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奸雄崛起

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希特勒

移花接木缔造纳粹

1918年11月，希特勒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更加不能忍受。他固执地认为，德国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箭。其实，“背后中了箭”的这一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和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兴登堡陆军元帅都主张停火，根本不是“背后中了暗箭”的问题。

但是，德国右派势力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定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11月罪人”。

“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11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打人人民心坎中的一个口号。“背后中了箭”这一伎俩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夺权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

“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起来，我的眼病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希特勒逐渐认为要拯救他心中伟大的德国，唯有投身政治。“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从此，希特勒就投身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对新共和国的“伟大”活动中去了。

尽管希特勒心中有豪气千丈，但是现实却是不容乐观的。这个初出茅庐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既无强硬的后台，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希特勒本人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希特勒于1918年11月底回到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但这个寄寓的城市已经被几番革命弄得面目全非了。这里的政权更迭得令人眼花缭乱。

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人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共和国，首领库特·艾斯纳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太作家，带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可是3个月后，他就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杀。

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时间不长。1919年5月1日，被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推翻，他们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巴伐利亚的权力又落入右派之手。

巴伐利亚右派，除了竭力主张复辟王室的保皇派外，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复员军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找不到工作，无处安身，堵塞了他们回到战前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战争使他们变得性格粗暴，希特勒形容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希特勒

当时武装的自由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不久他们就卷入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

1920年3月，自由团的一个叫做埃尔哈特的上尉率领他的“埃尔哈特旅”，占领了柏林，让一个庸碌无能的右派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率领下却按兵不动，共和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次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1920年3月14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为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

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下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当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就投靠了第二兵团调查委员会，为其镇压革命左派提供情报。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后来又送他进了“政治训练班”。

在那里，希特勒的反犹谬论得到上级军官的赏识，不久就提拔他到慕尼黑一个团里当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给了他一个锻炼演讲本领的机会，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他曾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电台上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当时德国正在魏玛共和国草创时期，国家虽然混乱但却相当自由，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组建政党，仅在慕尼黑正式登记的政党就多达四十九个。

德国工人党是慕尼黑的钳工安东·德雷克斯勒于1919年初创建的。这个党的第一批成员是德雷克斯勒所在的一家慕尼黑铁路工厂中的同事们。党的纲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大杂烩。德国工人党的背后有着不少国家主义社会团体和军界中颇具影响的人物。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在希特勒看来，德国工人党的领袖们还很缺乏战斗精神。他对那些专事清谈的政客们的评价，说到底并不很高。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

这次参加集会的一共只有25个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听着这些愤世嫉俗者发泄对社会和对他人的不满。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

但在他离开时，有人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这个人就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第二天清晨五点，希特勒醒来，记起了那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

开始希特勒看得漫不经心，但是读了一点之后他惊异地发觉，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这些文字仿佛就是为他而生的。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国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些引起了希特勒的极大兴趣。

就在那一天，希特勒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并请他于9月16日到绅士街48号老罗森巴德旅馆出席德国工人党领导委员会会议。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

这场会议是在一家酒馆举行的。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青年，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账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七马克五十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

希特勒一方面很看不起这个小党，但又感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有个政党作基础。如果另起炉灶建个新党，困难会更大；若先参加进去再设法改造它和发展它，也许是条捷径。

经过两天“周密”的思考以后，希特勒终于决定要参加这个党。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在作为第五十五名党员的同时，又担任党的主席团的第七名委员。

德国工人党给了希特勒一个把自己维也纳时期的思想和前线经历所得出的认识在一种政治运动中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并且还为他提供了一种生活保障。所以，希特勒在继续履行他那“侦察员”职责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着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他促使他们原来是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

但是，他的工作并不顺利，经常碰壁，有一次他发出80份请帖，而到会的仍旧是他们自己的7个人。此外，希特勒刚参加德国工人党时，该党穷得只有七马克五十芬尼的经费。为了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希特勒是挖空心思，厚着脸皮到处伸手。

希特勒入党之后，经常召开演讲会，并向到会群众募捐。靠这种方法募集的款项虽然一般不超过数百马克，但对于一个只有七马克经费的小党来说也不算一个很小的数字。

后来他陆续向军方和资产阶级伸手，筹集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111人。”

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重要讲话后，作第一次公开演说。这些耗费了德国工人党的全部活动经费。但是，由此而赢得的成果也给了希特勒足够的补偿。

该党的名义首脑哈勒起初是表示反对的，他认为，希特勒搞别的名堂还可以，但演讲却绝对不行。希特勒冒着失败的危险，试着讲了30分钟，却收到难以预料的效果。他善于煽动的雄辩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会后自愿献出了三百马克的捐款。这是纳粹党第一次获得的“巨大胜利”。

希特勒用这笔款项继续更多地刊登启事、印发广告。1919年11月13日那天，第二次群众集会的出席者达到了130人，其中主要是大学生、小业主和军官们，这些人甚至不惜拿出50芬尼来购买入场券。

召开第一次群众集会时，希特勒还只是扮演第二演说家的角色，这一回则变成为对听众颇具魅力的主要角色。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唤起着听众们的爱国热情，煽动他们对“凡尔赛和约”，对“11月罪人”以及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

希特勒的演说单刀直入、通俗易解，他大量使用民间语言和战壕中士兵们的行话。他的听众、那些昔日大战中的士兵们在希特勒那儿觅到了知音，颇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希特勒本人极力摆出的那副“普通士兵”的形象和他对旧军队士兵们的感召力使得他同那些正统的旧政党的演说家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为他作为演说家和鼓动家初步取得成就奠定了基础。每当在他演说期间发生喧嚣之际，希特勒便立即召唤他那些军队中的战友们把捣乱分子驱赶出大厅，然后他才真正进人演说高潮。

他的演讲内容、他的语言才华以及他那雄辩的论据使他所组织的群众集会很快便遐迩闻名。希特勒想通过一连串的群众集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党的那种策略是非常奏效的。安东·德雷克斯勒在党内力排众议，将希特勒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长”。

就这样，在1920年初，希特勒就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当希特勒大权在手，就着手进一步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他重新安排了党的日常管理工作。

他首先动用党的资金和迈尔上尉政治基金中的一笔款项租用了一个办事处，安装了一部电话并雇用了一名专职办公室主任。1919年底，希特勒同德雷克斯勒一道起草了一个新的党纲。党纲以极其简明的形式概括了对党员的各项要求。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准备在在皇家啤酒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进行演讲，其大可容纳两千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们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他也表示怀疑。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他对这次集会非常重视。

在这次集会上，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25点纲领。参加那次群众大会的有两千多人，其中也包括不少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因而也出现了一些插曲。

希特勒的发言顺序排在第二位，起初他从容不迫、不加褒贬地回顾了近十年以来的历史，尔后便声色俱厉地口述起十一月革命来。此刻，会场上响起了第一阵喧哗嚣叫，台下的啤酒罐纷纷向希特勒飞来。正在这种时候，希特勒那些军队中的伙伴们便挥舞着橡皮棍和马鞭大打出手。这种场面反而倒更加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听众们感觉到振奋。

就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希特勒向大会宣读了党的纲领。会上狂呼声、嘘叫声大都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内容发出的，纲领在会上获得通过。从此工人党名声大振。

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对内专制、对外扩张。但因为它还包含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的骗人玩意儿，所以除了犹太人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甜头。

当时，对于党纲这些条款的反应是毁誉参半，但是反对的意见很快就被压制了下去，大会终于在欢呼声和吵闹声中宣告闭幕。新闻界对此仅作了简短的介绍。然而，党却赢得了上百名新的成员。

希特勒说，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利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他本人也在这一局部地区变得名声大噪。

希特勒所宣布的纲领可以说是个欺骗工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大杂烩。党纲的25条当中曾经大量出现的社会主义的许诺不过只是一种争取群众的最为有效的宣传手法罢了。后来当希特勒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他既开始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政策：也开始了消灭犹太人的运动。但是，没收资产、实行国有化以及进行土地改革，他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纳粹”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字nazi的音译。

仅1920年，纳粹党就召开了四十六次大型集会，与会人数超过六万两千人；希特勒在其中的三十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希特勒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他的态度激进、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

他觉得，群众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不断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

早在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就对资产阶级政党惯用的所谓“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很感兴趣。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疯狂肆虐又给了他新的启发。希特勒认为，要使纳粹运动迅速发展，必须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发挥暴力手段的巨大作用。

希特勒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组成“纠察队”，专门负责在纳粹党集会时维持秩序。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不招风惹眼，引起非议，这支纠察队起初叫做体育运动队。但是隔不了多久，在1921年10月5日，他们正式定名为冲锋队。

11月4日，希特勒在皇家啤酒馆演讲，社会民主党派人来骚扰起哄，冲锋队首次亮相，大打出手，直到大批警察赶到才结束这场武斗。希特勒后来就此吹嘘说，五十名冲锋队员打退了社会民主党派来的七八百人。

从此街道就属于纳粹党了。这些穿褐色制服的无赖，后来已不能满足于在纳粹党的集会上维持秩序了，不久就开始去捣乱其他政敌的集会，成了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的别动队。

冲锋队员接受军训，拥有武器，身着统一的褐色制服，因而又称褐衫军。冲锋队员除了充任纠察之外，还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和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者厮打殴斗。开始参加冲锋队的主要是不能进人常备军的旧军人，后来则有大批社会青年被吸引加人冲锋队。到希特勒上台前夕，冲锋队已发展到两百多万人。

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冲锋队的成分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控制。因此，希特勒又在1925年11月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冲锋队员组成党卫军，专门负责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们的保卫工作。党卫军身穿黑色制服，帽子上有骷髅标志，因而又称黑衫军。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秘密警察。

经过希特勒的疯狂活动，纳粹党有了一个很能骗人的纲领，网罗了各色各样的干部，筹措了源源不断的经费，建立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结果使纳粹党徒不断增加，纳粹运动飞快发展。

随着纳粹运动的发展，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开始，他只是一个负责宣传工作的一般委员，但因他超强的活动能力，所以实际影响很快超过了其他领导人，成为党的中流砥柱。

希特勒要做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反动大师。他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决定为纳粹党制作一面党旗。经过多方面考虑和对不少图样进行比较之后，最后想出了这样一面旗帜：红地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的卐字。

卐，德文Hackenkreuz，译意“代钩的十字”。卐字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悠久。在特洛伊的废墟中，在埃及和中国的废墟中，都有人发现过卐字。在近代，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徽中也出现过它。

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时候也许在某个反犹政党的党徽中看到过它，也许是埃尔哈特旅来慕尼黑的时候加深了他的印象。他说，许多党员们向他提出的图样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卐字，而且有一个“来自斯端恩堡的牙医师”确实提出了一个“一点也不坏而且同我的图样很相像的”旗帜的图样。

至于颜色，希特勒当然不想要他痛恨的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黄三色，但是他又喜欢这三种颜色，据他说—这三种颜色是“现有色彩最协调的颜色”，而且这三种颜色是他曾经为之战斗的德国军旗的颜色。不过它们得换个形式，于是便加了一个卐字。

希特勒对他的独特创造感到非常喜欢。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解释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

不久，希特勒又给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设计了卐字臂章。两年后，希特勒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时使用和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装饰。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卐字，有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个长方形金属框，刻有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有流苏的绳子，整个锦旗就是一面方形的卐字旗，上面写着：“觉醒吧，德意志！”

这也许谈不上是“艺术”，然而却是最高超的宣传。纳粹党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他们开始在它的旗帜底下聚集起来了。

希特勒就是这样靠着他的机智狡猾和反动宣传鼓动才能，为纳粹党带来了发展，同时也为他日后篡党夺权铺平了道路。一旦大权在握，他立刻使他的“同志”尝到了他的冷酷无情和奸诈狡猾手段的滋味，而靠了这种无情和狡猾的手段，使他在以后的许多重要的危机中取得了成功。

1921年7月，希特勒作为纳粹党的领导人来到柏林，同北德民族主义分子联系，并且到他们的大本营国民俱乐部去演讲。他此去是想试探一下把纳粹运动扩大到整个德国的可能性，并试图结下一些有用的联盟。

然而就在他外出的时候，纳粹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认为，推翻他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来到。因为希特勒对他们太独断专行了。

他们打算同南德有同样思想的团体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德国社会党”结成联盟。这个党是希特勒的死敌和竞争者。委员会的成员们认为，如果这些团体和它们的野心勃勃的领袖能够同纳粹党合并，希特勒的地位就会降低了。

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后，就立刻赶回慕尼黑，来挫败这些“愚蠢疯子们”的阴谋。他以退党要挟其他领导成员放弃合并计划。

他的退党是众人所吃不消的，因为希特勒不仅是他们中最能演讲的人，而且也是他们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宣传家。此外，他们的大部分经费也是靠他募集的，除了他发表演讲的群众性集会上的捐款外，还有来源于军队和资产阶级方面的。如果他走了，襁褓中的纳粹党肯定要夭折。

为了纳粹党的生存发展，党员们只得同意希特勒的条件。希特勒在地位巩固了以后，现在就迫使其他领袖全面投降，让他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他团体、诸如同施特莱彻的团体的“勾勾搭搭”。

这些要求在其他委员看来实在是太过分了。创建人安东·德莱克斯勒等人起草了一份攻击这个未来独裁者的罪状，印成小册子散发。

他们谴责希特勒利用国家社会党作为跳板，来实现他自己的不道德的目的，篡夺领导权，以便在这个重要关头，迫使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小册子称希特勒是个奸雄，歪曲事实，用各种各样的假话来欺骗党员和群众。

这些指责并没有冤枉希特勒，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有一点可笑的反犹成分而减弱了力量，因此并没有给反对者带来他们可能预期的结果。希特勒马上控告小册子起草人对他诽谤中伤，而德莱克斯勒本人在一次公开集会上不得不否认这本小册子与他有关。

在党内两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强使对方接受他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拥有独裁权力。失败受辱的德莱克斯勒当名誉主席，这是明升暗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正如作家海登所说，这是保王党对圆头党的胜利。但是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就在当时当地，在1921年7月，纳粹党以五百四十三票对一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希特勒为该党党魁，并决定取消选举制度，确立了“领袖原则”，从而正式确立了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领导地位。

这个原则始而作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了第三帝国的国法。“元首”在德国舞台上出现了。“元首”现在开始改组纳粹党了。

后来纳粹党内又崛起了一位新的领袖人物，一度对希特勒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此人名叫格雷戈·施特拉塞，是北德地区纳粹运动的奠基人。他不仅在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同希特勒意见相左，而且风度翩翩，精力过人，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党内外的影响也不亚于希特勒。

为防被人取代，希特勒一再施展阴谋诡计对施特拉塞进行打击。最后于1932年12月8日迫使施特拉塞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前往意大利疗养。希特勒逐步巩固了他在纳粹党内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无人再敢向他说个“不”字。

希特勒当上了一把手之后，立即着手改组纳粹党。施端纳克勃劳酒店后面阴暗的酒室，在希特勒看来仿佛是一个停尸间，而不是一个办公室，很快他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里设立了新的办公室。

这个新办公室地方比较宽敞，光线比较明亮。办公室先赊购了一架艾德勒牌的旧打字机，后来又逐步添置了保险箱、文件柜、家具，安装了电话，聘请了专职秘书。

金钱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来了。将近一年以前，在1920年12月，纳粹党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名叫《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张每周出版两次的反犹小报。

收买这家报纸的六万马克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希特勒严守秘密，但是据说，这是靠埃卡特和罗姆劝诱里特·冯·埃普少将筹集来的。埃普少将在国防军中是罗姆的指挥官，本人也是纳粹党员。这笔钱很可能来自军方的秘密经费。

在1923年初，《人民观察家报》改为日报。这样，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国政党所必备的条件—一家报纸来宣传党的主张。办一家政治性日报，需要更多的钱，现在这些钱的来源，在党内某些比较无产阶级化的粗人看来，一定是有些奇怪的。

这便是希特勒的本领了。随着纳粹党声势的增大，一些阔佬阔少陆续聚集到希特勒的周围。

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坦因太太，是纳粹党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她第一次同这个年轻的煽动家碰面后，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当他在柏林的时候，邀他到贝希施坦因家中下榻，为他举行招待会，让他会见有钱的人，还对他的运动捐助了数量可观的款项。

特鲁德·冯·赛德立茨太太，也是《人民观察家报》经费资助者之一。她是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在芬兰几家赚钱的造纸厂里拥有股份。

1923年3月，一个名叫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人民观察家报》为抵押品，借给纳粹党一千美元。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这笔钱折成马克是一笔惊人巨款，它给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帮了很大的忙。

汉夫施丹格尔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讲究风雅的家里很有钱，在慕尼黑开设一家艺术出版公司。汉夫施丹格尔一家是慕尼黑第一个向这个喧闹滋事的年轻政客打开大门的富有望族。普茨成了希特勒的好友，希特勒后来任命他担任该党外国报纸部负责人。

汉夫施丹格尔是个钢琴家，在希特勒柏林执政以后，常常奉召去见元首。据说，他的钢琴弹奏（他猛击琴键）和他的俏皮话对于希特勒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颇起安定精神、甚至振作精神的作用。后来这个脾气古怪然而性情和蔼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像希特勒其他一些早期伙伴一样，也不得不离开德国逃命。

这些资本家认为，希特勒是个初升的明星，他的运动是个迅速发展的政治力量。不少人为希特勒的滔滔雄辩之才所倾倒。

希特勒天生傲慢自得，但他很重视也很善于网罗亲信，培养自己的羽翼。从加人德国工人党开始，他就千方百计地寻求支持者，组织自己的核心圈子，以排挤原来的领导人。在发展纳粹运动中，对希特勒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有六大金刚。

▲希特勒和纳粹旗帜

第一大金刚是恩斯特·罗姆。

此人原是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在希特勒之前就参加了德国工人党。

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得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被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殴斗，有“天赋组织能力”。

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11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

他是一个狠毒、无情、敢干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的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

罗姆不仅给纳粹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和支持。

如果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无法施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第二大金刚是狄特里希·埃卡特。

此人是个比希特勒大21岁的新闻记者，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

他是一个机智的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说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当演员。

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艺术家汇集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面前，宣传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太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

这个酗酒的诗人，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他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文化，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未来的助手。

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多次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称颂他是“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第三大金刚是鲁道夫·赫斯。

鲁道夫·赫斯是在1920年加入的。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人的儿子，十四岁以前是在埃及度过的，十四岁后回莱因兰上学。

战争期间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团服役，虽然当时并不相识。两次受伤后，他做了飞行员。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但是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散发反犹小册子和同巴伐利亚当时极为猖獗的各色各样武装团体殴斗。

1919年5月1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正处在枪火密集的地方，腿部受了伤。一年后有一个傍晚，他去听希特勒演讲，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参加了党，成了这位领袖的亲密朋友、忠实信徒、私人秘书。也就是他，向希特勒介绍了当时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卡尔·霍斯霍弗将军的地缘政治思想。

赫斯写了一篇得奖的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赏识，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文章说：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扎根越深，他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越不会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也就会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因害怕流血而退缩。重大的问题总是由血和铁来决定的……”

难怪希特勒喜欢这个青年人。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在当时的肖像，但是却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而且后来确是实现了的）肖像。

赫斯虽然为人严肃，刻苦好学，但是他仍是个才能有限的人，对于想入非非的意见很容易听得进去，而且会极其狂热地去执行。几乎一直到最后，他都是希特勒的最忠诚和最受信任的追随者之一，是少数几个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之一。

第四大金刚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虽然常常被称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他是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后裔。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893年1月12日生于爱沙尼亚的勒伐尔（现在叫塔林），1721年以来爱沙尼亚一直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有人把罗森堡当作俄罗斯人，也是有些根据的。

他选了到俄国而不是到德国去上学，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得了一张建筑学的毕业证书。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他一直呆在莫斯科，很可能，像他在纳粹党内有些仇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当时曾有过做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念头。

1918年年底终于到了慕尼黑，最初是在流亡在当地的白俄当中活跃起来的。罗森堡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狄特里希·埃卡特，通过埃卡特又认识了希特勒。罗森堡在1919年年底参加了纳粹党。

一个拥有一张建筑学毕业证书的人，对于连建筑系也考不进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罗森堡的“学识”也使希特勒深为心折。他也赏识这个年轻的波罗的海人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憎恨。

就在1923年年底埃卡特死前不久，希特勒派罗森堡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在以后许多年内，他继续吹捧这个头脑完全糊涂的人，这个思想混乱浅薄的“哲学家”，把他当作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之一。

第五大金刚是赫尔曼·戈林。

像鲁道夫·赫斯一样，赫尔曼·戈林也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一些时候到慕尼黑大学来，名为来学经济学的。他也拜倒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魅力之下。

戈林是德国“一战”著名的战斗英雄之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要回到和平时期单调的平民生活中间来，比大多数退伍军人更觉困难。

他开始在丹麦，后来在瑞典做了一个时期的运输机驾驶员。有一天，他驾驶飞机送埃立克·冯·罗森伯爵到斯德哥尔摩附近后者的宅邸里去，在那里做客的时候，同罗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林·冯·肯佐夫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堕入了情网，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

困难是，卡林·冯·肯佐夫夫人患有癫痫病，结过婚，有个八岁的儿子。但是她还是设法解除了婚姻关系，同这个英俊的年轻飞行员结婚。她的财产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一面过着豪华的生活，一面让他在大学里鬼混。

这种日子过得并不长久。他在1921年就认识了希特勒，参加了党，对党（和希特勒个人）慷慨捐献，并且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一年后，1922年，他担任了冲锋队队长。1932年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时，戈林出任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策划了许多阴谋，从而导致了纳粹的上台。

第六大金刚是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此人面容瘦黑，身材矮小，而且瘸了一条腿，但是思维敏捷，文笔锋利，善于演说。他上过八个大学，有哲学博士头衔，曾想当个作家。1922年在慕尼黑听过希特勒一次讲演之后，他便信仰了纳粹主义，并参加了纳粹党。最初几年，他主要是追随施特拉塞从事纳粹运动，曾同希特勒发生过矛盾。但希特勒看中了他的才华，于1926年将其网罗到自己手下。从此之后，他便死心塌地跟了希特勒。他主持过柏林地区纳粹党的组织工作和整个纳粹运动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对他这两方面的成绩都很赞赏。

有了这六大金刚，希特勒在政治军事上就有了一个智囊团，这些人都为希特勒的“帝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那么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名声比较臭的人。

希特勒在李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

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的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的爱吵架滋事的人。

而他的“宫廷摄影师”则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御用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

希特勒的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酒，嗜之若命。

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赫尔曼·埃塞，他的演讲能力不亚于希特勒。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反犹文章是党报的一个主要特色，而且他毫不隐讳自己靠着几个情妇供养，并经常敲诈她们的丈夫。如果党内的同志有谁触犯了他，他都会“揭露”他们，因此使党内一些年纪较大、为人比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开除出党。

“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希特勒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说，“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

他对待他的亲信，几乎都是用这个态度，不论这些人的来历（甚至现在的情况）是多么暖昧。杀人凶手、拉皮条的、性欲倒错的、吸毒犯或者寻常的无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他有用。希特勒正式脱离军队以后，他就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纳粹党上。不论当时或者以后，他都不从党里支取任何薪水。因此，可能有人会问，他靠什么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