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第一个小高峰

欧阳修传 作者:王水照,崔铭 著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第一个小高峰

一切文学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时才取得其实际意义的存在。群体的交游加强了这种文学交流的过程,扩大了作品的影响,也使作者获得社会的认可。正是这样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正是这样一个催人奋进的环境,极大地激发了欧阳修的创作热情,文学创作就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都会引发他的思考,促使他拿起笔来,自由抒写。

仲夏之夜,独坐树间,仰观星月之行,俯听百虫之声,心有所感,情动于中,他援笔写下《杂说三首》。其一曰:

蚓食土而饮泉,其为生也,简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鸣,若号若呼,若啸若歌,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鸣其乐邪?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将自喜其声而鸣其类邪?岂其时至气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于是乎有感。

从蚯蚓的鸣声发出一连串问题,设想蚓鸣或是自有所求,或是自鸣其乐,或是自悲不幸,或是寻求同类应和,或是出于本能所致,体现出作者的发散性思维和对事物的多元性思考,引人遐思。

州衙东面有一座园子,杂草丛生,荒瘠不堪。欧阳修率领几名仆役锄草施肥,“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园中旧有一株樗树(臭椿)和一株杏树,皆根壮叶大,占地数尺。考虑到樗树木质疏松、拳曲臃肿,无所可用,而杏树木质坚密,且即将开花结果,欧阳修遂命园丁砍掉樗树留下杏树。这件事情使他忽有所悟,联想到战国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庄子《山木》篇中记载的一段故事: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天年夫!”

在《人间世》中庄子也曾记录下另一些类似的事情:

山木自寇(自招砍伐)也,膏火自煎(自招煎熬)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从自然观察出发,庄子进一步推论,在社会生活中,也是“材者死,不材者生”,因而主张以“无用”来保全自我。可是欧阳修发现,眼前的事实正好相反,杏树有用而幸存,樗树无用而遭伐,看来,事物遭遇的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本身的有用或无用,而是由所处的环境、条件及其与周围其他事物的关系所决定的。在随后所作的《伐树记》一文中,他写道:

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哉?

文章将庄子的“无用”说做了别有会心的引申发挥,认为庄子所推崇的是自己无用就应当甘于处在无用的地方,如果自身无用反而去妨碍有用的东西,又怎么能免于灾祸呢?

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

那杏树能开花结果,正是以这种本身具有的生存条件保护了它的树根,得以幸存。而桂树和漆树不能免于被伐,是因为它们被砍死时才是有用的,这样的形势使它们不得不死,和杏树是完全不同的。至于樗树本身臃肿不材,还因它根壮叶大妨碍园中其他植物的成长,被砍掉是理所当然的。这与“才者死、不才者生”的说法又有不同。因此,文章最后得出结论:

凡物之幸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

事物遭际的幸与不幸,不在于本身的有用或无用,而在于它的主观条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曲折地表达了欧阳修初入仕途,积极进取,力求有用于世的人生态度。

河南府官署的西边有一座厅堂,门朝北,窗朝南,周围植满丛竹,屋内有一几一榻和数百卷书籍。这是欧阳修日常办公和读书的地方,他将这屋子命名为“非非堂”,作《非非堂记》。

这是一篇富含哲理的小品文,解释了将书房命名为“非非”的缘由。文章开篇,作者连用“秤”、“水”与“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形象地阐述他“尚静”的思想:

权衡之平物,动则轻重差,其于静也,锱铢不失。水之鉴物,动则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发可辨。在乎人,耳司听,目司视,动则乱于聪明,其于静也,闻见必审。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

他说,用秤称物,如果动来动去,就难免会有误差,一旦静下来,那么最微小的差失也不会有;水也是如此,用水照物,如果水波荡漾,就什么也无法看清,一旦风静水平,毫毛、发丝就一一可辨了;同理,对于人来说,耳朵管听觉,眼睛管视觉,心思动荡必会扰乱视听,心思沉静则所见所闻就会非常清楚。为人处世如能不为身外的名利荣辱所迷惑而动摇,他的心才会沉静,心静则对外物的是非判断便准确明晰。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就可以说:

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

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批评错误比表扬正确更为重要,暴露黑暗比歌颂光明更为有益。一味肯定和歌颂往往近于谄媚,一味否定和暴露又难免有讪谤之嫌。但是,如果不能做到准确中庸,则“宁讪无谄”。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做人的本分,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这番议论显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是针对真宗以来朝廷文恬武嬉,阿谀成风的现实而生发的。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欧阳修一直坚持“宁讪无谄”的是非原则,在重大问题上不随波逐流,屡遭贬谪而不悔。

从非非堂出来,沿着屋檐下弯弯曲曲的回廊,眼前便出现一片四五丈见方的空地,四周修竹环绕,没有种其他植物。欧阳修请人将它挖成一个水池,不方不圆,任它呈现出原来的地形,也不用砖石堆砌池岸,保持它自然的样子,然后再引来井水将它灌满,于是,又是一处小巧可爱的景致。每当读书疲累,他总是习惯性地走到池边,玩味这一池净水:

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风而波,无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养鱼记》)

池水清澈浩渺,晶莹闪亮,微风吹起阵阵涟漪。风静之时则波平如镜,而到夜间,星星和月亮在水中若隐若现,闪烁的光彩辉映着池底。这景象使他悠然遐想,仿佛身处在烟波浩淼的江湖之上,足以驱忧解闷,安慰那处境窘困而独善其身的人。

一天,他从市场上买了十几尾鱼儿,叫书童养在池中,没想到书童只将小鱼放进池中,却将大鱼扔在一旁。欧阳修非常奇怪,书童说:“池里水太少,又没法再加,只能养些小鱼。”

看着大鱼在外干渴难受,一群小鱼却在又浅又窄的池子里欢快地游戏,欧阳修若有所思,于是回到书房,写下这篇《养鱼记》。文章简约流利,篇幅十分短小,大鱼“不得其所”,小鱼“有若自足”的鲜明对比,其实是对现实的影射,也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不平与不甘,虽未明言而妙在不言之中。

总之,洛中三年是欧阳修散文创作的第一个小高峰。现存这一时期各类文章三十多篇,其中有不少富于文学性的散文,大都篇幅短小,文字洗练,意味深婉。虽然还处在练笔阶段,但已初步显露出构思运笔的较高才能和自己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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