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就包括在战争期间，拯救了约3万名遭到纳粹迫害而走投无路的欧洲犹太难民。

面对“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屠杀，各国政府大多仅止于口头谴责，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去进行救助。1938年7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专门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共有32国政府派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中各个国家均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出于对自身经济、外交等因素的考虑，除多米尼加外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1939年英国发表了“5.17”白皮书，意味着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巴勒斯坦的大门。而拥有庞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入境加以种种限制，并没有扩大移民配额。1939年5月，美国政府甚至将载有900多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导致其中绝大多数最后惨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940年和1941年，美国国会又相继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州和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议案。

尽管各国政府的态度令人失望，但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很多中下级官员都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并想方设法救助他们：国际及各国的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在战争状态下，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仍能进入交战双方控制的地区，因而他们在营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难民方面往往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基督教会历来对犹太人报有宗教偏见，但当纳粹反犹暴行愈演愈烈之时，许多主教和教士公开声援犹太人。在法国、荷兰、比利时，教堂往往成为隐藏和保护犹太人的场所；“二战”爆发后，活跃在各地的游击队也都积极参与了营救犹太人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也想方设法救助犹太人，其中就包括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

当时，虽然中国人民身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迫害之中，流离失所、生活困难，但仍然关心着远在欧洲的犹太难民。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早在1933年就向德国驻沪领馆递交了抗议书，强烈谴责希特勒的反犹暴行。1939年2月，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提议在中国云南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上海，这座同样遭到战火摧毁的东方大都市，从1933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共接纳了近3万欧洲犹太难民，除去部分人经上海去往其他城市和国家，至少有2.5万人一直留在上海生活直至战争结束。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指出，当时上海一市接受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难民总数还多。中国其他城市，如哈尔滨、天津、大连、青岛、香港等也在此期间接纳安置了一定数量的欧洲犹太难民。

1945年8月，这些犹太难民经过漫长的等待和痛苦的煎熬，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虽然与昔日在欧洲的生活相比，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存充满艰辛，但当他们战后寻找欧洲亲人，得知其他犹太难民的遭遇时，另外一种更为强烈的感受涌上心头：曾经以为生活在地狱的他们发现上海才是天堂，而给予他们这一战时天堂的，就是友善、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的上海市民。抗战期间，上海市民处境十分困难，但依然无私地给予欧洲犹太难民鼎力相助。1939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刊文指出：“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我们只要能力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我们应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

这段有关拯救的历史，不仅是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东方一页，也是大屠杀历史中的独特记忆，是关于人类热爱和平的宝贵精神财富，将这段珍贵的历史完整地保存、整理、研究并传之后人，让人们永远牢记在“二战”期间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一抹人道主义的亮光和暖色，不仅有利于彰显人道主义的内在价值，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中国人民友善宽容的情怀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沟通与理解。

然而，时光的流逝，历史资料的散失，特别是当年幸存的犹太难民正在逐渐离世，如何加紧保护性的资料抢救，如何进一步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如何讲好中犹共同抵抗法西斯暴行，维护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动人故事，就成为我们这一代学者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2015年3月，当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提出这一选题后，我与常务副总编刘佩英女士、社科项目部主任钱方针女士商议，我们不仅要从历史资料中进一步挖掘新材料，针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应该更多地加入口述采访和难民回忆，通过犹太难民来讲这段拯救历史和这段历史对他们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公正，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例如，有关犹太难民的人数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同观点，犹太难民中也有不同说法，甚至有些人指责中国夸大了数量。根据当时上海犹太人办的《以色列信使报》的报道统计，到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知所有领馆和有关船运公司，不再允许欧洲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并将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登陆时，工部局官员就表示，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限制令实施后，虽然来沪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但仍然有欧洲犹太难民从海陆两路来到上海。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济的犹太难民已达23310人。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欧洲犹太难民海陆来华路线相继被切断。此后，几乎没有犹太难民能离开欧洲大陆前来上海。但是，仍有一些在此之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犹太难民辗转来到上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人数应在2000以上。此外，不少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后因种种原因前往了其他城市和国家。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等城市都各接纳了200～300犹太难民。1939年2月的一项统计显示，有2500名犹太人从上海来到香港，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欧洲犹太难民。但是“二战”爆发后，由于英国对德宣战，竟然又将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驱赶到上海。1940年有102名德国犹太难民经西贡前往法国，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与纳粹作战。1941年下半年，有29名波兰犹太难民前往巴勒斯坦，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拓殖工作。因此，“二战”期间，中国接纳了3万左右犹太难民，其中至少有2.5万生活在上海。

又如，对于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极少数犹太难民也有模糊认识，声称是日本人救了他们，日本一些媒体对这段历史甚至有夸大美化的倾向。应该说，出于文化背景、战略部署、战局变动等因素影响，日本法西斯确实没有像德国法西斯那样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迫害犹太难民。事实上，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年12月至1939年6月，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未采取任何限制措施。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并就吸引犹太人来华开发“河豚鱼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河豚鱼计划”的指导下，日本当局起初并没有对1938年后大量涌入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的犹太难民采取限制措施。1939年7月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特别是虹口地区的犹太难民实施了限制。早在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限制令颁布前，日本当局就于7月16日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8月9日，日本政府又发布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并希望改变相关规定。10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犹太难民来上海网开一面，对符合资金条件和拥有工作、婚姻证明的犹太难民发放入境许可证，但日本当局对此非常不满，并严格限制许可证的发放。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8月，日本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采取了类似于敌侨的管理方式，限制其自由并加以迫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重新评估与世界犹太民族的关系。虽然按照希特勒“最终解决”思想精心炮制的“梅辛格计划”没有成功实施，但日本当局考虑到与德国的关系和自身的利益，加紧了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监管。1942年11月，就在日本外务省编制《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后次月，作为一种军事职责，日本上海当局计划在虹口设立犹太隔离区，先将犹太难民集中至上述区域，以后再扩展至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集中监视管理。1943年2月18日，与将英、美、荷兰等国“敌侨”赶入集中营同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制迁入隔离区生活。日本当局设立隔离区之举遭到了上海犹太人的竭力抵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犹太难民担心日后会被一网打尽。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犹太难民已经充分感受到日本当局的迫害和威胁。

再如，有些人指出，当时上海市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犹太难民，犹太难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同胞而不是中国人的拯救。的确，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许多上海市民自身也沦为难民，无力从财力物力上给予犹太难民更多的支持，此时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和全球犹太救济组织，特别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援助。但是，上海市民以自己的包容和友善，给予了犹太难民一个迥异于欧洲等地的文化环境，并尽其所能予以救援，这对于犹太难民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当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给这座城市造成很大压力之时，租界当局、日本占领当局，甚至上海犹太社团都提出了限制要求，而且在部分外侨中弥漫着一种反犹主义情绪。但正如法国学者娜婷·佩伦所指出的：“与世人可能怀疑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原住民并未对入沪的欧洲难民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在生活于上海的400万中国人眼中，犹太难民都是受害者，因而应该给予他们援助。中国人自己已有80万难民，他们为逃避中日战争而避难于上海，其中有12万人由租界负担日常生活。尽管中国人自己也生活在一种凄惨的贫穷潦倒之中，但他们并未感到数千名西方人的到来会成为某种威胁。”犹太难民在回忆中也纷纷表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在上海，我们并没有因为是难民而受到歧视，相反当地居民对我们一向很友好。我们相处得很好。跟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很舒服。有时候也会互相帮帮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我们犹太人在上海通常只买最便宜的东西，但中国人很照顾我们，往往允许我们赊账。其实相比中国难民，我们犹太难民的生活算是好的。那时上海的中国人备受日本人压迫，很穷很穷，他们很多人以做苦工为生，过地简直不是人的生活。”“他们友好、乐于助人，并颇为自豪地为我们服务。在新居住下来后，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个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大多数犹太难民和中国人相处得很好，我们很幸运，毕竟我们是在他们的领土上生存。我们和中国邻居虽然称不上至交，但都懂得礼尚往来，例如我母亲给中国邻居一块面包，他马上会回送给我一支铅笔。”“中国邻居对我们很好，他们很同情我们。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他们自己也是难民。”外国学者的这些观点，特别是犹太难民自己的回忆应该说是最有说服力的。

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东方的亲戚”，主要讲述近代以前中犹两个民族的交往，特别是开封犹太社区的兴衰和犹太难民来华之前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第二章“逃离纳粹迫害”，全面分析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及其发展，以及欧洲犹太人对纳粹反犹政策的认识和“水晶之夜”后的大量外逃。同时描述了中国人民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抗议和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义举。第三章“上海方舟”，详尽论述了上海在抗战爆发后的特殊状态，犹太难民的艰难旅程，抵达上海的情况以及相关救援安置。同时，也介绍了上海之外其他中国城市对犹太难民的接纳。第四章“寻求新生活”，生动描绘了犹太难民安顿下来后自食其力，开始寻求新生活的努力，特别是将遭到战争破坏，市场凋敝的提篮桥地区建成了具有故国风情的“小维也纳”。第五章“虹口隔都”，着重分析了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政策的变化，“梅辛格计划”的来龙去脉以及日本当局建立虹口隔离区的动因。第六章“文化生活”，全面介绍了犹太难民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生活以及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七章“互伸援手”，详尽论述了“二战”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深陷危境的欧洲犹太难民的关注、同情、声援和支持，以及在华犹太人，包括上海犹太难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的独特贡献。第八章“再见，避难地”，客观分析了犹太难民在上海迎来“二战”胜利后的心情以及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念。第九章“上海情结”，全面论述了犹太难民离开上海后对上海的独特情感和网络联结，对上海，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以及上海和世界对“上海犹太难民”这一人类历史记忆的重视、挖掘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