，本人既已质疑报刊记录虚与实的比例，对其叙述就更不敢添加任何文学性的想象，所有日期、地点、人物皆有出处，所有引号内的话皆为直译，连编译的小小随意都未敢搬弄。文字间真正随心所欲地挥毫，是我本人的行旅观察和思考，那是可以当成随笔散文去读的。重走除了地理的概念，还有时间的追索，就是试图打开已经闭锁的时间大门，一路追回去，尽管知道那是徒劳的。

间隔一百多年的两次旅行，无论怎么互相“修补”，都留下了分离的印迹，一如从那时一直贯穿至今的中西对视的“沟壑”，永远填补不了的。

边芹

丙申年冬月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