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湖山如梦少年游

白马湖——西湖——碧湖，从小喝饱了三个湖的水，然后流浪四方。

太阳岭巅攀登上来新一代的考生。我和刚从县立小学毕业的五个同学，还有两个屡试不售的乡下亲戚，一同到金华投考省立第七中学。不久之前我参加了全县会考，糊里糊涂地考了个第一名。因此，意气风发，以为此行必定高掇巍科。

率领我们这支小小队伍的是邻居李姓人家的一位大少爷。他是早几届的七中毕业生，已在杭州附近海盐县政府做科员。在我们这群小朋友眼中，他不仅是赶考的识途老马，简直是涉世已深的前辈。几户家长都拜托他照顾，教我们“一切听李家大哥的”。一到金华，我们就找到名叫“雅雨轩”的百年老栈住下，这里是我们祖先寄宿过的旅馆，浦江考生只认这块金字招牌。

距考试还有两天，李大哥让我们白天温课，傍晚出去走走，放宽心胸。金华最热闹的娱乐中心要算府城隍庙了，这里是金华八县的总城隍所在。堂庑宏大，胜于人间的官署。府城隍神与八县城隍神在此集中理事，各有公堂、塑像，包括扈从仪仗，一应俱全。早年我听家里大人说过，当初建造这座神庙时，祖父奉召参与其役，绘制了山水题材的大殿壁画，可能还有其他的雕塑。这样的场合，我岂能不到？不过，我看过许多城隍的庙宇建筑，也不过如此，加上天色渐晚，庙里香火鼎盛，烟雾氤氲，也不大看得清楚。踱到前殿的大厅和搭了天棚的院落中，才发现这里正在演戏。李大哥最爱热闹，说：“这个女角很出名，唱得很不错，浦江是难得见到的，今晚既然来了，我们顺便看场戏吧。”

演出的是后来叫做越剧的绍兴女子文戏，老百姓叫它“的笃班”，到了城市里，又有人给了它一个雅号：髦儿班。我与同行的小考生一样，都是第一次看这种由小姑娘演唱的戏文，感到新鲜有趣。浦江乡下演社戏的庙台班、草台班也有，能唱徽班、高腔、乱弹腔的三合班，加上会唱滩簧、时调、昆腔的六合班，全年都在城乡流动演出。农村里只需两三个村子凑份子出百十斤谷子，就可以请个戏班来演戏，日夜两场。农历十月二十日，传说是县城隍神周典的生辰，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十日庙会，明清以来从不间断。庙会还有一条不成文法：戏班必须请苏州一带正宗的昆腔班，至少也得温州班子，昆班演出费较一般的徽班乱弹戏班高出一倍。城隍庙会十日十夜之外，通常还有私人酬神完愿的人家，加演一至二三日，天天戏码不得重复。因此，像我这样对戏曲一无所知的小孩子，从十多岁起就反反复复看过五六十个昆曲全本和折子戏（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对牛弹琴，实在浪费）。昆腔老戏班演出讲究规范化，服饰是“宁穿破，不穿错”，唱腔是有板有眼，字正腔圆，绝不偷工减料。但有个共同的缺点，民间艺人生活艰苦，收入微薄，几乎个个面黄肌瘦，形容老丑。行头场面，也很破旧。府城隍庙的绍兴女子文戏则完全不同：演员全是十三四岁到二十岁的少女，服装、灯光、伴奏音乐，无不新鲜，炫人耳目。初入城市的小乡巴佬，一见就目眩神摇，再也不忍离开。当日演出的髦儿班头牌花旦名叫姚水娟，挂二牌的是比她小两岁的女徒弟姚月明，唱小生。名为师徒，形同姐妹。头一夜演出剧目是先演个折子戏，再演全本《铡美案》，只演上集，第二夜续演下集，也是先演个小戏。第三四夜是《双蝴蝶》（即《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分上下两集。两个戏的剧情比今天演出的《秦香莲》和《梁祝》要繁复得多。以两个晚会、各五六个小时演完，剧情冗长芜杂。但对于我们这样的热心观众来说，“不厌其详”，就是唱个通宵达旦，我们也甘愿捧场到底。

这个姚水娟的影响所及，当时还只限于金华，十年之后进入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的上海，就不同了。绍兴女子文戏适应了“孤岛”文化娱乐生活枯燥而精神苦闷的小市民阶层的需要，大受欢迎。从浙东嵊县一带流落到上海来的笃班，也越来越多，正式打出了代表浙江戏曲剧种的“越剧”旗号。姚水娟因出类拔萃的演唱而一举成为“越剧皇后”，《申报》、《新闻报》等大报上以整版篇幅登着她的名字；这时我已人在他乡。

对于我来说，姚水娟、姚月明的舞台形象和她们婉转优美的唱腔，虽然不能说“勾魂摄魄”，至少也是十分陶醉而一曲难忘的。省立七中的试题却恶作剧似的给我开了个玩笑，国文考卷分两部分，作文题是《论民以食为天》，限用文言文撰写500至700字。这简直是让童蒙小学生做殿试策论。我从来没有读过古文，对于粮食与民生的关系，如何保障国民生活需要和社会安定的问题，也毫无所知。即使不要我讲大道理，“天”字指什么我也不知道。作文之外，还有几道问答题，也大多是出于古籍。因为规定考生不许交白卷，我只能凭自己那点小聪明牛头不对马嘴地乱写一通，填满空白。如果我胆敢做一回“白卷英雄”，写篇大批判的文字上去，说不定还能在金华八县扬扬名。数学测试的难度，不下于国文，反正一开卷就像走进了一个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绝境。看来看去都素昧平生，搭不上话。史地常识和公民课还好对付，因为平日我对这些“杂学”还有点兴趣。

出了考场，如释重负，我们在雅雨轩中天天听雨，苦等了几日。因为没有雨具，不能再去看戏，也没有游览金华的名胜古迹。好不容易等到发榜，浦江的考生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家怏怏地背上行囊冒雨回家。几百年来，那些古代读书人攀太阳岭是什么滋味，我们总算有所体会。回家后，祖父并没有责备。因为他自己攀太阳岭的次数比我还多，也没有考上。何况这一次考生有一千多人，仅录取三十名。童生出师不利，长辈们都表示谅解。

教书的伯父这时已从绍兴省立五中、建德省立九中、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嘉兴省立二中、衢州省立八中转了一圈。其间还曾应经亨颐、夏丏尊两先生之邀，到上虞白马湖新创办的春晖中学执教两年。白马湖是个很好的读书环境，他把松乔姐也带了去，读了两年。松乔聪明过人，但不好学。在校时有几个男生追求她，其中一个还是她东乡外婆家旌户村的堂房表兄。伯父发现后，非常生气。到了年底，命她休学回家，暂时不让她上学。

第二年夏先生又邀伯父去上海开明书店，在编辑所工作了一年。除了编教科书，大概还给《中学生》杂志写些文史方面的稿子。其中有一长篇，题目叫《明代畸人唐寅和徐渭》的评传，是我读了留下印象的。从这篇文章看起来，他对唐寅徐渭的所作所为怀着相当欣赏的态度。两人的诗文、书画不必说了，他自己也恃才傲物，使酒骂世，视官僚财主、缙绅先生如粪土。他对现实社会是很不满意的，但受家庭影响，也不能再跨出一步去参加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祖父命伯父给家里台门和族中缵绪堂大厅写两幅春联。他摒弃通常的祝颂祈福俗套，写了：“逍遥且喜行吾事；荣宠从来非我心”。堂前是“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祖父一看，知道儿子不想做官，大为失望，从此以后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

伯父对自己自由散漫爱好交游吃酒、有钱乱花的生活作风也感到不妥。回家来时特地请春晖中学和开明书店多年共事的朋友丰子恺写了一副自拟的对联：“已有一间半间屋；安得三日二日闲”给书斋取名“问耕耘室”，钱君匋给他刻了一方印章。丰先生后来又送过一幅写唐人王驾《社日》诗意的彩色漫画，上面是个吃得烂醉的酒徒，由两个村汉架着回家的情景：显然是对他的调侃。他虽然有时要自劾一下，那自高自大、自由散漫的名士派生活方式却一点也没有改变，照例吃酒打牌，在外批评社会骂官府，不到夜半更深不回家。

还有一个酒徒，是我的外祖父。他把他乡下的田地卖掉了十之七八，以几千大洋的资金在横街闹市中心开了一家周天盛百货店，委托一个叫于寄仙的酒肉朋友全权代理店中事务。寄仙见他糊涂，存心要讹诈他。知道他没有儿子，有些心焦，先在城里给他租了“小房子”，娶了个姨太太，然后做手脚抽逃店里的资金，继之以盗窃货物，不过二三年时间，周天盛由盛而衰，由衰而竭，最后因拖欠捐税封门歇业。外祖父的姨太太跟了他三年，也只生了个女儿，偏偏又夭折了。姨太太回不到周坞老家，自请下堂，另行嫁人。不久外祖父也一病不起，死在金华的教会医院里。

由我父亲管账的同永丰，始终不丰。一则全家人的日用开支，都靠着这爿小店；二则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应付之不暇。父亲不是做生意的人，经营无方，贳账很多，店越开越小，到抗日战争开始时，百货店已变成自产自销的小酒店，酿造的技术则是我母亲从娘家带来的，她从小就会吃酒酿酒。

伯父主张我和松乔姐、还有亲戚家两个考不上中学的孩子，暂时在家补习一年。他说：“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多读一年自有好处，不算吃亏。”至于教学内容，主要是补习古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有空了再读楚辞、唐诗。祖母原来的娘家姓洪，住在东街，她弟弟式卿，亦即我们的舅公，是个不第秀才，早先也做塾师。闲来自己看看医书，无师自通，居然也能开个方子，为人治疑难杂症了。有时候也揽些代写状子的事，帮人打官司。他是忙人，妹丈、外甥请他教书，他不好推辞。隔了两天，备齐了书本前来开课起讲。从“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起，我先读了《孟子》。每天上午上一节书，约五六百字。舅公一面讲解，一面用朱笔圈点课文。讲毕，宣布下课，让我们自习，他去忙自己的事了。次日，等我们背诵出前一日的课文，才教新课。我小时候颇有点强记的能耐，早上起床只要读三五遍，再默写一遍，就能背出来。但背过了全部忘记。这个本事在“文革”中居然大派用场。松乔比我懒惰，更不肯用功，为贪图省力，背书的时候，让我悄悄把书摊在她跟前，舅公近视，又在埋头圈点课文，一次也没有发觉我们作弊。这种“快速背书法”不久推广到了小家塾中的全体学生。舅公高兴得多次向我祖父母夸我们“聪明绝顶，毕竟是读书人家的子弟，我也教得省力。”

教书人贪图省力，读书人也贪图省力，于是有了很多空闲时间。我们的家塾所在，本是菜园西南角连接后街街面店屋的一大间的破屋，储藏柴草杂物之用。祖父经营翰香斋的年代，曾权充裱画工场和画室。伯父教书多年，手头稍稍宽裕，交游吃酒之外，买书是他一大爱好。十几年下来积了几千册书。加上祖上遗留下来的古旧书籍和翰香斋的存货，总数大约在万卷以上。1931年到1932年之间，他给开明书店写了一本名为《戊戌变法》的小册子，叶圣陶先生因他事忙碌，又请伯父代他写了一本《作文概说》，一共得了三五百元钱稿酬，舍不得花，要我父亲雇工改建园中旧屋做他的书房。建筑图样也是他自己设计的：一间半大小的两层楼房，大间稍向后缩，留出小小一个阳台。阶前是小鹅卵石铺的八九平方小天井，移掉了祖父先前种的蔷薇花架，改搭为葡萄棚，用来遮阴。大门外面是缵绪堂厅堂外面一条长约百米的甬道，也是石子路。两边墙头爬满了乡下叫“鬼馒头”的木莲藤。这是两株上百年的老藤，主干根部有碗口粗细，枝叶蟠屈如同龙蛇翻滚，伸出千百只脚爪攫住墙头，严严实实地覆盖了一路。木莲春天开细小的白花，花香淡雅；夏日结出青青的小球果，成熟时有核桃大小。剖开来露出淡红色的果瓤，鼓鼓囊囊一肚子的木莲子。把莲子的胶汁挤在清凉的开水里，能凝结成叫“木莲豆腐”的果冻：这可是农村最大众化的冷饮。作为家塾的课余活动之一，炎热天我们天天制造这种果子冻吃。松乔姐义不容辞，上午做在容器里，沉在井里，午后就凝成软软的水晶玻璃，加上糖醋佐料，大家吃得舔嘴咂舌，乐不可支。吃完了恰好放学。一到舅公嘴里，木莲成了芳草：“什么鬼馒头，不能那么叫，那是粗人才叫的。在书里，它的名字是薜荔。唐诗名句有‘风雨钭侵薜荔墙’，楚辞有‘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英。’木莲的花叶，古人拿来穿戴，做装饰品。还有一句‘罔薜荔兮为帷’，木莲藤可以做成居室中的帘幕。”其实《红楼梦》里也写到过蘅芜院的薜荔，舅公怕我们去读“淫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读着四书，深感枯燥无味，我开始去翻阅伯父的藏书。他的书大多是线装书，都放在白木书箱里，靠东壁垒着，一共二十多箱。另外两个翰香斋书画店用过的旧货橱，上面三格是直立的新文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下面堆着北京、上海出的《新青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语丝》、《奔流》等旧杂志。我最初的读物是两本新诗；冰心的《春水》、《繁星》。这些白话小诗不但比唐诗浅显好懂，而且那种清新婉约富有女性美的语言，也很让我产生好感。读了两本之后，我发现写诗原来并不难，这种新体诗，都是大白话，我一天能做十首二十首。于是模仿冰心的笔调，天天要做几首诗。有时候还悄悄地写“情诗”。寄意的对象是模糊的，其中少不了有李顺芳，还有“十二钗”。在我沉湎于诗的时候，松乔和其余的人则沉湎于玩一种叫“和牌”的叶子戏，或玩牌九。有时干脆掷骰子赌钱。输赢不大，不过几个铜板的出入。

诗读得有些腻味了，又读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小说、章衣萍、徐志摩的游记随笔。伯父藏书中小说不多，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诸家，都有几本，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却是齐全的。鲁迅的小说我很爱看，但杂文还看不懂；因为那些文章的社会背景和论战的问题，我一无所知。读是读了一些，生吞活剥，直到多年之后反刍，才有些明白过来。周作人的恬淡散文还读得下去，不过，恐怕连“不求甚解”都说不上。

家里长幼三代人之间，平日不苟言笑，感情是从不交流的。伯父的思想意识，我知道得很少。这一年，天天与他珍藏的书籍为伍，又看了他与朋友们的来往书信，得以窥知一二。他虽出身于封建礼教森严的旧式家庭，思想倒是比较开明的。在北京读书时，他听过李大钊讲授的《史学思想史》和《社会学》，课余听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种种情况。于是有过振兴中华民族，拯救国家的雄心壮志。他也在五四运动之后接触过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研究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相当复杂。总之，北师大的四年，让他大开眼界，吸收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形成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

后来几年，我听他与友人闲谈时说过多次：他说在浦江教小学时，政治上混沌未开，读了大学才有了点民主思想。黑夜里跟“左派”同学黄凌霜、区声白等人去散发传单，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在学校里，他参加过进步社团互济会。相契的同学中有激进分子，例如楚图南是中共党员，王耘庄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也入了共产党。还有盛叙功、魏建功，弄不清信仰什么。他在祖父面前闲谈时，从不谈这些，只说北师大的功课不多，有的课自修一下就可以对付过去，因爱好文学艺术，更多的时间是跑到别的系以至北大、燕京去旁听胡适、陈独秀、陈衡恪、陈寅恪、鲁迅、周作人的课。闲了爱逛琉璃厂，到天桥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

祖父不知道这些名流学者是何等样人，我坐在一旁旁听，听得多了，倒是暗暗记下了一些名字。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只听说外国有个叫苏俄的新国家，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当我见到书橱中有两本江亢虎、瞿秋白的新俄游记时，当它也是《老残游记》那样有趣的书，拿下来翻阅了一遍，似懂非懂，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后来又见到一本《安那其主义在中国》，原来是讲无政府主义的书，也没有看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我来说，可说是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读物，我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有啃开这个硬壳果。好在年轻人好奇，又是禁书，自己不知道的神秘事物，都想窥测探究一下。如果不是想从中找些乐趣，我也只好去打牌掷骰子玩了。其间也读过几本新出的翻译小说，例如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因为是鲁迅译的，伯父早就读了。果戈理的小说、剧本，都是讽刺文学，我很有兴趣，也读过几本。

藏书中卷帙浩繁的一部书是涵芬楼的《二十四史》。有一回，我忽发宏愿，要花点时间把这个大部头浏览一遍。当然，这只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二十四史》翻了十之二三，刺客、滑稽列传，几个著名人物的传和帝王本纪算是看了一些，其他的因为不耐烦，时作时息，最后不了了之。

家塾生活告一段落，主要原因是伯父1933年年初作了一个违反世俗见解的决定：不让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去读中学，而带其侄子、即我一个人去白马湖。白马湖，春晖中学，还有在这个学校教过书的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这些名字，我已不止一次地听说，能到这样风光如画、名师如云的学校去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这所学校实际上也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五四前后，经亨颐主持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主张人格教育，诱导学生全面发展，师生对封建旧道德、旧文化抨击不遗余力，一时成为浙江、以至我国东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进步刊物《浙江新潮》的反帝反封建言论和学生施存统的《非孝》一文，触怒了统治当局，引发了反对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一场斗争。经亨颐和教师中的“四大金刚”：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李次九，都是支持学生的，先后被迫解职。经亨颐回家乡上虞，得到当地富绅陈春澜赞助，创办了一所春晖中学，得以继续实践他们的教育理念。春晖因为是私人办的学校，不向军阀政府立案，也拒绝异己势力入侵。经亨颐自任校长之外，夏丏尊、杨贤江、匡互生等先后主持教务。伯父是在绍兴省五中教书时就与经、夏等先生相识的，所以1925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3年，两度受聘春晖。1935年后曾一度聘他为校长，他听说省教育厅要在春晖推行党化教育，他没有就职，随即离去。伯父一生教了二十多所大中小学，以春晖的任期最久，可见春晖的风气是与他相适应的。浦江的青年学生受他影响，不去读杭州的省一中，也不去金华的省七中，反而跑到山乡水泽去上春晖中学的，前后有二三十人，我在这些人中已是最后一批学生。

过了元宵，乡间冰化雪消，有了一丝春意。这次随同伯父去上虞的有四五个人，其中有个楼思静，是春晖中学早期毕业生。他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上学时受业于陈望道，参加了共青团。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改名静玄，隐居在家，终日读书而已。他的父亲馥崇先生是伯父的朋友，因而托伯父推荐，前往春晖教书。还有三人是童冰梅、傅庭模、胡成英，都是亲友。我们都还没有见过多少世面，连省会杭州和有名的西湖都没有见过。所以我们趁杭江铁路到萧山的西兴江干换乘沪杭甬铁路的间隙，特意乘钱江义渡的拖轮到杭州游了西湖。这天天下大雨，所谓游览也不过是从湖滨坐公共汽车到白堤，在断桥岳坟兜了一圈。湖上烟雨弥漫，像一幅水墨画，伯父还叮嘱我：“雨中的西湖比晴天好看。你能领略多少？好好看看，回去要做篇游记。”

白马湖是浙东丘陵和宁绍平原之间一个大水泊，四周被会稽山余脉的山岙包围着。湖中有山，有渔村，有农田，星罗棋布，村民都靠小船往来。我们在一个叫驿亭的小站下车，沿着山下的长堤走向湖的深处。一路上听伯父和静玄讲白马湖的掌故，才知白马湖旧名渔浦，地形像匹奔马。又有传说，东晋年间有个叫周鹏举的县令，骑白马入山勘测水源，溺水殉职，因而得名；春晖中学的校徽上就是白马凌波的图案，教师也是以这个故事教我们“爱人民，不怕难、不怕死”的。

春晖的全盛时期是北伐战争到三十年代之初，相当现代化的校舍建筑和教学设备自不必说，师资的优良、教育思想的先进，都可以与北大南开并称，一些留学归国的人甚至不就聘大学而宁愿到白马湖来教中学。求学的不止浙江和东南各省，从海外来此的侨生也不少。原因是经亨颐不但是民主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而且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女亲家。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人、各地“异见分子”，都乐于来校讲学，表示声援。大革命失败后，何香凝与蒋介石决裂，避地白马湖，在春晖旁边筑蓼花居，与经亨颐、陈树人等吟诗绘画，排遣寂寞。伯父也常常受邀吃酒绘画。此外，蔡元培、沈玄庐、于右任、黄炎培、黎锦熙、张闻天等一班名流学者都曾受邀到校讲演。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春晖的黄金时期，但多少还能呼吸到一点代表那个时代的空气，一践前贤们的足迹。因为他们的流风余韵，还没有消失。

白马湖不是风景区，有人以西湖比喻为摩登女郎，白马湖则是淳素天然的村姑。白马湖的幽雅环境与人文价值，恐怕是刚刚被人们发现；而西湖被过度开发的结果，已经有些变味。春晖校外长堤上所见的就是一幅图画，早年朱自清初到白马湖时，笔下有过“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这样的描写：“湖将山吞下去了，养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一路之上，只听见鸟在声声欢唱，野草如茵，野花红白黄紫叫不出名字，只闻着花香。走了约莫半个小时，已经拐了两三个弯，前面出现了一座卐字栏杆的大石桥，桥边一块古铜色直匾上是“春晖中学”四个松绿隶书，是经亨颐手泽。他的书法是以学爨宝子碑出名的。

一路上人文景观不少，校外北山山下沿湖一带是夏丏尊故居“平屋”，刘大白的“白屋”，丰子恺故居“小杨柳屋”，弘一法师云游栖息之所名晚晴山房，经亨颐故居长松山房之西是陈春澜纪念馆春社。朱自清也有一处住所，他离开之后家人还住着。屋前屋后都是种植荷花的池塘，据说他那篇《荷塘月色》的美文，最初的意象是在这里萌生的。何香凝的蓼花居与春晖的女生宿舍西雨楼隔水相望，早晚听得见女学生的笑声歌声；她后来的儿媳经普椿，就在春晖与我们同时读书；廖承志也在白马湖住过，还在春晖当过代课教员。

学校主建筑是南面湖滨的教学大楼仰山楼，高约30米，屋顶中央有一座小小钟楼。学校的作息钟声，远播白马湖上，成了乡民共同的时计。楼上楼下都是装百叶窗的玻璃长窗，地下是朱漆地板。刚到这里时，我常常滑倒。有一次迟到，跑得慌慌张张，从门口一跤摔进教室，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在家乡时，哪里走过这么光滑的地板！

高中部学生住最好的宿舍“曲院”，那是一幢倒凹字形的大院，花木扶疏。楼房上下两层，有宽敞的带雕花铁栏的走廊。半个多世纪之后，电影导演谢晋借曲院和西雨楼为场景，拍摄了电影《围城》中三闾大学的戏；他是春晖四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晚我十年了。初中部宿舍在二字房，条件要差一些，全是平房。我读的是预科，宿舍在全校北面最后一列，叫一字楼。倒是有地板的高爽的二层楼房，六人一间。为什么一个已读过四书、《二十四史》、鲁迅、周作人的人还要读预科呢？因为春晖的小学部已读英语，这一层完全出乎我意外。

春晖有一座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图书的绝大部分，是创建本校有功的夏丏尊捐出校董会给他的赠款一万元购置的。夏先生清贫自守，不肯接受别人的馈赠。图书馆同时也是师生阅读书报和举行时事讨论会的场合，无论学术上、生活上、校务问题有什么不同意见，师生员工都可以写成小字报揭贴在墙壁之上，公开辩论。早年论争过“男女可不可以同校”问题，在我的记忆中，又发生过一次“师生可不可以谈恋爱”问题的大辩论，当事人是后来曾任校长的一位姓王的先生，姑隐其名。伯父和居室相通的至交王耘庄先生都反对，洋洋洒洒写了长篇意见书参加这场大辨论，贴了一大片墙壁。

春晖于1923年在全省首创男女同校。风气初开，男女同学间平时往来不多，但一到周末之夜，西雨楼向男生开放，可以到女生宿舍访问谈天。按训育处规定，九时前应自动离开。因此西雨楼的周末是最热闹的时刻，高谈阔论，琴声、歌声、笑声，响彻庭院。西雨楼开放多年，男女同学都能自重自律，并没有发生“有伤风化”的事情。

学校在水中央，自然也少不了水上的活动。游泳成了体育课的内容之一。星期日去捕鱼摸蟹，也是学生的野外生活。划船，更是每天傍晚的文娱节目。春晖的上课时间比近时的学校少得多，尤其是预科，下午三四时以后自由活动。对我和几个外地的新生来说，划船是任何乐事都不能替代的。游泳池有小艇，学校厨房也有条天天上市买菜的乌篷船。抢不到小艇，我们就划买菜的船去玩。白马湖四周的羊山、癸巳山、覆舟山盛产杨梅；桃子、杏子、枇杷都有。划船上山现摘现吃，农民听之任之，只是吃了不让带出果园。湖中有密如蛛网的港汊，那都是学生钓鱼的好地方。船过处常常碰到拦鱼的竹簖，刮在船底，“沙沙”有声，像慈母温柔的手，轻轻搔背，令人感到说不出的惬意。我们的小船从仰山楼前的游泳池划出来，绕过西雨楼前，穿过校门口的大桥时，看野眼的女同学们总是挤在桥上嘻嘻哈哈、凭栏呼喊——她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只会喊：“喂喂，那是张同光先生的侄子！”“张先生侄子！”终于简化为“侄子”。我刚从乡下出来的时候，头上还是“一片瓦”式的刘海，蓝布大褂，模样大约是很可笑的。

春晖的教育思想，恐怕还是经亨颐、夏丏尊他们在浙江一师推行的“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的那条脉络和杨贤江、范寿康、匡互生等先后主张的个性教育、人格教育、感化教育和爱的教育；都是以人为本、参照苏俄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来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很有进步意义。夏丏尊后来还把感化教育推而广之，推向社会，要“让听到学校钟声的地方没有不识字的人”。他已经认识到：“只有识字读书，才能接受先进思想”。杨贤江是共产党的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匡互生信奉无政府主义，一生以教育为职志。他们除了力排官方教育体系对春晖的干预，都想以此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自订学制，自设课程，自选教材；重视劳动、体育、艺术教育。以经普椿等人为主干的春晖剧社，演出了从前李大钊在北京女师大排演过的《兰芝与仲卿》（孔雀东南飞）、和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话剧《示众》；伯父与王耘庄都曾参与指导。最轰动的是他们还首演了曹禺的话剧新作《雷雨》，使得校园充满浓郁的学术和艺术气氛。春晖在管理上，主张民主治校，提倡“人格自尊、行为自律、学习自主、生活自理”。这几个“自”字，正是人格教育、个性教育的体现。匡互生离开春晖后，又在上海江湾创办了著名的立达学园，春晖和开明书店的老朋友们，都参与校务经营并义务兼课；伯父也去教过史地课。

本来与我是兄弟行的楼静玄，正式做了我们预科的教师，既教国语，又教英文。除了统一的课本，学校还有一本人人都读的课外读物《爱的教育》。这书的作者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译者就是夏丏尊。书中有丰子恺画的许多插图，封面画两个小天使拥着一颗心（《心》是原著的书名）。这本书把教育与爱融为一体，从爱出发，从感动学生的心着手，进行人格的、道德的教化。这在官办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做到的。楼静玄教得认真，很动情。讲到书中的少年见义勇为，同情弱小者，主持正义，追求真理，表现出崇高精神时，往往声音呜咽，感动得讲不下去。同学也陪着流泪，尤其是班上的女生，甚至哭出声来。过了几十年，《爱的教育》中的小主人公安利柯、正直的卡隆、跛脚的洛佩蒂、驼背耐利、快活的劳动者可耐谛、小铁匠、小石匠……还不时在我的记忆里出现。他们是永远年轻的、鲜活的，我却老了。在我们充满仇恨和斗争的岁月里，我不时怀念那个可爱的白马湖，我少年时的童话世界。朱自清题赠丰子恺诗有句：“应忆当年湖上娱，天真儿女白描图。”当我暮年追忆起桥上凭栏的女同学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时，我总是把她们想象成家乡婺星观中的八仙女，她们现在大约都已白发盈巅，老态龙钟，或者已在天上了。

我的出去读书和静玄的出去教书，都有共同的“人身依附”性质。伯父到哪里教书，我们也得跟到那里去。我离开了他，学膳费就发生了问题；静玄没有他支持，别人也不肯聘用他。1934年伯父自己也碰到了麻烦事情，书不能教了。原来省教育厅为加强“党化教育”，打算将一批效忠当局的教育界人士派到私立中学里来主持校务、教学。春晖开办以来，一直置身“化外”，自己另搞一套。教育厅几次想以整顿学风为名，插手春晖校务，但碍于经亨颐、何香凝、蔡元培等党国元老的面子，不好过于顶真。这一年终于有“甄别全省中学教师资格”的举措，首先要教员上报履历，交验大学毕业文凭和历年资格证明文书，再审查思想意识，政治态度。不合格者淘汰，不再聘任。伯父离开北师大后已教了十多年书，教了许多学校，所在都受欢迎。老教师了，“教师资格”却发生了问题。毛病出在他的名士派作风上：1923年在北师大卒业前夕，同学都在孜孜矻矻查书，赶写毕业论文，拍学士照。学而优则仕，有的人在走门路，拉上层关系，谋好差使，或则出洋留学。他高傲自许，藐视一切，不屑随波逐流。

时局也是令人心焦的。1931年日本兵侵占东三省后，又在蚕食华北，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北平和整个华北震荡。蒋介石却四处出兵，消灭异己势力。在南方，更是多次纠集三五十万大军围剿江西的工农红军；叫何应钦坐镇北平，跟日本人签订了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伯父看不下去，连毕业论文也不交，就卷起铺盖去绍兴教书了。他有个自以为是的说法：“我能不能教书，还用得着文凭证明吗？什么文凭，我不要。”十年前没有文凭可以教书，到了这个关口上，还非得那张纸头不可，否则，要打破饭碗。校长和同事们大多数是北师大校友，出于朝夕相处的情谊，都劝他告假回北师大补写论文，把毕业文凭领出来。

这次回校，他在北京住了两三个月。补写的论文是《戊戌变法对近代历史影响的再认识》，半个多月就交卷，领回了毕业文凭。剩余的时间，又以这个题材和资料为上海开明书店写了一本供青年阅读的通俗读物，约三万字，后来收在“中学生课外读物”之类的丛书里。

他对北京这个文化故都是非常喜欢的。我常听他说，读书那几年，踏遍了整座古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着迷，以至十多年之后到北京小住时，依旧十分恋栈，大有乐不思蜀之慨。事后多年，有一次我翻检他的案牍，发现过一封没有付邮的信——那是一篇经得起我反复咀嚼的美文。信笺上部是一长条漫画，下面是文字，描绘了他夜间散步时所见的从金鳌玉桥到景山西路一带的春夜景色：一路红墙黄瓦，月亮照满槐树和宫墙边的杨柳，皓白如雪，树叶和花影铺了一地。团城、白塔，一切如在梦境，路上没有行人，只有一辆辆空车悠悠地经过树荫深处。这封信真是图文并茂，情致无穷，完全是杜牧回忆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意境。与杜牧不同的是他走在月光下时还有对国土破碎与民族存亡的忧思，对行将沉沦的故都文化的无限依恋。至于这封写好的信，是给谁的？为什么写好没有寄出呢？是不是兴到为之，兴尽而止？我不敢问他。

他从北京南归，又不去教书，去了上海开明书店。写信来说，开明同人中十九都是过去春晖的旧友，常常一同吃酒谈论文艺，看昆腔戏。书店准备出一种“活页文选”，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王伯祥等先生推他主持文选部，一同编选，做注释工作。这个活页文选是全国首创，与官方出的语文教科书，大异其趣，一出版发行就很受读者欢迎，印数不断增加，各省大中学校作为辅助教材，又要求将注释文字编印成书，供教师参考。文选部出过《开明活页文选注释》丛书约十几册。

这一时期，他又来信命我在家自学，请楼静玄给我补习古文，寒暑假中由童冰梅给我补习数学。准备1935年暑期到杭州投考中学。这是因为1935年秋季开学时，他将转赴杭州，受聘省立杭州师范。杭师是高级师范，给他月薪一百八九十元，在当时已近于大学教师的待遇。

伯父作为一个教师，对我的教育往往与家庭教育融合为一。他从杭州来信要我给他多多写信。写些什么呢？我没有写信的习惯。他认为写信也是练习作文，比课堂作文更自由。周围的事、所见所闻，都可以写。可以记事，可以抒怀，不必拘泥一种文体。

但我第一封信就挨了他批评：我说我的外公最近因病“故世”了。他回信指出“故世”一词不通。死了人，可以说逝世、仙逝、谢世、辞世、去世、下世……没有说故世的。此外，又像给我上课似的，讲了作古、弃养、薨、崩这些字的古代用法。他命我重写，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我似乎有点开窍了，再写时就写了外公家的风景，外公外婆对我的慈爱和我对童年时代生活的深情回忆。他看了认为写得不错，勉励我继续努力，照这样写下去。我很得意，有些忘乎所以，决定认认真真抄写一遍投寄到什么杂志或报社去发表。但没有把握，想来想去，还得仰仗伯父。不但寄去给他“推荐”，还在篇末写上他的名字、地址，由他转交。这一次，挨了他更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我没有出息，未踏上社会就学投机取巧，要我赶紧收起这种坏作风。接下去又讲许多“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话，教训口吻才缓和下来。懊丧、羞愧之余，吓得我很久没有敢给他写信。至于我的那篇处女作，出于我的爱慕虚荣之心，或者叫自我表现的欲望，半年之后终于问世，发表在《杭州日报》副刊上。

我在私塾型的补习学校又会学到什么呢？出于意料，我得到的完全是超出自己和家长期望的另一种知识。

静玄家在城北县署之后，临近北门，叫城北楼家，是个极清静的地方。他祖父是清同治年间的第五名举人；与解元只有一肩之距了。小客厅兼书房的门楣上悬着白底黑字“文魁”二字的小匾，匾额上方是一方褪色的朱红官印，据说是学台题赠。他们父子俩都爱藏书，公安派、桐城派的文集是收齐了的。我先读了《古文辞类纂》的一些名篇；碑传书序一类我毫无兴趣，先生只拣记左光斗、史可法事迹的文章和游记讲授。不知是什么缘故，方望溪写牢狱黑暗的那篇文章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过去都还在梦中再现。老实说，明清古文中我有点兴趣的不是桐城而是公安。三袁的文章不用先生讲解，我自己也能解读。

在楼家得到的知识其实不在古文，倒是无意之中学到的新知识。三十年代开头几年，国民党当局就不断调兵进攻江西苏区，每年还有一个“剿匪纪念日”，动员百姓跟着政府“戡乱”。到1934年秋天，已是第五次围剿。报上所指的“匪”就是工农红军。这年冬天国民党中央开会，发表宣言，制订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基本国策。这两句标语，连信封信纸、马路广告招贴上面都印着。有一天，我在楼家看《东南日报》时，看到了纪念“剿匪”的社论，似懂非懂，不明白匪怎么愈剿愈多？静玄本来是绝口不谈政治的，见我对此产生疑问，就先让我作文，谈谈对剿匪的认识。我照社论的口气，勉强凑了三五百字。他看了笑道：“你这是站在官方立场讲话了，自己没有一点见解么？”我只得承认，跟“民以食为天”一样，实在一无所知。格于环境和时势，他不能多讲，但至少让我懂得了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生死搏斗。共产党主张抗日；国民党要剿共，面对日本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日本人侵占东三省之后又发动了淞沪战争，还把溥仪弄到“满洲国”去当了傀儡皇帝。静玄说：“谁是谁非不分清楚，怎么写文章呢？”此后，我对古文渐渐冷淡，转向时事政局。

从静玄口中，我很听到一些“匪情”：真是闻所未闻，原来浦江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有共产党活动。1930年，浦江、诸暨、义乌三县共产党曾经两次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在诸暨草塔镇、义乌白峰岭、浦江马剑乡，建立过边区革命政权，但不久烟消火灭，都失败了，牺牲了许多人。我也知道了几个浦江早期共产党人的名字：张新锦、黄文容、张纪恩、石西民（士耕）、陈洪等等。张新锦是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杭州地委书记，已在1927年牺牲。陈洪是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1943年牺牲。其中有几位，我后来都曾一一见到了。还有一个是我们族中的远房姐姐、后街寿春堂的张越霞。她原名月霞，早年是我们启文小学教员。1926年加入共青团，随同张纪恩到上海工作，由假冒夫妻“住机关”而成真夫妻。1931年两人一同在上海被捕。她获释后辗转去了延安。后来成了中共领导人博古的夫人。课余之暇，静玄还教我唱一首叫《光明赞》的外国歌：“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过了几年我才知道这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时的歌。

1935年夏天，我只身前往杭州，投考市立中学。市中在杭州公立中学中只能归入二流，考不上省立一中的官商子弟，都上市中。伯父怕我考不上一中，教我先读市中再说。市中在里西湖金沙港，这里邻近清末的崇文书院旧址、即民国初年的浙江蚕桑实验所和蚕桑学校。蚕桑停办，利用校址办了个分设男女二部的初中。学校在苏堤之西，有一条小堤通校门口，隔着“曲院风荷”的一片湖面、近岳坟处是女生部。因为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花港观鱼”、“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等景点都近在眉睫，真可以说“人在图画中”了。缺点也是不能忍受的：校址在西湖深处，四面环水，夏秋间蚊蚋成阵。我在一年中害疟疾三场，身体和功课都大受影响。一年后不得不离开此地，转学到清波门竹斋街的省立杭州初级中学去。它的前身就是省一中，明清的学院所在。

市中有两位浦江籍的教师，对我颇有影响：一位是戚墨缘，戚继光的后人，是常在《东南日报》上发表散文的作家，也是我崇拜的偶像。另一位是倪祯棠，是伯父的学生；在中国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受聘市中，做了我的级任老师。抗战时他去了西安，在胡宗南部队某师政治部当科长，还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市中一年，虽然乏善足陈，有些琐事似应一记：市中历史不长，大约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停办了；解放后连校舍也荡然无存。校长叶桐，是留日的。其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是浙江教育界有名的美男子，杭州沦陷时期，出任伪市长。抗战前，杭州市长周象贤也常来市中视察，因为他的公子就在市中上学。每天坐小轿车来去的公子哥儿，颇有几个。我还与丰子恺的女儿林仙（实际上是丰先生姐姐的女儿，自小寄养在他家）、宁馨两人同学。她俩一个初三，一个初二，而我是初一。这一年全校作文比赛，我们三人分获三个班级的冠军。学校奖给每人中华书局的购书代价券一张，我用它买了平生第一支“自来水笔”。我的作文还经那位戚墨缘先生推荐，被收进一本教育部长王世杰题签的《全国中学生作文精华》的选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又与丰宁馨在上海邂逅，她已更名宛音，暮年还常常写点散文；她的妹妹一吟，是翻译家，擅长书画，大有父风。近年，宛音的外孙女都能仿作子恺漫画了。据我所知，市中后来似乎并没有出多少知名于世的人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个电影明星欧阳莎菲，原名钱舜英，是酷肖胡蝶的校花。她的弟弟与我同班，姐弟俩的功课都数一数二。欧阳莎菲四十年代曾拍影片《春水情波》、《白云塔》、《燕迎春》、《教师万岁》等，五十年代去了台湾，成了金马奖影后。市中虽然是省城新办的学校，防闲之严，远超春晖。男女同校而分为两部不说，每天傍晚夜自修课之前允许同学在苏堤“自由活动”，但男女生以苏堤北首第二顶桥东浦桥为界，不能逾越一步。形同牛郎织女隔河相望，夜自修钟声一响，堤上散步乘凉的人才慢慢散去，“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春泥。”带着一丝幽怨的女声小合唱，也悠然远去。此情此景，令人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