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耶特街

从北站行出，敦刻尔克街车站大门正对着的叫德南大街。说是大街，其实很短，几步路就伸到一个街心广场，从那里眺望西南而下、横穿十区和九区的拉法耶特街，一路可直通塞纳河右岸的一个繁华地——歌剧院。1896年7月13日19点过后，清廷特使李鸿章乘一辆双篷四轮马车直奔他下榻的旅馆“大饭店”，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我在走访北站两天后，也是在晚上，决定沿着李鸿章乘马车大约花了二十分钟走完的路，步行去歌剧院。这条街的街名取自大革命中名噪一时的将军拉法耶特。法国人送给名人最好的礼物，就是把一条街或一个广场冠上他们的名字，永生的办法，此为一绝。国土的角角落落就这么网一般被锁在对强人、名人、伟人的记忆里，时刻提醒小民自己过客无凭的身份，那些墙上的名字才是真正主人。从这个细节依稀还能探到旧日领主思维在近现代虚无缥缈的进步大旗下面，顽强地在人的血脉中传递。这才是花谢叶落枝杆根须纹丝不动的西方，人民以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存在，换取那百分之一的存在，而交易的底价轻易是不显露的。

两天之隔，短命的“印第安夏天”已被秋天的本来面目翻过。21点以后的拉法耶特街，清冷得犹如炉膛抽去了干柴。这里属于塞纳河右岸银行、办公区，是“资本大食堂”的操作间，夜一来这架庞大的人工心脏起搏器便停止了跳动。沿街小买卖是严加控制的，不让小民的生存本能毫无遮掩地涂抹在城市的容颜之上，是小资天堂奠基的第一块砖。我总是在这道分界线上，看到“东方”对“生”永远的让步，以及高抬贵手之下，春虫般涌动、淋淋漓漓、无遮无掩的生存本能。

转上拉法耶特街，在走到李斯特广场前，部分咖啡馆已打烊，而这时河左岸小资们冬虫般刚刚苏醒，这个城市为他们将俗民们的欲望挤压收缩，提供了似乎永不中断的统领天下的幻觉。

1896年7月半的那些天，巴黎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酷暑。李鸿章长袍马褂，在19点钟远未落山的太阳下，不知怎么熬的。但他乘的四轮马车的篷因此而放了下来，就像坐在敞篷车里，他看行人和行人看他两便。这种四轮马车车夫坐在前面很高的座位上，车内两排双人座是面对面的，车门开在四人座中间。车是从总统府直接派出的礼车，镀金雕花是免不了的。后来通用的橡胶车轮尚没有换掉铁圈实心轮，取代中世纪土路的石块路，也还没有被方便了汽车弄丑了城市的柏油马路取代，那大车压在石块路上哗啦直响。李鸿章带着翻译（一说是他的秘书罗丰禄，一说是驻法公使庆常）与莫罗少校和副司长莫拉尔面对面坐在车内，谈了什么没有记录。

我想找一张拉法耶特街19世纪末的旧照片，终究没有找到。一路走过，米色石面的楼，灯影下似古还今，一看墙体上刻的建筑日期，多半20世纪初建的。现在留在明信片上的巴黎城，最后的大变动发生在19世纪后四十年和20世纪初，自那以后，局部的建设和改造未断，但换城的狂躁已经收敛。也就是说李鸿章到的时候，正值两次世博会——1889年和1900年——之间巴黎城求大求新的高潮。第一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靠战舰枪炮开辟海外市场和抢劫原料，也以没有遭受任何阻力的高效进行着，资本战车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狂妄，碾压着大半个世界失败者的尸体，不知餍足地敛聚着财富。你在拂掠这个城市剩余的浮华时，每一块砖石其实都并没有沉默。19世纪靠劫掠旧文明积攒的财宝，构筑了西欧几大都市与众不同的奢侈，那是胼手胝足搭建不起来的。今天从地球那边奔来“旅游”的失败者的后代们，已很难将眼前的奢华与祖先的眼泪连在一起，连掠夺者都没有意识到石头的背叛。

呈现在李鸿章面前的是没有一条皱纹、只待不断添妆的巴黎。李斯特广场夜晚看去异常高大的圣樊尚·德·保罗教堂，应该也在他眼前滑过，教堂在北站之后刚刚建起来，设计师就是北站的作者。19世纪，巴黎建了最后一批“雄伟”教堂，这样说是因为其后再建的，已经不再那么注重外表，信徒也不愿捐很多钱建庞然大物了。19世纪为新一神教进行了大规模的播种和杀伐，才铸就了今天西方精神世界的一统。说起来弹指一挥间，实际是推土机般的排山倒海。从他们对旧一神教一信两千年，新一神教还有度不完的时光、无穷尽的征服等在前面呢。1905年政教分离，旧信仰与权力脱节让位于新信仰，是对法国天主教的致命一击，背弃者这种时候像洪水一样奔逃，跑在最前面连魂魄都一路撒掉的自然是小资。金融资本经过数百年的征服，以“进步”为诱饵，有一群冲锋陷阵的精神贵族，右脚踢掉王室，左脚踹开教会，以“个人主义”为上佳礼物，百年一槛，一砖一瓦解构了传统宫殿。没有被“进步”蒙住眼睛而看到这场文明篡变的人，被胜利者精巧的手封埋到新宫殿的混凝土中。差不多要两百年的跨度，才能看清一个文明由征服者扭转的船头。但夺权者没有算计好的是，如此大手术下，西方文明已经为它的黯淡和沉落埋下伏笔。

李鸿章的马车经过这个广场时，在广场附近居住的音乐家的名字还没有挂上去。

这是他结识巴黎的第一条长街，固然与他已经走过的欧洲城市没有截然之别，但毕竟时变境迁，沿路小民对他的迎接并不友善。一路围观的人群，与其说是欢迎，不如说是看热闹，对李特使的喝彩，据说不如对最后一辆车上两只白色的下蛋母鸡劲头足。但与比利时相比，境遇已经好了。李鸿章在布鲁塞尔走出北火车站时，随行的中国人遭到围观者的讽刺和谩骂。“异教徒”需有一大堆精细品质才能逃离下等人的境遇，只不过总有几个逃得快的被驯化者，积极地遮掩那道人肉阶梯。猎犬驯化的第一步是培养优越感，界外必是低一等的，由精英们严密把守的所有通向外部的渠道回流的画面都旨在让人坚信这一点，哪怕下等小民这个界线也是一丝一线根植在血脉里。有时看到伸手过来的白种流浪汉都战栗地坚守着这块高地，倒吸凉气之余，也为“猎犬”对“驯化者”的高回报心生艳羡。在骑兵卫队护送李鸿章的马车开拔后才走出布鲁塞尔车站的几个中国人，要不是警察挡驾，差点被一群无赖痛打一顿。但警察也挡不住沿途人群扔向李鸿章的侍者们的各种投掷物。那情景一百年中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只不过越到后来，越披着道德的盾牌。

我在李斯特广场略坐了一会儿，夜已深浓。打着灯的圣樊尚·德·保罗教堂高高的台阶上寂无一人。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一掉头，旧电影带着胶片上的雪花和放映机的沙沙声，就在灯光打不着的暗处显影出来。《十字架报》报道：李鸿章坐在马车上，头从左拧到右，好像对街上如此多的人有些吃惊。《回声报》则说“他对发生在他周围的所有事都好像是超然度外的”。西方人常把中国人的矜持，看成是高深莫测。无时无刻不患得患失的他们，也的确难有其他想象。一种文化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判断另一种文化时，不可避免地再造出一个本不存在的次文化。但凑近看到他的人，还是能捉到“他垂落的眼皮下滴溜直转的眼球和嘴角苦涩而嘲讽的皱折”（《回声报》）。

我无法揣度李鸿章坐在马车上的所思所想，只能拉出一个做了一次反向旅行的法国作家的话，大致体会左右他思绪的背景之墙：“那是一个被围捕、宰割的中国，在被瓜分的威胁之下，再也无法恢复镇静。她龟缩一团，充满怀疑，带着那被彻底打乱的文明，再也无法以狡猾、以人多、以至此一直保持的无动于衷，来有效地面对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这是亨利·米肖为再版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写的序中的一段话。深知自己游猎本性，他们看世界比我们少了一箩筐的浪漫，那就是一幅狩猎图。

这是1931年米肖抵达中国时的印象，其时李鸿章已辞世三十年，清朝被推翻二十年，经过共和、军阀混战，中国再度面临日本的入侵，李鸿章预见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远未平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跑线，从那时一路奔过来，迷雾一场接一场，奔跑线路纹丝不变，只不过越接近庆功的晚宴，看不见的人越多。

此时坐在这个广场上的我，虽然有一百年的时间墙壁遮风避雨，毕竟只能暂时脱去尚未甩干的历史陈衣，这人造的、刻意忘却的洒脱，能持续几时？历史未缝合的伤口，会在遥远的地下，隐隐地牵着人们以为斩断的脉络，有一天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火山般喷发，一路摧毁，理性这时会遁逃得无影无踪。

不只一家报纸写到李鸿章躲在大大的镜片后面一双“逃遁”的眼睛。不刻薄的把这归结为狡猾，比如说“他的脸透出力量和狡黠”。19世纪“东洋镜”被打破后到过中国或与中国人直接接触过的西方人，在“中国人狡猾”这一点上见解多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看到更深一层，亨利·米肖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中国篇”中写道：

“这个古老的、老迈的小孩民族，不想知道任何东西的本质。”

米肖用了“不想知道”而不是“不知道”，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低中国人。相反，他的亚洲之行让他偏爱中国人胜于日本人。与远东这两个看似文化相近的民族接触过的法国人，一般都热爱日本文化但喜欢中国人，这很好理解，中国人憨而大放，与高卢人刁钻小气正负相抵，像是上天的搭配。但喜欢与看不起往往只隔了薄薄一张纸。这个眼睛像探刀一样的民族，一路血腥地搜遍世界，找到了几个敬而远之的“同类”，和一大堆可供“劫掠”的“非同类”。我称之“痛苦的发现”，因为将那么大片的文明送上手术台，自己也是要在刀锯之下断臂的。

让西人一见之下便有“狡猾”之判断的，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那双躲闪的眼睛，就是眼睛从不直视对方。在西方，直视对话者是必备之礼，表明你对对方的尊重和专注，哪怕内心视其如粪土，这番做作也是必摊出来的。那直视的目光时常被不解习俗的国人诠释为真诚，其实不回避不躲闪的注目并不意味心思的曲直。估计李鸿章在检阅仪仗队时眼睛投向空洞的远方而非为他舞姿弄态的仪仗队员，让在场的各报记者领略了异邦习俗的“反常”。这是个观察细节、揣摩细节、改造细节、设计细节、欣赏细节的文明，中国特使的这一脸部细节自然扑面而来，成为特使外貌在第一时间被重点解读的部分。米肖说过：“任何东西都能让这个民族一逃了之，当你直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就逃到了眼角。”这一体征被多重诠释，乃至插上想象的翅膀，为中国人在近代以后的一长串坏名声又添加了一笔。

法国报载李鸿章的下人们为在比利时大街上受的侮辱，实行了报复。他们在布鲁塞尔“美景饭店”对饭店的服务生摆出一副“征服者的蛮横”，视他们为“奴隶”。好几个随行的中国人对饭店的女佣有“非礼表现”，头一天晚上就闹得不可收拾，最后饭店方面不得不“武力”介入，才使这些可怜的女仆脱身。

引号内的字都是从报章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只这些字就是一出难以想象的闹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除非当时在场的中国人留有笔录，否则永无真相。在真相这两个字的深层概念里，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一本质歧异。中国人要么回避，但若真追起来，那是超越利益底线的“真”，终了只能有一个标准：真理；西方人则似乎从不回避，但那“真”是悬浮在利和界的底线之上的，与信仰捆在一起，一道界一种标准，好似樱桃蜜饯只能点缀在蛋糕上，时常可以解释为：强权即真理。早已领教法国人随意调放“樱桃蜜饯”位置的奇大本领，我对“美景饭店”里事实上发生了什么是满腹狐疑的。这个民族对他人意向的猜疑和想象追索出去时常绕不回来。在与真实的距离上，每一种文明都耍尽花招。相比来讲，中国人对历史多了几分畏惧，没有上帝偏袒的他，将历史贡为最后审判，他弯筋曲骨钻圈、走钢丝，躲着避着也不敢玩魔术。

两只母鸡是李鸿章抵达首日传媒炒作的“大菜”，凡是可以抓来证明中国人“卑琐”的细节，一百多年都被点滴不漏地筛选，成为传媒“热炒”的佐料。如此搭建的“围墙”果然安然无恙地穿越了世纪。“防火墙”上的哨兵人人知道怎么选料，而不设墙更从无哨兵把守的中国人，一点都不懂得掩藏，常常是拱手奉献。就像两个人的舞台，一个机关算尽，一个浑然不觉；戴着无尘手套的一方，细心挑选着投向对方的石块，然后温雅地递上白净的手，等待着对方的亲吻。不幸坐在舞台下的我，不知向哪里奔逃。

各报记者大发想象，说母鸡是李鸿章的护身宝，神圣得很，一路都有专人看护。据说随行那么多行李里连大米都带了，因为不吃西餐。但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有意拒吃西餐。这么一堆无遮无掩暴露生存本能的举动，让特使所率的大清代表团成了茶余饭后的谈笑对象。行为表面是否收藏生存本能，在贵族与小资接力“雕琢”过的西方社会，是“利”之外头等重要的事，人群间所有不成文的规矩都是以此为起点的。这杆标尺划界之深远，以及它引起的“西方”与剩下的世界的对视，自身未被西方文明浸染的人往往看不到。

这个文明遮羞的锦被是“cultiver les signes”，这句法文翻译起来找不到现成中文，“cultiver”是“栽种”“培养”的意思，“signes”是“迹象”“信号”的意思，解释起来，应为“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这句话是打开城堡宫殿的钥匙。在划分“同类”与“非同类”时，此为标尺之一。所谓界外的“小孩民族”，都是缺乏这一意识的，在他们眼里便几同虫豸。“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用在个人身上，就是尽可能掩饰生存本能，一如房子要装饰到看不见下水道、电线。外在信号与中国人可以解释为虚荣心的面子完全不同，它是对立于生存本能而存在的。对生存本能的划分，西人的精细和转弯，让我明白每一种文明为自己编织的绳结，直与弯，虚与实，都只在某个点上才找得到答案。比如马桶和浴缸，有条件的人家绝不放在一起，因为马桶在生存本能的界内，浴缸没被划入。再如痛哭与裸露，前者与尊严挂钩，属于生存本能的一种，故众人面前切勿放声，而后者则全不在此列。看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母鸡”在界的哪一边。这条界中国人是不设的，很多事都能从这条界之有无找到源头。我经常自问：中国人作为整体是否学得会“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我每看到可驯化的人和不可驯化的人朝着相反的方向聚集，然后站在界河的两边陌生人似地对望着，便惊问自己往哪里去？

拉法耶特街走到尽头，接近歌剧院的时候，钱势的影子一路都在放大。先是银行一家接一家，随后便是老佛爷和春天百货商店的总店。马车经过拉法耶特街与直通歌剧院的阿雷维街的拐角时，李鸿章应该看到1895年刚刚建成的老佛爷大商店。他大概绝想不到，一百年后，店已开到北京和上海，而巴黎的总店盈门的也是中国人。你只在一两个这样的细节上看到时间退潮后已经琢刻完成的海岸，它难以更改的连接和断裂，它的深陷和凸显。

我在拉法耶特街远远就看到老佛爷占了半个夜空的彩灯。它的原名直译应为“拉法耶特廊”，因为它就在拉法耶特街和奥斯曼大街交汇的地方。19世纪是西欧建起家底的一百年，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在1875年左右已经完成。新的发展因素：海外扩张、石油、橡胶、钢铁和其他稀有金属、电、涡轮机和发动机等，使西欧这些弹丸小国迅速向帝国发展。而新帝国是不放过老帝国的，奥托曼帝国就在这个世纪被逐渐肢解完毕，只剩下现今的土耳其；接下来又肢解了奥匈帝国，让单一民族的小国寡民散落了一地；中华帝国则是从那会儿一直“啃”到今天。分而治之，一直是“新千年帝国”的秘密武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欧本土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变：人口增长（海外征服使多余的人口占领了其他大陆）、银行存款剧增（主要得自文化和实业资产阶级人数的激增）、交通迅猛发展（覆盖全国的铁路建设和远洋汽轮驶往各大洲在1830到1876年间基本完成）、大规模城市改建（奥斯曼男爵使巴黎城彻底脱出了中世纪古城的面貌）、现代舆论（金融资本布设的最有效的马前卒）——报纸和随之而来的广告业……这一系列的变化汇总到一起，“大商店”从1855年起，在新兴的资本大都市巴黎应运而生，风卷残云般摧毁了已绵延了不知多少世纪的小本买卖。而其中第一家大商店就是李鸿章过几天会去参观的卢浮宫商场。

站在拉法耶特街与奥斯曼大街的交叉路口，望着可以遮蔽一切的彩灯，想到一个世纪以后以同样的势头摧毁“大商店”的“大超市”，事情只在事后被掂量，而且永远似曾相识。我大概能体察几分19世纪末新贵暴富的心态，这种事情以同样的面目或迟或早地会让不同的眼睛看到。今天世界的烟花，欧洲早在19世纪就点上了雷管。19世纪被很多人称为“愚蠢的世纪”“心灵生病的世纪”“掠夺者的世纪”，雨果发出悲鸣，左拉开始解剖，但所有的贬义词都未能阻挡失败者不遗余力的模仿。自欧洲人做了主子，宽广的星球，被挤压成栈道，而他们似乎看不见自己绑架他人的独木桥。这架从来没有卸掉一个零件的庞大手术台一面切割，一面呼叫着保全尸首，我时常禁不住要用这样尖利的眼睛去看西方环保主义者。

李鸿章抵达巴黎前的那几年，社会经济这匹快马，是在资本的温床上奔跑的，温床之下是拆都拆不断的食物链。1893年3月揭出的巴拿马运河丑闻，让八万多运河公债认购人倾家荡产不说，还把一批政治家、新闻记者拖下了水。这条旨在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通起来的运河，因为一开始就设计错误，卷裹了远远超出预算的资金，工程承建人费尔迪南·德·莱塞普为了不致破产，买通政客和新闻记者，向公众隐瞒真相，继续发行债券。金融资本的诈骗式运作，在胚胎里已经孕育，且从未因一次败露而停止，堵上一个洞，再去打另一个洞，鼹鼠一般。人们往往是在被褫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下一个受害者。左拉在小说《金钱》中对19世纪的贪污受贿有精确的描述。事情最终败露后，不光公共建设部部长被判刑五年，连设计和建造埃菲尔铁塔的古斯塔夫·埃菲尔都差一点被送进监狱。今天千里万里来“瞻仰”这座“现代神话”之塔的人，在埃菲尔铜像前已看不到这一切，资本的神奇在于它抹去自身丑陋的惊人效率。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为那些认购债券的中小资产阶级出了气，因黄热病和工程事故死在运河工地的无数中国苦力，则没有人提到一笔。

巴拿马丑闻被称为“世纪丑闻”，足见那个时代金钱将社会上层捆绑在一起还没有编织完“合法”的网罩，下面的世纪则一次比一次“聪明”。而且因为这桩丑闻涉及两个犹太裔操作手，反犹与反资本主义一路携手，成了19世纪的风景。这些被金融资本赶鸭上架的国家，在与传统割断脐带的阵痛中，一步一个血印，但无不被精巧地掩盖。如今只看这个国家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书，只能看到这场争斗胜利者一方的证词。不用一兵一卒的“占领”过程，时常让脑筋狭窄的土著压抑和不平，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二战”撕脸。

裂纹之下是一些绝望的反抗者，1893年12月9日，众议院被炸，造成众多议员受伤。投掷炸弹的是奥古斯特·瓦扬，两个月后，他被送上断头台。为这类人早已准备好了名词：“左翼安那其分子”。欲使一个社会的零星反抗者酝酿不出一场革命，要学会选择名词的精细。据说他这是为1892年被砍头的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拉瓦绍尔复仇。拉瓦绍尔也因为搞了四起爆炸被送上断头台，他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这个社会在腐烂。”

这是19世纪资本洪水下的呼号，你从呼号之凄厉和嘶喊者被人遗忘的速度，大略可以体察时代转弯之急速。祭祀儿还从来没有这么快地被抛弃过，背叛者还从来没有这么堂皇地与正义为伍，今天的世界是在快速“腐朽”中诞生的，为此小资们承担了解开传统社会道德绳结的使命。光华万丈的“人本”为大盗扫清了围墙和阻力。我曾一度以为这个包裹着精美绸缎的国家，埋掉“二战”的伤痛，便是被历史特别垂顾、光滑无痕的土地，及至触碰19世纪，才摸到这个民族旷日持久的压抑，以及屠刀下的驯服。

很快，1894年6月24日，又有一名“安那其分子”铤而走险，为回应政府“严打”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加西里奥在里昂暗杀了法国总统萨迪·卡诺。这不是第三共和动荡历史第一次波澜，也不是最后一次，政客之生死对历史的影响只与他们手中的实权挂钩，而第三共和的总统们摆设的成分很足。那场暗杀倒是改写了李鸿章旅欧的小小历史，接待他的原本应是卡诺。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李鸿章应新总统富尔之邀参加国庆阅兵的那天，又有人向新上任的开枪。

19世纪被送上断头台的人，除了刑事犯，就是理想主义者。总要有一个世纪的“合法”屠戮，才能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上扫清障碍。所以李鸿章到的前一天，《费加罗报》有一篇杂议上说他来得不巧，看不到断头台了。因为夏天上层社会都去外省度假，巴黎的行政和执法就有一个停滞，要等到九月，才能观赏到巴黎人最喜欢观看的节目：砍头。总不能让远到的客人等到那时候吧。何况这位撰稿人怀疑李鸿章会把法式断头台引进中国，因为早李鸿章而来的驻法公使陈季同先生，对断头台这玩意儿很好奇，曾特意跑到法国19世纪最出名的屠夫戴布雷行刑处观摩，最后得出结论：“这玩意儿拿到我们那儿割起来就不一定这么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辫子。”

在转上阿雷维街走向19世纪大工业艺术的杰作歌剧院的那几分钟里，我忽然问自己：生不逢时是一个人的错位还是整个时代的脱轨？来的时候，灯一盏接一盏地灭，背后拖带着一百年都甩不掉的阴影。可以从这个孔穴去透视李鸿章吗？20世纪90年代初，我也是在初次走到这地方的那几分钟里，感到了背后深长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