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珊

巴金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了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了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退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了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做“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家协会，或者走到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还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作了作协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历历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做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的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些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背了她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处！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人，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肯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回答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插队落户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吗？”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疗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虛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挣扎”，她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候，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向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儿女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做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做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和干部，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再去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里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六年仿佛一瞬间似地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这半年中间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白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面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人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之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可能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们先后到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从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反动权威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繁重、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协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做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家协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的小孩，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在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搀和在一起。

1979年1月16日写完

[鉴赏]

巴金(1904～)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杰出作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春》、《秋》、《寒夜》及《巴金文集》十四卷。散文集有《怀念集》、《海行杂记》、《随想录》、《真话集》、《海的梦》、《愿化泥土》、《创作回忆录》。

巴金擅长怀人之作——《忆鲁迅先生》、《哭靳以》、《秋夜》、《廖静秋》等，均为巴金散文中的“精品”。尤其是《怀念萧珊》这篇散文更是怀人的“杰作”，犹如散文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读者心中永不凋谢！

《怀念萧珊》是一篇悼念亡妻的动人之作。作者叙述的是爱妻与自己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文革年代中，相濡以沫、相扶相助的生活情景，讴歌了身处患难之中而坚如磐石的真挚的爱情。阅读这篇作品，我们会感到一股不可遏止的感情的急流猛烈撞击着自己的心，禁不住泪洒襟前。

文章能如此感人，关键在于叙事时朴实无华、不加任何修饰夸张。作者的全部感情都溶在了叙事写人与娓娓叙说之中，真挚自然。作者为说明萧珊的无辜，对她的经历介绍做到了简单直白，只因为她是“黑老K”的“臭婆娘”，于是就陪斗，为了保护丈夫而挨打、受拘禁、受污辱，惩罚她去扫厕所……。她由于身心遭到了极大的摧残，终于病倒了，可是，医院不给看，当病情恶化后，好不容易住进了医院又不让家人照看，行文至此，作者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痛苦地呼喊道：“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问的是多么好啊！字字血、声声泪，申诉了爱妻的清白无辜遭株连，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

作者写萧珊遭受迫害时，以叙事写人为依托，并在此基础上叙说自己的衷曲，描画自己心灵的轨迹来抒发个人的感情。主要用白描的手法，加以实录，未作形容，因为事情本身就是再好不过的说明。如果议论太多，反而会冲淡对主题的描写。巴金曾说：“无技巧就是最高的技巧”，这一主张在这篇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章语言朴实无华，但很多比喻颇为形象，如作者在写萧珊看到那些诬蔑她的大字报时，这样形容：“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如此简单的几个字，深刻地描绘出当时萧珊痛楚的心情，使读者明白：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惩罚更可怕！可见，那动乱年代是多么残酷呀！

这篇散文通过叙述一件件往事和描写人物的举止与容貌，并着重在叙事写人的基础上披露自己的心迹，叙说自己的感受、心境和思绪，形成这篇作品巨大的感染力量，从而攫住读者的心，使读者产生共鸣。

小狗包弟

巴金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它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作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的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摔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鉴赏]

这篇回忆散文，写的是一条曾与作者朝夕相处的小狗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疯狂岁月的荒诞和反常，文章篇幅较短，但写得情真意笃，令人感动，实为巴金近年来散文创作中的佳品。

这篇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情见长，以情取胜。之所以作者在叙述小狗包弟的经历时，笔端流露出浓烈的情感，是因为巴金对小狗包弟充满着思恋与内疚之情。作者写它很通人性，与主人融洽无间，为了讨得主人的欢喜，常常做令人发笑的作揖动作。甚至主人外出时，它都每日清晨等候于卧房门前，使主人深受感动，然而一场“文革”，居然革到一只温顺驯良、惹人喜爱的小狗身上：只因狗的吠叫将会给主人招来更大的灾难，可怜的“包弟”终于成了医院解剖桌上的实验品。“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我不能原谅自己”，廖廖数语，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为了保全自己，葬送了包弟，这是自己的耻辱。这种大胆的剖露心迹，使读者感到情感力量的冲击，心灵产生巨大的震撼。

文章除了感情的纯真外，其结构也有独道之处，作品开头并未涉及主题，而是从狗的身世谈起，给全文展开作了很好的情感铺垫。接着，作者记叙了包弟与家人七年相处的几件有趣的故事，反映了小狗的活泼可爱。写到这里，作者陡转话题，愤怒地叙述起小狗包弟在文革中遭难的经历，一只如此可爱的小狗，居然在“文革”的灾难中也未能幸免，何况人乎？这样就进一步地揭露了“文革”的荒唐，激起了读者对这个疯狂年代的强烈愤懑。最后，作者追忆已故的爱妻当初与包弟嬉戏的生动情景，再一次表示对包弟的歉意，文章层层深入，一步步把读者引向感情的漩涡，在他们心中泛起层层波澜。文笔朴实，没有矫揉之嫌，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朴素美。

挥手之间

方纪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早，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着山上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也纷纷下山，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

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两个星期来形势的发展真如天际风云，瞬息万变，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复杂关系。记得八月十日夜间，新华社的译电员带着刚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一路喊着从我们的窑洞门前跑过，不到天亮，这个消息便像一阵风传遍了延安。第二天晚上，南门外新市场上便出现了群众自发的庆祝集会。卖水果的农民把一筐一筐的花红果子抛向空中，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有些学校的学生把棉袄里的棉花掏出来，扎在棍子上，蘸着煤油点起火把来，在大路上游行。

当时群众对抗战胜利的热烈心情是谁也不会觉得过分的。但是过了两天，令人激愤的消息接连传来，蒋介石下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新的内战危机忽然又迫在眉睫了。毛主席八月十三日做了报告(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那几天，不要说那些烧棉花的人不免后悔，大家心里也都憋了一肚子气，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对蒋介石的愤怒了。

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那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当天夜里，党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何况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那天夜里，延安的许多同志，各个解放区的许多同志，也许都是在焦急和不安当中度过的吧？谁不知道蒋介石是个最无信无义的大流氓？谁不知道美帝国主义在支持蒋介石政府挑动中国的内战？赫尔利假惺惺地跑到延安来，显然也是心怀叵测的。

当时的情形真是令人不安。不少同志气愤地说：谈判自然可以，这无非表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认我党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强大，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和平愿望，不能不承认苏联战胜法西斯以后国际形势更有利于和平民主罢了。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判，请他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谈不成不要紧，要打仗，战场上去见高低。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但是党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党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要是蒋介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和谈，发动内战，他就是自取灭亡，革命胜利还会来得更快一些。

这正是我们党在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所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所表现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毛主席亲自去重庆，更是为国家民族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行为。单是这一点，已经是可以昭革命之大信于天下了。

送行的人群陆续朝飞机场走去。出了东关大街，转过一个山嘴，不远就是飞机场。机场上停着一架绿色的军用座机。记得修飞机场的时候，延安的许多同志参加了劳动，把凿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一块块从山上拖来，一块块按直线铺平，放稳，砸结实，几十个人拉着大石滚子碾来碾去，还唱着歌，喊着号子。当时人们都很兴奋，劳动得特别卖力气，心里想着，延安修飞机场了，咱们也要有飞机了，抗战形势要发生重大变化，胜利快来了。

是的，胜利来了，可是人们所盼望的经过流血争取的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生活又要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所破坏。为了制止这种灾难，保卫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的愿望，毛主席要从延安的同志们修建的飞机场上动身到斗争的最前线去。

飞机场上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聚集了上千人。但是都沉默着。整个机场上空气十分严肃，就像在前线战斗将要打响以前的一刹那。

汽车的马达声清晰地传来。人们一齐转过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驰入机场。车上跳下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后面跟着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接着又是一辆吉普车驰来。车上跳下一个美国人，戴黑眼镜，叼着纸烟，衣服特别瘦，特别短，这使他显得脸比胸膛还宽，腿有上身的两倍长，这就是美国的所谓“特使”赫尔利了。

不一会儿，人们又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一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篷子的中型汽车转过山嘴，朝飞机场驰来。立刻，人群像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风，成为一个整体朝前涌去。汽车停住，车门打开，机场上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新的布制服，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像出门做客一样，引起人们一种离别的依恋之情。

在延安人的记忆里，主席永远穿着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戴着灰布八角帽。他的魁梧的身形，温和的脸，明净的额，慈祥的目光，热情而有力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杨家岭山下的大道边。主席生活在群众中间，生活在同志们中间。主席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人们都是熟悉的，理解的。人们怀着无限的信任和爱戴团聚在他周围，一步不能离开，也一步不曾离开。如今，主席穿上做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

一霎时，人们心里像海上波涛般起伏汹涌，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主席身边。主席在汽车边站定，慈祥地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目光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他脸上露出一种亲切的微笑，向人们点点头。

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迎上前去。主席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跟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一直走去。

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随着主席的高大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主席走到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的人群，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飞机涌去。主席摘下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群，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挥手。

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

请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他为人们留下了这刹那间的永久的形象，这无比鲜明的历史的记录。正是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愿所有的人从这张照片上能够理解和体会，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国家处在十字路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败的斗争的严重时刻，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飞机的发动机响了，螺旋桨转动起来。随着这声音，人们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这架就要起飞的飞机，任凭螺旋桨卷起的盖地的尘砂遮住了眼睛。这架飞机该有多大的重量啊！它载着解放区人民的心，载着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载着我们国家的命运。

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涌上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放在机窗的玻璃上。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升到空中，在头顶上盘旋，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离去。

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最后才签订了《双十协定》。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重庆谈判》一文的注释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实现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要求，我们党做了怎样的有原则的让步，进行了怎样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以后是在战争中了。蒋介石撕毁了他亲手签订的《双十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了。一个夜晚，在承德前线读到从北平“军调部”来的一位同志抄在小本子上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我们从这里仿佛看到了决定历史命运的真正力量，听到了革命前进的脚步声。我们在前线，在炮火声中，在闪耀的火光里，望着战士们持枪跃进的身形，这首词的思想和情绪成为触手可及的形象。我们置身于词的境界中了。词里的每一个字，如同火炬一般燃烧起来，整个前沿阵地刹那间一片通明。解放战争的炮火正在摧毁旧中国的一切黑暗势力。敌人看来是强大的；但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人民自己，是当代的“风流人物”！

记得初到前方的时候，部队的同志告诉我：八月二十八日清早，部队上传达了毛主席亲自去重庆谈判的通知，当天十点钟，所有的战士都翘首西望，向天空中寻找那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谛听着飞机的声音，他们像是当真听到了这架飞机隆隆的声音。那时候，我们的战士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啊！他们握紧手里的武器，等待事情的结局。以后，战士们的武器就真在发挥自己的威力了。于是在震耳的炮声中，我们不禁齐声朗诵起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十几年来，延安机场上送行的情景常常出现在眼前：主席的魁梧的身形站在飞机舱口，用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住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慢慢举起，举起，然后用力一挥，停在空中……在他面前，无数的战士正朝着他所指的方向奋勇前进。

[鉴赏]

方纪(1919～)原名冯骥，河北束鹿人。他文化功底厚实，是文学方面的全才。著有诗集《不尽长江滚滚来》、长诗《大江东去》，另有散文集和小说集。

这篇散文记叙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离开延安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延安广大干部和群众去机场送行的情景，描绘了人民领袖的伟大形象，表现了人民与领袖的深厚感情。此篇散文刚一发表就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继而被视为名篇佳作，至今其艺术魅力仍然不减。

作者写送行并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把它放在了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即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这样就有助于揭示事件的本质意义和人物本质特征，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从作品的结构上看整篇作品，从头到尾，虽然写法多变，跌宕起伏，但叙事的线索十分清晰，文章开头写道：“有不少的人顺着山上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下文并没交待去飞机场干什么？故意给读者留下“悬念”。接着笔锋一转，追述了近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而反映了毛主席此行的时代特征和重大意义。随后才涉及文章的主题，谈及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一事件，并为下文描述当时延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焦虑不安的心情埋下伏笔，像这样回环往复、波澜迭起的笔墨，一开始就紧扣读者的心弦。

文章写送行并不是简单的叙写过程，而是重在写人、写群众的思想感情，写领袖的音容举止。作者写群众，着重通过对毛主席此行的理解和不安的复杂感情的描写，揭示人民群众对人民领袖的崇敬和爱戴。

这篇散文还运用了电影“特写镜头”的手法，着力刻画“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这段文字，犹如定格的电影“特写镜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地强化了主题思想。作者用文字摄下了这个“特写镜头”的同时，又配以抒情性的议论。这就如同在银幕上出现了动人的“特写镜头”的同时，响起了诗一般的画外音，音像并茂，感人至深，从而使作品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让人回味无穷。

落叶

王蒙

鲜花总是会凋谢的，塑料花却地久天长。聪明的商家把假花做成半凋败状，真是巧夺天工了，然而，它却再也凋谢不下去。生命与凋谢同存，幸耶？悲耶？

我看到著名的草书书法，常常感到不能理解，怎么他这么粗一道，细一道、浓一道、淡一道、歪一道、扭一道地乱涂，人家就说好呢？若是我这么胡乱涂，怎么就没有人说好呢？

我们不应该认为外国人的一切都好，我们不应该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有些东西在外国已经流行过了，不时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追求呢？而我们只有拿出自己的东西，才能和外国对话，得到外国的承认和称许，我们岂能不致力于挖掘自己的东西呢？？？

同样的一套房间，搬入的时候觉得闹热，搬走的时候觉得凄凉。觉得留恋，觉得依依不舍，但还是要搬走，不会挽留。

维吾尔人有这样一句谚语：“你让去取帽子，结果把脑袋取来了。”这样的人是热心？积极？天真？爽直？实在？急切？紧跟？聪明？

真理的力量在于朴素。谬误的力量在于夸张、随心所欲。想入非非。谬误常常比真理更响亮，气魄更宏大，更刺激，更有一种泰山压顶的威严。知道真理的力量的人是负责的。知道真理的力量并且知道谬误的力量并且决不向谬误屈服的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慷慨大度是强者的美德，压倒一切是强者的恶德。自尊与执拗则只是弱者的一口气。而嫉妒呢，没有一点出息了。

说大话有一种特殊的美：勇敢，自由，奔放，浪漫，势不可当……而且显得高深可敬。

儿童的美是纯净的，青年的美是热烈的。成人的美是广博深厚而令人战栗的，它洞悉了、战胜了又原谅了各种各样的丑，是一种至察至圣的美。然而至察至圣又是可怕的，那样的美，也就有一点可怕的了。

拼命地、不断气地阅读你心爱的作家的著作吧，连续一个星期。如果这个作家仍然没有使你厌倦，大概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一只蝴蝶因为美丽而被捕捉和制成了标本，美凝固了，蝴蝶的翅子不再扇动，它被赞美，被梦见。它仍然在你的梦中飞翔。

落叶善舞，因为它本来是绿过的。而且它一点也不怕被遗忘。

[鉴赏]

王蒙(1934～)北京人，祖籍河北南皮县。当代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悠悠寸草心》及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其主要散文集有《桔黄色的梦》、《德美两国纪行》、《访苏心潮》等，并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冬雨》、《王蒙短篇小说集》。

这篇由十二个小段组成的散文，或诙谐幽默、或犀利尖刻、或深刻凝炼，风格迥异，说理精粹。作者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摘取、浓缩、提炼了不同的生活现象，在形式上，就像一片片落叶飘飞在空中一般，显得十分自由、潇洒、无拘无束。在实质上，还是落叶归根，归结到生活的情调这一主题上：从而揭示了生活的多样性及多面性。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生活万象。落叶是零散的，然而，它们却飘落于同一棵大树，因而，又是完整的，这篇作品由一根主线(即主题)将十二个小段穿连在一起，形散神不散。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能有如此丰富的容量，这与它形式的新颖别致是分不开的。

这篇散文表面看起来，并不成一体，但每一独立的自然段里，都凝结了作家王蒙人到中年后，对生活、人生、社会等独到深刻的见解。他往往能在大家熟视的生活中，捕捉到一种不被人们注意的现象，换个角度、深挖下去，鞭辟入里，起到不同凡响、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比如，生活中，人们是讨厌说大话的，然而王蒙却发现：“说大话有一种特殊的美：勇敢、自由、奔放、浪漫、势不可挡……而且显得高深可敬。”寥寥数语，表达了作者对说大话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读者去深思。

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生活本身潜藏着许多美好的东西，只要我们认真去挖掘，定能成为人生的亮点。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具备在别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发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美来。在王蒙的眼里：“儿童的美是纯净的，青年的美是热烈的，成人的美是广博深厚而令人战栗的……是一种至察至圣的美”。在王蒙的眼里人生的各个年龄阶段都是美好的，只是其内容不同而已，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无限热爱。

读王蒙的散文《落叶》，我们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秋天是落叶的季节，曾经葱绿光鲜的花叶，如今要悄然离去，自然这落叶显得格外深沉、凝重。然而，它在空中飘飞的样子，又是自由自在的、洋洋洒洒的，让人看不出它的悲壮所在。这也许是作者所要提倡的人生态度。

珍珠鸟

冯骥才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

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

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

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

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个小家伙！

它小，就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响。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膩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呆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扒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人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呷呷嘴，难道在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984年1月于天津

[鉴赏]

冯骥才(1942～)，浙江慈溪人，当代小说作家。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雾里看伦敦》、《珍珠鸟》等。有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三寸金莲》、《神鞭》等。

在这篇散文里作家描写了一个小鸟的家庭的生活情态，着重表达了人与鸟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篇文章落笔在鸟，而立意却在人生，具有“半瓣花上说人情”之妙，为文章增加了疏宕之气，所以堪称是一篇美文。

作者对小鸟情态的刻画微妙微肖，但却表现出人类之间所追求和向往的和谐、美好的新关系，这是一种纯洁高尚的思想境界。小小珍珠鸟对人由疑到信，是主人以信任换取信任的结果。首先他为鸟布置了一个“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的环境，他决不掀开叶片去惊扰它们，甚至连自己的眼神都格外小心，就连小鸟家庭添丁进口时，他都不去惊动。且看作者对人鸟相亲的一段描写：“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响。”接下来，见主人这样友善，便“索性用那涂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最后，“这小家伙竟扒在我的肩头睡着了。”作家正是通过人与小鸟之间的感情沟通，表达了对互相信赖的渴望，对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清平世界的追求。

写动物，寓人情，适合现代读者的口味，是许多作家所探求的一条新路。比单纯的记写人物更有韵味。在审美上越来越被相当一部分读者所重视。

这篇散文，既有诗的情调，又有绘画的明丽的色彩。那细腻的笔触、绰约的文姿、委婉的风格、清雅的格调，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诗意。此篇散文中作家笔下的鸟，情态逼真，跃然纸上，具有绘画之长，可以说既是文学家笔下的鸟又是美术家笔下的鸟。该作品集散文、诗歌、绘画之长于一体。全方位打造一个共同的主题。

文章轻柔婉约，却也波澜跌宕。开篇说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鸟，于是竹笼高悬，吊兰遮掩，添水加食都不敢睁大眼睛惊动它们，结果，小鸟由怕人到喜人、近人、亲人、爱人，最后简直与人融为一体。其间暗呈跌宕之姿。

此篇作品文字简洁精练，作者在镕裁与洗炼上力避繁冗。譬如篇末以一句话结尾：“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成为这篇散文的点睛之笔，闪耀着动人的思想光辉。人与鸟是这样，人与人，国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就升华了主题。

灰空间

冯骥才

烛光

你自以为知道我，你怎么会知道我。

我并不神秘，可我有我的一切；我并不想知道你的秘密，可你肯定也有你的一切，我明白。

好黑好静好冷好暖。一支燃烧的烛，照亮你的眼睛，也照亮我的眼睛。你把方靠垫紧紧抱在怀里，脸儿埋起来，只露一双闪闪烁烁的眼凝视着我，这样你就看透了我？傻瓜，我什么也不说，叫你看。

怎么，你看见了我心底的沉船？13个水手，13世纪时，和它一起丧命。尸体被鲨鱼的利嘴一条条一块块撕烂，血的猩红溶没在海阴冷的蓝色里。你或许还能搜寻到一个戒指一条项链一把匕首一颗铜纽扣。那是13个死难的朋友留给我的遗物。我的财富不是珠宝，全是遗物。还有一只船是我自己炸沉的，一条有史以来最美的多桅帆船。别问我为什么，也别想找到它，我早用泥沙把它埋好藏好永远封存好，浩阔漆黑寒冷空旷咸涩寂寞的海呵……

一群群自由自在的小鱼盲目游窜，它们成群结队左一转弯右一兜圈的当儿，闪耀出密密麻麻细碎的鳞光。到处都有空间，到处流动着玻璃似光亮透明的液体。没有人迹的地方才有童话，没有童话才是原始世界；属于人的都不能长存，无音乐便是永恒。永恒的核儿是绝对的孤独。孤独是一种富有一种自足一种随心所欲。最大的孤独是宇宙。人在宇宙里还是宇宙在人心里？

你或许看到这数十丈数百丈雄伟的人形巨石。它给绿茸茸的海绵包裹得有点笨拙有点滑稽有点憨厚傻气，千形万状的藻类是海装饰给它的奇花异卉。千万别拥抱它！这是一次凶猛的海底火山爆发竖立的纪念碑。它中间熔铸着烧焦的鱼骨、化成烟粉的海百合和千千万万五光十色小贝螺枯干的躯壳。海那时是滚沸的，水变成火，万物在毁灭前拧动扭转身体作为无声的绝叫。活的纪念死的，死的也纪念活的。生与死远远分开，生与死紧紧相连……阳光照进来，被一层层暗流切割，在我心底忽明忽灭，各种颜色忽亮忽暗。自己对自己才是最大的谜。人没有力量破坏自己；没有漩涡我无穷的力又怎么显示？任何外来的风暴都无法进入我的底层，永久的宁静和永久的渴望。狂浪喧嚣不过是我随意哼出的歌。我要发自心底的宣泄，但不是别人，是我自己压着自己的喉咙。我使自己喘不过气来。这一切你一点也没看出来，所以你问：

“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柔和？”

傻瓜。我专注望着你。你夜色般长长黑发中间，你隆起的额头你眉心那块小平面上，弥满金红透彻的烛光。我想起西北高原上一个迷人的黄昏，那时我正在吃苦受难。你深幽的眼睛在眉突下阴影里一闪一闪，整个世界一个世纪难得有这样纯净。对于你，我还是困惑。我并不知道你。你有你的一切，还是这句话。

经历无法重叠。如同一条路和另一条路。暂时它们平行或偶然它们相交，但你来自陌生的远远一方，我来自另一方。

你说你源起于一片如画的风光，七十四座岛屿间轻轻的雾里风里雨里浪花喋喋里，所以你信仰自然。世上一切都这么美好地开始，但一切开始都胜过结果。

因此我不能相信你至今依旧是条幽闲的山间小路。路人是你道上滑过的一个个音符。枝叶如伞，你既无曝晒也无淋浇。夕照、霞光、月色轮流抚摸你的身体，树影是你的衣衫；老羊领着小羊慢吞吞横穿而过，小鸟们放心大胆在道路中央啄弄落花，繁衍过剩的青草从两旁延生常常把你绿绿地覆盖……你总是从一个醉了的山庄通往一个做梦的村落，总是在溪水里洗过澡再爬上山顶吹风。你说你，立在风里，崇尚了人。

那时你一定还没有进入人生。一定还在童年。你把童年拉长20年还是童年。人生的沟壑填满现实的石头。没一条不是累人熬人折磨人到死的路。

我的目光蘸着烛光探进你的眼睛，碰到的是一片大雾。我开始相信我的猜测我的预感并感觉到我所经验过的那些路。山崩滑坡突然切断它，洪水突然冲垮它，荆棘突然封锁它。它突然变做一条没有退路的独木桥。深深的车辙是轧过你心上的印痕，时间也无法磨平；包铁皮的大木轱辘陷入泥泞，轴杠断裂，精疲力竭的车夫们张大粘满征尘的嘴唇痛苦地嘶吼。马在半道上累死了，唯一的路几乎把你抛出去。目的地是路的希望，希望总是很远很远，行程中看不见。饥饿的鹰在头顶上空盘旋，毒日头把它的翅膀快烧着，它像扇着两股黑烟沉缓地飞。有时你立在几条野路的交口，没有路标，路标或是大雨中叫人垫路踩碎了。哪里哪里哪里是你的去处？忽然没有来路也没去路。你问路人，各走各的路，谁知你往何处，陡然，你空了。

有没有你在极端中迷失，在犹豫中错过？你听任命运，命运也会骗你。有没有你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一个人，他却丢掉你去了？头也不回。

一路，有野花有星光有鸟鸣有云影，大河在天边金子般发光，虹架在你的头顶。但它们只有和你的彼岸连在一起，才属于你的。

傻瓜，一人一辈子有几次这样的巧合。

别急于把沿路采来的花洒在我寂寞的海上，大海经得起狂轰滥炸却经不住一片花瓣；我也不急于用咸涩的水洗涤你浑身厚厚的征尘，洗一次是撕一层皮。

我只想知道，这路上是否有你的影子？

其实我这些话一句一字也没说，我一直默默专注看着你，也不问，等你说。你也无声无语。中间是半截子静静燃烧的蜡烛。好静好黑好亮好冷好暖，这个晚上。

烛光忽然跳到你眼睛里，晶莹闪动起来，肯定因为我的眼睛也是这样了，我明白。

空信箱

我的信箱挂在大门上，门板掏个长形的洞，信打外边塞进来，只要听邮差“叮叮”一拨车铃，马上跑去打开，一封信悄然沉静立在箱子里。天蓝色的信封像一块天空，牛皮纸褐色的信封像一片泥板，沉甸甸。扯开信时的心情总是急渴渴，不知里边装着是意外是倾诉是愁苦是体贴是欢愉是求助，或是火一样的恋情烟一样的思绪带子一样扯不断的思念。天南地北海角天涯朋友们的行踪消息全靠它了。

有时等信等得好苦，一天几次去打开它，总以为错过邮差的铃，打开却是空的。我最怕它空空洞洞冷冷清清的样子。我的院墙高，门也高，阳光跨不进来，外边世界的兴衰枯荣常常由它告我；打开信箱，里边有时几团柳絮几片落花几个干卷的叶子，还有洁白的雪深暗的雨点。它们是打投信孔钻进来的。有时随着开门的气流，几朵蒲公英的种子“噗”地毛茸茸扑在脸上，然后飘飘摇摇飞升，在高高的阳光里闪着，有如银羽。目光便随它投向淡淡的天，亮的云。春天也到达我塞外朋友那里了吧，我陷入一片温馨的痴想……

它是拿几块木板草草钉上的，没涂漆，日晒雨淋，到处开裂，但没有任何箱子比它盛得更多。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我心的一部分。

用心生活是累人的，但惟此才幸福。

大灾难把我这部分扯去。信箱的门儿叫一个无知的孩子掰掉。箱子的四边像个方木框残留那里。一连几个月等不到邮差铃的召唤，朋友信的命运都会碰到什么？

我这才懂得，心不相连人极远。

它空在那儿，似乎比我还空。

可是……奇迹出现了。天天天暮，夕阳打投信孔照进来。我院子头一次有阳光。先是在长条形洞孔迷蒙灿烂地留连一会儿，便落到墙角，向着最暗最潮最阴冷的地方，把满地青苔照得鲜碧如洗，俯下身看，好像一片清晨雨后的草原，极美。随后这光就沿着墙根一条砖一条砖往上爬，直爬到第五条砖，停住，几只蚂蚁也停在那里默默享受这世界最后的暖意和光明。不知不觉这光变得渐细渐淡直到无声无息的熄灭。整个信箱变成一块方形的黑影。盯着它看，就会一直走进空无一物的宇宙。

蜘蛛开始在信箱里拉网了，上下左右，横来斜去，它们何以这样放胆在这儿安家？天一凉，秋叶钻进来，落在蛛网上。金色的船，银色的渔网，一层网一层船，原来寂寞也会创造诗。诗人从来不会创造寂寞。

忽然一天，“叮叮”，我心一亮，邮差，信！

跑出去，远远就见白得照见一封信稳稳竖在箱中。过去一捏，厚厚的，千言万语，一个几次梦到的朋友寄来的。一拿，却有股微微的力往回扯，是黏黏带点韧劲的蛛丝。再拉，蛛丝没断却拉得又长又直，极亮，还微微抖颤。上边船形的黄叶子全在一斜一直、一直一斜来回扭动。一如五线谱上甜蜜的旋律，无声地响起来……

昨夜我忽然梦到这许久以前的情景，一条条长长亮闪闪的蛛丝，来回扭动的黄叶子，我梦得好逼真，连拉蛛丝时那股子韧劲都感觉到了。心里有点奇怪，可我断言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美的一个梦境。

1986.12.30.天津

[鉴赏]

冯骥才(1942～)，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天津中学。历任天津市男子篮球队队员、天津工艺美术大学教师、天津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三寸金莲》、《神鞭》，散文集有《雾里看伦敦》、《珍珠鸟》等。

这是一篇充满新颖陌生、不可思议、离奇难懂的句子，经过反复阅读依然困难重重，却又能带给我们难言的喜悦的作品。一篇冥思苦想之作。一篇放纵情绪，又无法言尽心中所思所欲之作。作者凭空创造了一个幻想世界，在那里透过烛光，便可以看到“我”的内心世界，一个喧嚣的、滚沸的，创造与毁灭、宣泄与压抑互蕴共容的海洋，或者一个被绝对的孤独充斥着的宇宙；透过烛光，还可以感知一个纯净、信仰自然、崇尚人，又不知自己走向何方的“你”。作者费尽心力，要寻找的是能够最大限度言说心灵世界、充满张力的表现形式。对完全敞开的心灵而言，理性思维通常毫无用途，所谓“语言破碎处，意义产生了”。正是这种包含着生命激情的混乱无序，直率而强烈，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毫无疑问，在这篇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沉浸于对生存空间、生命意义进行诗性思考的探寻者形象，他所做的也就是在冥思中使生命激情的放纵宣泄。他回忆、聆听、寻问、渴望、哀痛，借以了解自己的心灵和别的美好的心灵，抵达真实世界光明灿烂的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说，作品中与“我”相映照的“你”，是真实的，同时也在作者的冥思中从真实退向虚幻，她何曾不是幻想的产物，作者心灵世界的另一半，她“弥满金红透彻的烛光”，越过空洞的世界，照亮的不正是自身吗？思维使他认识心灵的困惑和躁动，思维使他感到生命的深邃和神秘。

因此这又是一篇亲切的作品，如同挚友絮语，他诉说自身，解剖生命，把整个心灵世界活生生地交给了你。

“烛光”明灭，它丰富的内蕴，它的象征意味，增加了作品解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