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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和文化人交往

孟夏草木长 作者:兰芳


渴望和文化人交往

我自己没文化,不到十九岁就从闺房里走出,早早地做了母亲。爱人和我一样都没文化,周围乡亲也没有几个会写自己的名字。

平时,乡村文化生活并不丰富。农闲时除了打牌,就是围在一起闲聊,听得最多的自然是那些因念错字引出的笑话了。

小张的媳妇过去因为家穷,只念过几年书,字就认得几个,但她就喜欢大声念字。一次和小张出门,沿路上,墙体广告、电杆上的标语,反正只要能瞅得见的,她几乎都要念,认不得的字就用“啥”来代替。小张实在听不下去,就说:“咱不认得就甭念了,免得人家文化人听见笑话咱。”

她一听来气了:“怎么了?文化人咋?我非要念!”

那次,她和小张坐公交车,车一停,往窗外一看她就高兴了,说墙上有一排字她都认识,不用“啥”替也能读,随后高声念道:“生育耍计划,经济耍发展。”

有人听到就笑了,说:“那念yao,不念shua。”

小张也笑着说:“咱这地方把生娃叫要娃,照这样说,要娃都成耍娃了。咱生了个娃就是耍了个娃吗?”

小张媳妇淡然一笑,走到银行门口,又听她念:“中国人民很行。”

这一出,差点没把人笑死。

乡亲们爱看秦腔戏,戏名念错是常事。老李看戏回来,老母亲问:“看的啥戏?”

老李张口就答:“火烧狗。”

母亲愣了,想了半天,就说她看了一辈子戏,从没看过也没听过有个叫火烧狗的戏。后来得知是老李把《火焰驹》错念成了火烧狗,母亲就说:“你认不得‘火焰驹’三个字也逮个音啊,咋就是火烧狗哩?”

逮音!其实乡下人最喜欢逮音,认不得字或没听准就靠逮音。就是人家说啥没听清就干脆凭听来的音确定。可光听音难免出错。有出戏叫《朱春登放饭》,乡里人逮音都叫他“《猪吹灯放饭》”;有个电影叫《归心似箭》,那回在我们村里放映,我去迟了,一位老者告诉我演的是“浑身是电”……

没文化的人自有没文化人的活法。婚后,我就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这下,念错字和别字引出的笑话更是层出不穷了。比如,把“麦熟一片割一片”念成“麦热一片割一片”,“颠倒”念成“镇倒”,“患者”念成“串者”,“黔之驴”念成“默之驴”,“尴尬”念成“监介”,“跌倒了爬起来”念成“失倒了爬起来”,“神圣”念成“神怪”,“狠抓”念成“狼抓”等。

有一天,一位大爷来我的店里,张口就说:“买一瓶白猪洗洁精。”

我愣了半天,说:“没有。”

大爷急了,手指货架上的白猫洗洁精就喊开了:“咋?不卖?那不是摆得好好的吗?”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我知道自己没文化,平日里就不放过一切学习的机会,为此我还订了书报杂志,闲了就翻阅。

这天,报纸送来时我正忙着,就随手放在柜台上。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一位翻报纸的村民大声地说:“呀!怪了!一个马下了两个狗!”

旁边顾客凑近去看,有人就感叹:“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年头啥怪事都能发生。”

还有人说:“这马绝对是和狗杂交了的。”

拿过报纸一看,我也急了:“你们好好看看,这马下了两驹都是少见,怎还下了俩狗呢?”

呵呵,这样的事很多,归纳起来真能出一本笑话集呢。不是我们不想多学知识,是过去压根儿就没有条件。

不说别人,单说我吧,过去当学生时成绩也不错,中学时的一次学区统考,我五门课得了489分,其中四门满分,只有英语89分。班主任刘会会老师总说我的智力水平和她过去的学生李丹妮相当,说李丹妮是博士生,能出国留学,我最次也能考上大学。王校长也说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了,让同学们学习我。然而,最终我连大学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两个姐姐相继出嫁,我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为了不让弟弟和妹妹辍学,我决定回家帮体弱多病的父母种责任田。

我丢下书本,拿起了铁锹。我用架子车将麦子一车一车往家里拉,那路难走呀,那车子沉啊,再没有比那一车麦子更沉的东西了!它几乎要将我压倒了!

……

几年后,我抱着孩子去县城看病,路上遇见李兴斌老师,可能是我当时瘦得太厉害了吧,李老师七尺男儿竟然满眼泪水,他哽咽着说:“可惜你了,你王老师、邹老师他们都说可惜你了……”

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们见了我几乎都要说:“可惜你了!真的把你可惜了!”

我总是不说什么的。我知道,我对不起老师们的关心,我亏了老师们爱我的心,我辜负了老师们的希望。我忘不了自己的第一个书包、第一个文具盒都是老师给买的;我忘不了,读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是老师送的;我更忘不了,那一次生病,是两位老师送我去医院,我不愿意吃药,他们在办公室里给我晾着糖水,站在一边看着我把药喝下,那样子简直就像我的父母……

多少年来,我不止一次看着老师们送的纪念品泪流满面,为他们的期望落泪,为自己的梦想遗落忧伤。

有些事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我的“大学梦”像泡沫一般破碎了。“啥人配啥人,烂锅盖配草盆。”我的对象也只能在没文化的人里面找了!三锤两棒子,我把自己嫁了出去。“贵人吃贵物,烂烂人泡恰铬。”我开始强迫自己适应眼前的生活。

我喜欢交朋友,在农村,牌友容易找,说闲话的人也容易找。常有人约我打牌,我也很快学会了各种牌的玩法,而且越玩越精,并拥有了一大帮牌友。偶尔,牌打累了,我们也出去散步,令我不愉快的是,总有人要在这家地里拔根葱、那家地里掐把菜或偷些玉米棒子什么再回去,把别人好端端的庄稼糟蹋得一片狼藉,我看不惯,也觉得自己打牌不好,赢了心里也难受。我开始远离牌友,却没有人理解,我很孤立。

日子久了,我觉得生活在他们中间很累很累,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村民们大部分一天不着家,整天打牌,甚至梦都在牌桌上,他们的孩子也不学好,不是逃学,就是打架,自小养成一身坏毛病,小偷小摸,好吃懒做。父母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好多孩子早早辍学,不读书了,成了社会上的混混,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被警车抓去一次又一次,成了派出所的常客,最终进了黑房子。

我真的不打牌了,于是就渴望和文化人交往,渴望与他们在晚霞中散步。我想,文化人不会趁地里没人去偷菜;不会说“等等,我偷几个苞谷来”;不会夹着纸烟打牌,一脚踹倒来叫他吃饭的儿子……我想,能和文化人做朋友,也不枉来世上一趟,活着就不再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了。

一次,一位不负责任的医生误诊我生了癌,没有几天活头了,我当时唯一感到遗憾和难受的竟是此生没有和文化人做朋友!

2003年5月,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城里人刘某,说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刘某也说他原先教过书,但总是不发工资,现在想与我合伙做长途贩菜生意。在我眼里,城里人似乎就是文化人,再说刘某说话慢声细气,听惯了街头巷尾狗叫声和乡野女人粗喉咙大嗓门笑骂声的我,心里自然很是高兴。后来得知他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我心里只想他是文化人,对他很是尊重,让他在我家休息,我自己叫上妹妹和弟弟去外地拉菜,然后再一车车去西安发掉。最后分钱时,我将大半分给了他,弟弟妹妹都责怪我,我还说:“文化人谁会做生意?我从学校回来不是连自家的菜都卖不了吗?咱对菜生意懂些,就帮帮他。”

几年后,我仍隔三岔五送菜给他,他也不客气,常带父母来我家逛,我变着花样做好吃的招待他们。逢年过节还去他家送礼。有段时间他突然消失了,他父母倒是经常来我家。一天,他来了,“扑通”跪在我面前,说他有了难事,急需钱,让我借给他。我给他父母打电话,他父母说他说的是真的,确有其事,于是,我就将仅有的五百元钱借给了他。

谁知从那以后他就永远消失了。我去他住的小区一问,他的邻居说:“他小学都没念完,大烟鬼一个!”虽然受了骗,但这并不影响我渴望与文化人交往的心情。

去作协办手续,我羡慕旁边开门店的;去广电中心,那些保安、门卫都是我羡慕的对象——能看到文化人在自己面前进进出出,甚至还能说上一两句话,谁说不是幸福的事呢?反正我去那里,身上就有活力,觉得那地方的空气都是有文化的,吸一口就滋养人,就能让人快活起来!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通过和他们的交往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想来想去,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写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结识有文化的人。我总觉得和他们交流不费力,和他们交往很幸福,也许整日生活在文化人堆里的您体会不到那种特别的舒心与快乐,但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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