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反时代潮流的批评家

第一目　虞溥诸人

在两晋思想崇老庄，文辞尚骈丽的时代，而犹有少数崇奉儒家思想，近于儒家的文学观者，则为虞溥、裴诸人。

当时裴因时尚清谈，作《崇有论》辟虚无之妄，以为“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全晋文》三十三）。而范宁之《罪王何论》亦称其“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全晋文》一百二十五）。这些虽就思想言，但也可略窥其文学观念，盖与荀子之攻击饰奇辞，文奸言，是同样的例。

至虞溥为鄱阳内史时所作的《厉学篇》，为其诰训学徒的话。如：

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见《晋书》本传，《全晋文》七十九作《奖训学徒诏》。）

他主张先修质后学文，这全是儒家思想。所以他讲及文事，也以为离不开学。他说：

若乃含章舒藩，挥翰流离，称述世务，探赜究奇，使扬班韬笔，仲舒结舌，亦惟才所居，固无常人也。然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匪志匪勤，理无由济也。（同上）

他如傅玄谓：“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北堂书抄》九十五《御览》五百九十九又六百八引《傅子》）也有宗经的意思。《晋书》称：“傅成风格峻整……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颍川庾纯常叹曰，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作风如此，固宜其衡文标准仍折衷于儒家了。这些均和当时一般的文学批评不同，因为他不承认文学的独立性，可知传统思想犹有一部分的存在。

第二目　葛洪

虞溥与葛洪在当时文胜的时期，都是反时代潮流的批评家。葛洪《抱朴子·尚博》篇云：

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骏拙，以虚华之小辨为研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弁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²¹⁾

他这种尊子书忽文艺的主张，确乎也是很背时的。即专就纯文学而言，如《辞义》篇云：

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此亦完全以应用为标准，似乎与虞溥诸人一样，但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则葛洪却远胜于虞溥。此有二因：

其一，所谓尊子书忽文艺云者，不过就此二者比较言之耳。在此二者之中，也许葛洪因于个人才性之有所偏畸，或因于传统思想之未能尽除，或因于反对流俗之过于重文而轻质，于是觉其“悠悠皆然，可叹可慨”。实则葛洪对于文学的观念，绝不和虞溥一样。虞溥以为“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葛洪则以为文章并非德行之馀事。他在《尚博》篇中讨论文章与德行的问题。他以为文章与德行并无本末先后之分：

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馀事，未之前闻。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为称，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圣谥于一字，仲尼从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鹰隼之所被，六甲出灵龟之所负；文之所在，虽贱犹贵，犬羊之鞟，未得比焉。

即分本末亦不足以为轻重的标准。所以他再说：

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可始于咫尺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馀事也。

他本于这种观点，所以并不轻视文章。——非惟不轻视文章，并且喜欢讨论文章。他因为——

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见者精也。夫唯粗焉，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焉，故品藻难一焉。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尚博》篇）

此所以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应当较虞溥诸人重要得多。可是他毕竟偏于杂文学方面。观其《自序》谓：“洪年二十馀，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则其兴趣所在也可以窥知了。故他所谓“文章微妙，其体难识”，所谓“品藻难一”云者，未尝不兼指内容的思想而言。所以他又说：

筌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尚博》篇及《文行》篇）

则他虽似重文而并不承认文学的独立性了。故彼之异于虞溥者，不过不主先德行而后文学而已。其所以重视文学者，盖指杂文学言，固非贵虚华之诗赋也。

其二，能明文学进化的观念。此则同于王充而远胜于虞溥者。其《钧世》篇云：

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阙，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然则古之子书，能胜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喽喽所玩，有耳无目，何肯谓尔！其于古人所作为神，今世所著为浅，贵远贱近，有自来矣。故新剑以诈刻加价，弊方以伪题见宝。是以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

这种论调明白文学之进化，明白品评文学不可贵古贱今，这实是重要的地方。此意虽亦同于王充之文不必合于古的论调，但他谓今文胜古文的缘故，由于古朴今丽，则完全是受时代的关系。如《钧世》篇所云：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书犹言也，若言以易晓为辩，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也。世人皆知快于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耶？

此种论调，较之王充思想，便修正得多，圆融得多了。可知时代的关系终究是不可漠视的。所以葛洪虽极推崇王充称为冠伦大才，⁽²²⁾而《辞意》篇谓：

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

此虽不是批评王充的《论衡》，而《论衡》的文辞，确不免有深处失之烦的地方。所以王、葛两家虽并推崇论著之散文，而《抱朴子》的文辞却远胜于《论衡》，观《意林》、《书抄》、《御览》诸书所引《抱朴子》佚文，颇多推崇陆机《陆子》之处，⁽²³⁾亦可知其论文微旨之所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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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玚《文质论》云：“丕泰易趋，道无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质。”当时诸家之撰文质论者，大率不外此意。

(2) 《御览》五百九十五引《典论·论文》云：“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亦同此意。

(3) 杨修《答临淄侯笺》云：“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愆耶！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此书虽似驳曹植轻视辞赋的主张，但其论断亦以儒家思想为衡。

(4) 明胡侍《真珠船》云：“魏文帝《典论·论文》云，‘徐幹时有齐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汉书·地理志》，《齐诗》，‘子之旋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又云：‘齐至今，其士舒缓阔违而足智。’《朱博传》：‘博迁琅琊，齐部舒缓，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为俗耶？’《寰宇记》：‘齐州人志气缓慢。’是则齐俗自来舒缓，故文体亦然。”

(5) 其《与吴质书》亦云：“伟长怀文抱质，……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意典雅，足传于后。……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6) 锺嵘《诗品序》谓“陆机《文赋》通而无贬”，盖亦以此本非品评性质，故不显优劣也。

(7) 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云：“雕刻初谁料，纤毫欲自矜。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陵。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朱鹤龄《注》：“‘雕刻初谁料’，即《文赋》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纤毫欲自矜’，即‘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微芒’也。‘神融蹑飞动’，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也。‘战胜洗侵陵’，即‘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也。‘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即‘形可不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言之所纬’也。因刘使君以诗来寄而言诗道之难如此。”案：朱《注》以杜诗与《文赋》参证，所解亦是。

(8) 《世要论》十二卷，《隋志》著录入法家，早佚。此据《群书治要》辑录。《群书治要》作《政要论》。

(9) 谢榛《四溟诗话》云：“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似以此为陆机病。实则陆机所言本不泥于古说，正可据以看出其偏于妍丽的主张。

(10) 皇甫谧《三都赋序》亦云：“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于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返，非一时也。”

(11) 案《世说·文学》篇注引《左思别传》谓皇甫谧《序》出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云云。窃以为此说非是。严可均《全晋文》已辨之矣。不过皇甫此序为左氏作，故其论赋主张，亦或受左思启发耳。

(12) 挚虞与陆机虽同时而稍后。且陆机《文赋》成于入洛以前，杜甫诗“陆机二十作文赋”，可证。

(13) 《玉海》五十四惟引此数家之说无所折衷。

(14) 《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云：“刘修著诗赋颂六篇。”《后汉书·桓麟传》注引云：“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文选》《长笛赋》注引云：“刘玄字伯康，明帝时官至中大夫，作《簧赋》。”《世说新语》注引云：“崔烈字威孝，高阳安平人，骃之孙，瑗之兄子也。灵帝时官至司徒太尉，封阳平亭侯。”又“潘勖字元茂，陈留中都人。少有逸才，献帝时为尚书郎，迁东海相，未发，拜尚书左丞，病卒”。案其体例，盖与后世《诗人征略》、《诗人小传》诸书相类。

(15) 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国故》第三期）

(16) 《宋史·艺文志》“充”或误作“允”，注云：“一作元，或作克。”

(17) 《玉海》六十二引《中兴书目》谓凡二十八篇。

(18) 焦竑《国史经籍志》于子部杂家类、集部诗文评类虽并著录，但也当与挚虞《文章流别集》同例，并非当时尚有传本。以在明代各家藏书目中均无之，则其散佚可知。其散佚之时当在宋以后，《崇文总目》及《遂初堂书目》之文史类均著录之，惟《遂初目》无卷数耳。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入史类故事门，不入集类文史门，注云“阙”。

(19) 见《文心雕龙·序志》篇。《玉海》六十二引作“博而寡要”窃以为刘氏所下评语，于魏文陈思诸家，均是优劣互见，当以“博”为近是。

(20) 见《野客丛谈》卷十一，此为严辑所未录者。又《御览》五九三引《翰林论》“诫诰施于弼违”一语，亦严辑所未收。

(21) 《抱朴子·百家》篇亦有此语，文辞稍异。

(22) 见《喻蔽》篇。又《北堂书抄》一百，《御览》五百九十九引《抱朴子》佚文，亦谓谢尧卿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

(23) 《抱朴子》佚文：“嵇君道曰，每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书而叹，恐其卷尽也。《陆子》十篇，诚为快书。其辞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鸿笔不可益也。观此二人岂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意林》、《书抄》一百，《御览》六百二）“陆平原作子书未成，吾门生有在陆君军中，常在左右，说陆君临亡，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余谓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后缪袭撰次之，桓谭《新论》未备而终，班固为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赞成陆公子书。”（《御览》六百二）“抱朴子曰，秦时不觉无鼻之丑，阳翟憎无瘿之人，陆君深疾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陆君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吾生之不别陆文，犹侏儒测海非所长也。却后数百年若有干迹，如二陆犹比肩也，不谓疏矣。”（《意林》、《书抄》一百，《御览》五百五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