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在日本

小岛久代⁽¹⁾

让我从三个方面介绍在日本的沈从文研究：

一、沈从文及其作品的译作在日本受欢迎的原因

早在1926年沈从文作品《母亲》首次被春霞（笔名）翻成日文小说《母亲》⁽²⁾之后，由于1934年周作人第二次来日时谈及当时的中国新文学，列举了中国文坛引人注目的废名和沈从文这两位作家，因此同年创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开始阅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以武田泰淳、冈崎俊夫、松枝茂夫为中心还开始了沈从文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1934年冈崎俊夫以《老舍和沈从文》⁽³⁾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冈崎说：“一个民族的文学需要有其共通的个性。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学正缺乏这种中国的个性。”但他认为中国文坛只有老舍和沈从文具有那种中国的个性。他评价沈从文为“具有独特的风格而又给文坛带来新鲜空气的天才作家”，并引用苏雪林的《沈从文论》，指出：“沈从文的理想在于把新鲜的湘西人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民族的血管里，使之奋起。”1934年3月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毕业生和在校生为中心组成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一致认为：他们的使命不是大声叫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是让日本人民知道和理解同时代的被侵略的中国人的心情和感受，所以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介绍中国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这又是他们反对愚蠢的侵略战争而唯一能做的事情。

冈崎、武田、松枝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比当时中国盛行的普罗文学，更高地评价老舍和沈从文，也更喜欢翻译他们俩的作品。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非常饱满而又抒情地描写了人力车夫、船夫、妓女、农民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悲欢离合，日本读者能够共同体会到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感情。他们的作品的实质大多就是人类共通的人性，并不是什么肤浅的主义或是被强迫的阶级性。

1982年沈从文作为纪念中日恢复邦交10周年访日团的团员之一，他带着他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来日时，正如松枝茂夫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欢迎会上所说的“我能够见到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沈从文先生实在是太兴奋了”那样，松枝茂夫非常喜欢沈从文的作品。1938年以大陆丛书之一一举把他的8个作品（《边城》《丈夫》《夫妇》《灯》《会明》《柏子》《龙朱》《月下小景》）翻成日文，由改造社出版。其后《牛》《黄昏》等短篇小说由其他译者翻成日语。正如提到沈从文，就会让人想起松枝茂夫的译文那样，日本有许多学生读过松枝茂夫翻译的沈从文作品，他们受其影响而选择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在日本介绍沈从文文学方面松枝茂夫起了很大的作用。1954年《现代中国文学全集》之第8卷，以《沈从文篇》出版，在这本书里就收录了包括上述松枝茂夫翻译的8篇作品，此外还有立间祥介译的《从文自传》和冈本隆三译的《旅店》《结婚前》，一共翻译了11篇沈从文的作品。对于这套全集专为沈从文腾出一卷的问题，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曾向访中的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提出过“沈不是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意见，但是编者还是坚持站在日本的对沈从文评价的独自立场上编就了一卷《沈从文篇》。这是已故丸山升教授回忆当时说的。⁽⁴⁾其后在1972年编《现代中国文学》时，则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虽然也把沈从文编在里面，却和丁玲合编在了一起，只收录《边城》《丈夫》《夫妇》《灯》《会明》5篇作品。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沈从文得以平反，日本也开始出现了研究沈从文的学者，翻译了一些还没有翻译过的作品。以单行本出版的有城谷武男译的《瞥见沈从文》⁽⁵⁾（2004），收录了《雨后》《早上——一堆土一个兵》《生》《萧萧》《烟斗》《黔小景》《十年后》《干人谣曲》《论中国创作小说》等包括短篇小说、歌谣、论文等的9篇作品，由札幌书店出版。小岛久代译的《沈从文短篇小说选》⁽⁶⁾（2007）收录了《贵生》《赤魇》《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小岛还有《湘行散记》（2008），把《湘行散记》12篇作品全翻成日文。⁽⁷⁾小岛现在还继续从事其他9篇作品（《边城》《丈夫》《月下小景》《女人》《扇陀》《爱欲》《街》《静》《看虹录》）的翻译工作。城谷去年已经出版《〈边城〉评释》。⁽⁸⁾虽然杂志上连载过，但还没有以单行本出版的有福家道信翻译的《记丁玲》上下，⁽⁹⁾福家还把《沈从文·张兆和湘行书简》译成日文。⁽¹⁰⁾齐藤大纪以翻译沈从文初期作品为主，把《老实人》译成日文『愚直の人』，⁽¹¹⁾齐藤还把《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译成日文『北京の文芸刊行物及び作者』（上）（下）。⁽¹²⁾中里见敬把《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译成日文『三人の男と一人の女』⁽¹³⁾。

二、日本的沈从文研究能否与大陆以及其他国家的沈从文研究进行对话？

这里只能介绍日本的沈从文研究，以及日本如何受到本土的和其他国家的沈从文研究影响的一些情况。论者对本土和其他国家的沈从文研究当然非常关心，受外语能力的限制，现在只能阅读翻成中文的论文。不过日本年轻的研究工作者中也有能熟悉几国语言的人，但是为数不多。笔者所读的是本土的苏雪林、韩侍桁、贺玉波、刘西渭、王瑶、凌宇、吴立昌、向成国、刘洪涛、张新颖、周仁政等，美国的夏志清、聂华苓、金介甫、王德威等，新加坡的王润华等人的著作和论文。日本学者不光阅读原文，而且还把他们的论文译成日文，比如今泉秀人把李恺玲的论文《冲淡又深情——从小说〈萧萧〉谈沈从文的艺术风格》译成日文『李愷玲著〔今泉秀人訳〕淡泊にして厚情—『蕭蕭』から沈従文の表現形式を論ず』，⁽¹⁴⁾还把王德威的论文《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译成日文『頭から説きはじめゐ—魯迅·沈従文と首切り』。⁽¹⁵⁾今泉秀人发表的论文《两个童养媳——沈从文的〈萧萧〉的成就》⁽¹⁶⁾就是受到他们两位学者的启发而写成的。这样我们可以说日本的沈从文研究者对日本以外的研究也有关心，而且还从国外的研究中受到启发。

日本的沈从文研究正式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论者的《沈从文文学的“常”和“变”——围绕〈边城〉和〈长河〉》⁽¹⁷⁾是受到凌宇研究的启发的。同年12月城谷武男写的《〈边城〉主题考》，⁽¹⁸⁾对茶峒进行了实地调查，弄清楚酉水里的“三不管沙洲”是汉、苗、土家三族混在的地方，既是三族争斗的象征之地，又是四川、湖南、贵州都不愿意管辖的特殊地方，而把这一特殊地区跟《边城》里的不完整的人事关系结合起来，哲理地思考故事的悲剧性。城谷的沈从文研究还受金介甫将沈从文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对比的研究方法启发，但城谷则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把受歧视地区出身的中上健次与沈从文相提并论。他的《〈边城〉主题考》的中译被收录在《沈从文资料研究》⁽¹⁹⁾里。论者的《〈月下小景〉考》（1990）、《〈月下小景〉其二——关于〈扇陀〉的人物形象和主题》（1991）、《〈月下小景〉考其二——关于〈女人〉〈被刖刑者的爱〉的人物形象和主题》（1992）、《〈寻觅〉试论》（1994）（都收录在《沈从文——人和作品》⁽²⁰⁾里）也受到本土谢会昌的《沈从文与佛教故事》（1989）的启发，主要却是受日本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野草〉上连载）的方法论的启发写成的。⁽²¹⁾这些论文主要是与沈从文取材的《法苑珠林》等佛经故事作详细比较后，分析了沈从文如何再编佛经故事和土家族里流传下来的故事，如何把它们改编为现代作品的问题。第一篇《〈月下小景〉考》的中译文也被收录于《沈从文资料研究》里（2006）。有关《阿丽思中国游记》，苏雪林曾把它归为童话，指出这是一篇沈从文作品里的失败之作。同时代的其他评论家对此作品的评价也很低，沈从文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失败作品。但是凌宇则认为它有讽刺小说的意义，评论者也认为这是模仿《阿丽思游记》的讽刺小说，而不是童话。论者在《模仿作〈阿丽思中国游记〉》⁽²²⁾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一作品后认为该作的主题：苗人（奴隶）——汉人（主人）的象征关系恰如在当时上海的法国租界地里的“禁止狗和中国人进入”的告示牌象征的中国（奴隶）——帝国主义列强（主人）的关系一样，作品明确地揭露和讽刺了在这种两重统治与被统治结构下的最底层的苗人如何被掠夺被凌辱的事实。小岛还指出沈从文身上兼有苗、土家、汉三族的血统而内心抱有的统治、被统治的矛盾，因此比起其他作家能够更尖锐更深刻地把握这种矛盾。

近年来，沈从文研究主要分析北京时代的作品，考查沈从文与鲁迅的关系，沈从文的交际关系。比如黄嫒玲的《1925年春天北京的沈从文、胡也频和鲁迅》⁽²³⁾推翻了从前的定论，实证了鲁迅和沈从文发生矛盾起因于为了争夺发表作品的刊物的这一事实。

齐藤大纪考查北京时代的沈从文和胡也频、徐志摩、闻一多、于赓虞等的交往，写了《胡也频到湖南去——1925年6月的沈从文和胡也频》⁽²⁴⁾《彷徨的自宽君——沈从文〈老实人〉论》⁽²⁵⁾等，通过交际关系弄明白了沈从文的真实的作者形象。中野知洋在复旦大学的吴立昌教授的指导下，调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大学时代的沈从文的交友关系后，写了《在吴淞的沈从文》⁽²⁶⁾（2001），实证了当时存在所谓吴淞文坛的事实。运用叙事论的论文有今泉秀人的《〈边城〉传达的故事——沈从文和民族意识》⁽²⁷⁾《两个童养媳——沈从文〈萧萧〉的成就》，后者受到他翻译的李恺玲的论文的启发，比较鲁迅的《祝福》和沈从文的《萧萧》的论文。津守阳的《潜伏在沈从文女性形象里的“乡土”——白色女神还是黑色乡下姑娘》⁽²⁸⁾一文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直引用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鲁迅的“乡土文学”概念，以此为基础试图论证沈从文的“乡土观”。津守的另一篇论文《溶解“乡土”的内面空白——从沈从文的女性形象谈起》⁽²⁹⁾（2007），津守关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性》，注意到作品中的女性像缺乏“具体描写”，津守很有意思地指出沈从文创造的将导致男性毁灭的女性形象因为其精神内面的空白使人感到深不可测。又指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丰富多彩。津守受到刘洪涛先生《沈从文新论》⁽³⁰⁾里提到的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的启发，用他的“反复法”分析沈从文创作的“乡土”作品里的时间。

三、中国本土以外的沈从文研究的特征

（一）重视少数民族出身的问题

重视少数民族出身的论述有美国金介甫先生论及的沈从文与威廉·福克纳比较，也有日本城谷武男的《沈从文、中上健次对比研究》⁽³¹⁾论及的与受歧视地区出身的中上健次的共同点和异同点，还有笔者论及的《模仿作〈阿丽思中国游记〉》。论者指出这篇作品是沈从文站在被统治的苗人的立场上揭露了苗人和汉人的关系等同于当时的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的具有深刻讽刺意义的小说，并不是童话。中村翠的《沈从文——故事和归属的选择》⁽³²⁾（2000）论及沈从文自己对少数民族和湘西的归属意识，还指出“沈从文的魅力就在于彷徨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乡下人’等看似对立其实密切关联的两者之间，而竭力地想保持在‘现代’的空间和时间的流动中浮游着的自己生命的平衡”以及于为“追求自己归属而甘受切身的痛苦”。另外笔者的《〈月下小景〉考》等诸篇都跟佛经故事做比较，分析沈从文怎样改编佛经故事，指出沈从文审美观的另一面。笔者认为横向思考沈从文作品和描写世界其他少数民族或受歧视地区出身的作品作比较不妨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二）关于版本研究

城谷武男有《沈从文〈边城〉的校勘》⁽³³⁾（2005）和《沈从文〈萧萧〉〈阿金〉〈牛〉的版本研究》⁽³⁴⁾（2006），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957年出版的版本里由于政治上的顾虑作了不少改编，城谷搜集了25种版本详细地进行了比较，中国本土研究者不太重视这些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理解当时的沈从文所处的立场与分析作品时，这些都是应该重视的问题。论者还希望中国本土研究者论沈从文和鲁迅的争论时，应该根据当时的原始资料。论者认为只有复原两者论争的原始资料，才能弄清他们之间的争论点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研究态度。但是《沈从文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出于政治上的顾虑进行过删除和改写。但《沈从文全集》能明示所依据的版本，并且有关“京派”和“海派”论争的原始资料也原封不动地被收录在《沈从文全集》里。从《文集》出版后经过20年，《全集》编辑们所花的努力与功夫，实在使论者佩服的，在此特别提到。

2013年10月12日

（本文是2013年7月19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圆桌讨论会上所作报告稍加修改。）

(1)　小岛久代（Hisayo Kojima），日本明海大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她的著作有Liang Shiqiu and Humanism（1982），Shen Congwen－people with works（1997），等。

(2)　《北京周报》第203、204号极东新信社出版1926年4月4、11日。春霞翻译的《母亲》与《沈从文全集》第1卷所收的《母亲》不同，署名是懋林。

(3)　《中国文学月报》第1卷第3号1935年5月。

(4)　《湘西》第4号2002年。

(5)　札幌堂书店出版2004年。

(6)　中国文库编辑制作2007年。

(7)　好文书店出版2008年。

(8)　札幌堂书店出版2012年7月。

(9)　《Viking》1977年至1979年。

(10)　《火锅子》1998年至2006年。

(11)　《火轮》第9、10号2001年3月、9月。

(12)　《湘西》第7、8号2005年、2006年。

(13)　《湘西》第5号2003年10月。

(14)　《湘西》第9号2007年10月。

(15)　《未名》第26号2008年3月。

(16)　《野草》第82号2008年8月。

(17)　《东洋文化》第65号1985年3月。

(18)　《北海学园大学学园论集》第52号1985年12月。

(19)　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20)　汲古书院出版1997年6月。

(21)　何乃英译：《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3。

(22)　《明海大学外国语学部论集》第8集1996年。

(23)　《未名》第11号1993年。

(24)　《火轮》第6号1999年3月。

(25)　《火轮》第11号2002年3月。

(26)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3集2001年10月。

(27)　《关西大学中国文学纪要》第13号1992年3月。

(28)　《东方学》第113辑2007年。

(29)　《现代中国》第81号2007年9月。

(3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

(31)　《沈从文研究》札幌堂书店出版2008年11月。

(32)　《人文学报》第311号2000年3月。

(33)　札幌堂书店出版2005年12月。

(34)　札幌堂书店出版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