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到纽约

埋在镇江的黄金

羊头湾，大西洋边一个宁静小镇。隔着多少年月回想，除了一片海水，还有一个故事。

那里有家中餐馆叫“顶好”，店主是一对台湾夫妻。多年前一个夏夜，我离开南京到了纽约，马上开始找工作。有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找到更好的事做，把“顶好”的差事让给了我。小餐馆急于要人，愿意去的人却少，路远底薪少。我毫不犹豫接下来。

店面布局合理就不显小，走道上铺着起腻的红地毯，低幽的轻音乐涤荡了俗气。靠厨房的墙上凿了个龛，供财神爷，爷脚下供水果糕点，亮长明灯。

朱老板四十多岁，身量矮而板实，走路小跨度呼呼生风，他见我到，上前笑眯眯招呼：来啦？辛苦哇！刚到不歇歇？出来就好！到了美国，美国好啊！

他回身撩开厨房外的布帘子，斜欠身子伸头喊：喂！出来！出来沙！人家，怎么称呼你？不行不行，不能叫你名字，谢小姐吧？出来见见噻！

爽净的中年女人走出来，甩着手上的水：不好意思正在备料，刚到也不歇歇？美国辛苦哎。老板娘说温软闽南语，跟朱老板的镇江扬州口音全然不同。她端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倒了一杯冰水，杯口上的小浮冰咯啦咯啦响。南京没有走远，纽约已在眼前。离愁尚在心底，生忧逼在身旁。

星期天饭店十二点开张，朱老板招呼吃午饭。除了我，“顶好”只请一个墨西哥人，骑车送外卖兼洗碗。其余事情一应朱家人做。朱老板接电话接订单，上汤上菜。老板娘身兼大厨二厨。大厨炒菜，二厨抓码配菜。老板娘母亲择菜洗菜撕鸡皮。

吃饭时朱老板对我说：谢小姐刚来，不晓得饭店规矩，这块儿跟你说下小费的事。小费的事那个留学生跟我说过，因朱老板自己伺候客人，客人给的小费便由他收，他再分给收拾碗盘的busboy或者busgirl（餐馆勤杂工），四六开，他拿六。

他问我：谢小姐啊晓得美国小费的规矩？小费多就多点，少也没法子，美国饭店都这个样子。在南京我算是劳心者，在美国是劳力者。我能吃苦，怕脏也做出不怕的样子，没有客人时我到厨房帮老板娘干活。吃饭时我主要吃便宜的菜，鱼肉不多吃。我总是笑容满面。

朱老板对我印象慢慢不错，说，现在谢小姐晓得打工辛苦了吧？问下子，你啊成家啦？要没得呢，找个美国人结婚，要少吃不少辛苦，绿卡还有希望，我们是第一代过来的，才能让我儿子他们不吃苦，现在啊，不管店里多忙，两个小家伙就是不过来帮忙，好像他们的出息跟我们苦做的餐馆没得关系。

朱老板的镇江口音让我分神，眼前是他的人，心思已去了镇江。风光无限的焦山金山，脍炙人口的香醋肴肉，这些离我千万里远的东西，在朱老板的乡音里咀嚼着。有时吃过饭他会给我盛一杯香草冰激凌，我忽然掉下眼泪。

一天朱老板跟我说，你做事又快又好，不少事你都能顶下来，这样，以后小费跟你平分，你看阿好？我连摆着手：不用不用，说好四六开的，就四六开，我真的不要。朱老板也就没有坚持，后来对我客气很多，每次吃完饭都要我吃一杯冰激凌，周末收工多给我二十块钱，叮嘱我乘地铁当心。

那日午饭，朱老板看看四下无人的厅堂，低声跟我说：谢小姐是南京过来的？我说是啊。他问：你镇江啊有人啊？期待地看着我。

我看看朱老板，什么意思？他头朝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关系！有没得政府里头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要看你想做什么了，我家不在镇江，好像没有关系。这个“好像”我不该说，给了朱老板希望。

他看看通往厨房的门，说：有件事呢，现在跟你说下子，我老家在镇江，后来到台湾，顺拐又到了美国，阿十几年（二十几年）了。

“阿十几年”！乡音无改鬓毛已衰啊。二十年后我的乡音会改吗？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朱老板是最早回国探亲的海外侨胞。回去看谁呢？近亲不是去了台湾就是移居海外，留在镇江的又怎禁得住三番五次的运动和生老病死？朱老板沙里淘金地找到一两个远亲，以免到了镇江抓瞎。

飞机降落北京，火车直下南京，大巴径直奔镇江。他跟亲戚说，就想到老宅子去看看。1979年想找到旧居不难，镇江的市容几乎跟1949年前后一样，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还没有开始。“十年动乱”刚结束，朱老板不知道什么叫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所以才会说镇江怎么跟从前不差多少的。

朱老板敲了门，对开门人客气地说，你好先生，对不住打搅，不找哪一个，我小时候在这块儿住过，出去多少年了，从美国回来探亲，想进去望望，你看啊行？添麻烦！

开门人一听朱老板正宗的镇江口音，又是从美国回来探亲，很客气，说那你进来，进来沙，不客气，随便望，走多少年啦？

旧居没有变，却也变了。破了，小了，荒了，屋顶的瓦缝中长出草来，从前严丝合缝的青石地砖，也缺了少了的，一踩一个坑，一踩一脚空，水从缺口沁上来，泪汪汪的。让朱老板最吃惊的是，那个装着他童年美好记忆的院子里，住满了生人，东厢房西厢房住着不同的人家，外面还砌起潦草的小厨房，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把个曾经气派的四合院，住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

记忆是靠不住的，从前是回不去的。

朱老板在院子里看了一圈，抬头细细打量那棵树，特别是树根。然后把房子也看了一遍，一扇门一扇窗都没有漏脱，斑斑驳驳的，人生风雨在那里留下瘢痕。他很想进屋看看，但又不能跟住在里面的人说，啊能让我进去望望？那是人家睡觉吃饭的地方，哪能随便望呢？朱老板望洋兴叹，不知哪一扇门是那一扇门。

朱老板把迷惘压进心底，对开门的人客气地说：细细（谢谢）你啊。就走了。

第二天朱老板找到有关方面，受到外事部门的接待。他把事情说了个大概，那老宅子是他家的祖产，当年爷爷奶奶花了多少光洋买下来的，全家十好几口子都住里面。后来都跟爷爷奶奶去了台湾，现在他人在美国，爷爷奶奶去世多年了，回来看看，这房子不知能不能要回来？

有关方面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做答复，深奥莫测而和蔼地笑。怎么是你的祖产呢？朱老板带着脆黄的房契跑了两趟政府，努力了两次，没有答复，失望回到纽约。

第二年朱老板又去了趟镇江，又到老宅去了一次，又找到政府有关方面，问了同样问题，得到同样答复。朱老板很灰心，天上飞来飞去的为一栋老宅，什么时候是个完呢？他一个小小旅美华人，有什么办法？怀着这样的沮丧，他回到了纽约。但他的心留在了老宅子里。向我打听关系的时候，他要说的就是为什么念念不忘那个破败的老宅子。

朱老板的爷爷到台湾不久就去世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奶奶也不行了，在病榻上，老太太拼足力气跟站了一圈的人交代后事，她对凑在耳边的长子说：“老——宅——子——埋——了——金——子。”说完挣扎了很久，咽气。站在一边的人先不明白什么事，等明白过来，都晚了。早点个说噻，多说几句噻。就一句：“老——宅——子——埋——了——金——子。”

埋在什么地方？房间里还是院子外？哪间房子？地下还是夹墙？外面的话在哪个方位，是不是墙角？是不是树下面？埋了多少？金条还是金块？木箱还是缸？

老太太带着她和老爷子深埋心底的秘密，客死异乡。把心神不定留给了子孙。

朱老爷子夫妻早年在镇江开酱园店。朱老板说他不晓得生意做得大不大，反正日子蛮好过就是，有鱼有肉。一个酱园店能积攒多少黄金？大致不会是很大数字，如果是很大数字的黄金，怎么埋到地里？那时早有钱庄了，大户人家用钱票，小户人家埋黄金。国民党快撤退时，一派混乱景象，什么货币都不值钱，早早晚晚地米面都买不成了。只有黄金坚挺。1949年前后买卖古玩，什么法币、金圆券、袁大头，都不作数，只收黄金。

1949年的一天夜晚，老爷子带着一家老少在镇江码头上船，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为什么要离开镇江，朱老板没有说，也说不清，那时他才十岁左右。改朝换代时，很多决定都是一念之差，并无老谋深算。台湾那么多年，日子过得不怎么顺心，从头来起谈何容易。很多随去台湾的人，多有不少苦衷，也说不清了。老爷子临了也不提黄金，还是老太太露了一句。还不如不露。可能老爷子认为不会走太久，日后回来挖出来就是了。没想到，再没能回去。

朱老板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把祖父母和父亲对黄金的心心念念也带到了美国，可无论中国台湾还是美国，都跟祖国大陆隔江隔海，回不去。后来大陆开放了，外国人和华侨能去了，朱老板的心立刻活转，想到的第一件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镇江，找旧居，摸清楚埋的黄金还在不在。

于是出现前面所提到的情景。私房收为公有，你不能买，也不能租，更不能跟政府说自己要去挖黄金。他在旧宅子转的时候，其实也弄不清黄金埋在哪个方位。老太太留下的一句话，是个谜。也许在树下？可那棵树又不像参天大树。1949年到1979年，什么树不顶天立地？即便那树下埋着黄金，他也不能拿了锹去挖，里面住的是镇江市民，他凭什么到人家院里挖地？朱老板也想过跟住在老宅子里的人商量，说服他们同意他挖，挖出来的黄金分给他们一点。可转念想想，那是很愚蠢的念头，人心怎么测？

万一黄金埋在房子里头就更麻烦。哪家人搬出来让他进去挖？那么多房间，不能一间一间挖吧？所以朱太太经常摔一句话说：真不晓得老太太怎么想？要么不说，要么说全，这不弄死人吗？

忽然碰到我这个到美国打工读书的，故城南京离镇江不远，一段日子看下来觉得我不那么贪心，就跟我说了这个心思：谢小姐，你啊能找个男的留学生，愿意跟我去镇江？人要靠得住，跟我去把黄金挖出来！挖出来把他一半，你的这份我们两边出把你！你看呢？

我没有答话。

朱老板想把饭店生意放一放，让老婆和丈母娘顶着，自己回镇江做长期打算，先租个地方住下来，慢慢争取把整个旧居租下来，不是不能买吗，租总可以吧。只要住进去，事情就好办了，大门一关，随便在里面怎么挖。

这个计划他一个人不能完成。靠两个儿子？他们自小长在美国，根本不了解中国，不会跟他去挖地道，听了只是笑笑。但两袖清风到美国留学的人不一样，急需要钱，年轻，身体好，脑子灵光，重赏之下没有勇夫勇妇？但朱老板没有想过这里的风险。倒也不是一应的麻烦和困难，而是谁能确保那栋老宅子下面，一定埋着黄金？埋了多少？不多的话值得回去挖吗？开个酱园店，就是有一千两黄金，又怎么样呢？多的话怎么装在箱子里带走？

这么一问朱老板，他也点头，说也是，你有道理，但这个是我爸爸说把我听的，应当没的错。

我问他为什么老太太不早点说，脑子清楚的时候说，不是就没有麻烦了吗。朱老板说：就是这话嘛！

我建议他去找当地政府说明情况，开放了，也许能正大光明回去挖呢？朱老板哈哈大笑，说小姐啊你真天真，哪有人会挖了黄金出来就归你啦？这种事情就是在台湾，也是不能保证的呢。

我说：你不是说是你家的吗，不是你家你怎么会知道那个旧宅子呢？不是有房契吗？

朱老板说这是你的道理，到镇江就不是这个道理了，要挖黄金只能偷偷挖，挖出来偷偷带走。可是朱老板想的还是挂一漏万，没有想到黄金挖出来，怎么带出海关，十斤八斤也许行，还要藏好不被发现。可是十斤八斤的黄金值得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去吗？

能想到的挖黄金须知和困难，我一句句说出来，把朱老板的兴头给说掉了，问题实在很多，难度实在很高。没有万全之计。朱老板喟然长叹。

打工的日子里，朱老板时不时提到埋在镇江的黄金，口气无限惋惜，也有怨怼，怪老祖宗不该把黄金埋在宅子家院里，一旦住人就进不去了。他自言自语说，金子要埋在院子的树下面，不是省事多了吗？午饭后的时间多是择菜，为晚饭备料。我边择豆角边说，埋在外面就更没法挖了，里三层外三层站着人看你挖？真有黄金，挖出来能拿走吗？黄金上又没有刻着“朱”，就是刻着“朱”，镇江姓朱的又不是你一家。朱老板恍惚地点头：就是这话，就是这话。

那是一个苦闷的夏天，人生地不熟，完全忘记本来的自己是个什么自己。好在朱老板一家人对我不错，没事就说几句埋在镇江的黄金，这是一个梦想，也是一点乐趣。他无限的感叹舒缓了我的惆怅。原本觉得朱老板自己开餐馆，挣的钱一定不少，可再想想那也是他的辛苦钱，如果他挣的钱多得不得了，还会对埋在镇江的黄金念念不忘吗？

一天，朱老板五短手指拍在桌子上，决绝地说：算啦！谢小姐，这个事情，日后不提了，只当没得这个黄金！老太太要不留一句话，还不是日子照过！你真找到了，要来分的人忽然就多了，怎么弄？

八年抗战胜利，四年内战结束。战争带给老百姓的，都是动荡。两岸风雨无定。撤离大陆的上一代人不管有无在大陆留下财产，都难。朱家的这点黄金，难道不说明他家三代人都没有定心过日子吗？每个富裕的家庭，多半是第一代人的艰苦劳作加上缜密的心机和手段，还有时机时运，才得积蓄财富。他们积蓄财富，除了是人生抱负，也为后代，要是这些钱既没有给到后代，也没有用来回馈社会做善事好事，那真是白费。打仗是动荡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生离死别，远走他乡不得再回故土，给幸存的人留下游丝一般纤细却又牢不可破的念想。

后来我辞去“顶好”的工，四处打工挣钱挣学费，没再见过朱老板。偶然在电视新闻上听到“羊头湾”三个字，就会想到他，想到埋在镇江的黄金。

三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业疯了一样发展，镇江也大兴土木，朱老板家在城中心的老宅子逃得过吗？多半已盖上了高级公寓或者商务大楼。在开发商平整土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地下有黄金？挖出来是上缴还是藏起来？也可能，黄金仍旧埋在镇江某个角落的地下，归于自然。

有一年回南京探亲，随家人去镇江吃河鲜。又见焦山金山，长江万里东流水。站在山上望远，心情静极而起荡漾。

走在镇江的街上，好像闻到香醋肴肉，刺激而诱人。我说：哪里去吃镇江肴肉，蘸镇江香醋？

姐说，你出国那么多年，普通话一点儿没变啊。

忽就想起当年初见朱老板，他终生未改的镇江口音。仿佛已经十分遥远，十分遥远了。朱老板小时生活的镇江，和我小时去玩的镇江，是隔着岁月和现实的。但是那一刻全都汇集在我眼前，心中，脚下。

朱老板家的老宅子，不知在哪一带，即便知道，也被新楼替代了，了无旧迹。谁还记得朱家宅子？知道那地底下曾埋着金子？

在行人如鲫的街上，我忽然站住，心中慌乱，思绪莫名袭来。好像脚下就是朱老板家埋的黄金。我知道他找不回来，第一次听他说就知道找不回来。像很多人家的故居旧宅、字画金石、珠宝翠钻、日记旧信，找不回来。像光阴找不回来，枉死的人找不回来，破碎的家庭找不回来，毁了的信任找不回来。但所有这些失落在乱世中的珍爱，都在记忆中，天不可灭，地不可埋。

保姆（一）

曼哈顿公园大道赫赫有名，豪富云集，很多大牌公司也在那里。春天季节，大道中央的稀有花草南北纵向，一路开往上城，情梦交织。向西走，直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央公园，都是闻名的去处。

我刚到纽约一星期，就住进公园大道的高级公寓当保姆。

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家职介所找到这份工作的。职介所是美国人开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极少有华人会到那里找工作。我不认识路，出了哥大校园走在百老汇大道上，两边张望不知何去，只能走进去碰运气。刚到纽约我能干什么？除了保姆和保洁，一概都不会，白会说英语。履历上所有在国内的专长等于零。职介所的人看到我很高兴。一位可亲的女人问我找工作吗？我说：Yes。她遂问谁介绍你到我们这里来的。我答：I myself（我自己）。她就问我会做什么。我说：Babysitter（带小孩）。

她问我想带什么岁数的孩子，男孩还是女孩。我说五岁的孩子，男孩女孩都可以。问我为什么非要五岁。我儿子五岁，不能带来纽约。

女人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睛，要我留下电话号码，第二天回话。我家没有电话，只能给公用电话号码。说好第二天在那里等回音。

第二天约定时间，公用电话铃声响起来，在大街的车流声中很弱小。职介所女人告诉我，有一个人找保姆，你的条件符合，他先要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些问题，“你不要离开，马上他会打给你。”

到美国的第一个电话面试，就在法拉盛Ash Avenue（灰街）路边的公用电话旁。准雇主的声音雄浑有力。他问我是不是找保姆工，有没有经验，自己有没有孩子，能不能约个时间到家里面试？我立刻答应。我一分钟也不能住在租房里了，地下室，四户人家合用厨房厕所，下水管道堵塞，到处发霉，墙上蟑螂疾走。我要快点找个能入住的人家当保姆去。

出了地铁口，走两三个街口，八月的太阳在宝蓝色天上，大道中央花坛的花如火如荼。突然不想去面试了。那么欺负人的大道？行人？高楼？鲜花？路上瘦削身材流利西服的男女？高傲自负的表情。我不想去了。但我不能空手而回，陪读的重任是我自己要担的，挣钱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

一早我在镜前梳了新发式，头发一把抓在脑后，没有刘海，素面一张，五官端正。从小到大，我不是那种形象，那是为当保姆重新设计的，我不能留着乌黑的长波浪当保姆。

Doorman（门房）问我找谁。然后拨了个电话，问清情况，带我走向电梯，在门口手那么一请，然后按了楼层，说：电梯一停你就下。

电梯停了，我不知道该不该出去。电梯外一个类似玄关的廊，依墙一张长几，摆着蓝白两色鲜花。玄关通往敞亮开阔的大客厅。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不仅乘坐电梯不多，电梯仅为一层楼开设更从未见过。一个高个子男人出现在玄关对面，请进，他说。

一层都是派吉尔先生的公寓，电梯专属他家，在里面两圈一走迷失方向。

坐在派吉尔家的小客厅中，忽然想到，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日后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公寓。

女主人到长岛别墅度假去了，女儿也去了，男主人约见我，是要当面看看我够格不够格。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在纽约超级豪华公寓当保姆算合规。我坐在沙发边缘上，腰杆挺得笔笔直。嘴角一丝笑，抿着唇。派吉尔问三个问题：

一，你抽烟不抽烟？

“No．”

二，你喝酒不喝酒？

“No．”

三，你听不听摇滚音乐？

在这个问题面前我犹豫了一会儿，猜不透什么意思，保姆跟摇滚音乐之间什么关系。但我立刻说：“No！”

他笑了，说：Very Good（很好）！我不喜欢保姆在这里抽烟喝酒听摇滚乐，但是你看，墙上的书架全是激光碟，无数古典音乐光碟，如果你来做事，都可以听。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书架，摆满光碟。如果想听最上面的碟子，要用梯子。

这三个问题属于职业道德范畴。之后的问题属于背景调查。他问我答。他问我家里干什么的。我说政府官员。他说，我对政府官员毫无兴趣。我真想说，你他妈的有没有兴趣跟我什么关系。但我笑了一下，没有作声。他问，你到纽约多久了。我说七天。他惊讶地看看我，问：你的英语哪里学的？我笑得自豪了一些：在中国学的。他说：你从中国来？中国什么地方？我露齿笑了，说那你认为我是哪里来的？我从中国的南京来，你知道南京吗？

他答非所问地说：我们是意大利移民，到美国一百多年了，来的时候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我想，我也没有求你给我什么，我干活挣钱。但是我没有资格顶嘴，尽量优雅地坐在沙发边上，但是一条腿已经架到另一条腿上了。我已经做好了不做的准备，问那么多问题，又不是到FBI工作。我性格中的不羁开始抬头。

可是他不问了，忽然礼貌地问：Can I ask how old you are（你多大岁数）？

我想都没有想：三十。

其实我不止三十了。

他说：对不起，你确定你三十？你看上去二十多一点儿，职业介绍所说你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对吗？

我说，我三十，有个儿子，五岁，没错。

他说：那么我想看看你的护照，复印一下。

两种心情同时冲击我。一是明白他要我了。再就是想坏了，护照上的岁数我不止三十啊。

没有退路。从包里拿出护照给他。他到不知哪里去复印，回来的时候丝毫疑问都没有，还给我护照，十分和蔼帅气地看着我。在美国，一个女人把年龄说小几岁，是完全正常甚至讨喜的，只要你不是长得太不对头。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很低。即便以当时的标准算也低，每个星期一百五十美元。我刚到纽约住在一间七平方米的地下室，紧隔壁住着打餐馆和当保姆的台湾人。那个保姆每星期八百美金呢。但是我接受了这个极低的报酬，谈条件是需要自己有条件的。

然后他说，我太太要在电话中跟你说几句话。太太的声音磁性，充满优越感。她说非常高兴，你愿意到我家来干活，我女儿叫爱丽丝，我跟你说话就是要听听你的英语，我不喜欢有口音的英语。

派吉尔带我到顶层去看我住的地方。顶层是用人专层。我的房间推开，他说：舒，这里全是你的，进去看看。

铺着有流苏床罩的席梦思床，床头柜上的台灯秀丽典雅，红绒地毯，小电视，洗脸池，窗前垂着纱帘，纱帘上绣白花。他说：你的浴室在对面那间房子里，看到没有？那是你一个人用的。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

在身后带上我的房门，我百感交集。我就要搬出灰街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了，我就要住进富丽舒适的用人房了。我跟在派吉尔身后，高跟鞋敲击着大理石地，鞋跟清脆的声音在两边墙上来回弹跳。

我想起在中国当演员的日子。人生那样虚幻不定。

五岁的爱丽丝真是个小天使，毛茸茸的细嫩皮肤，吹弹可破。我们似乎是一见钟情的那种保姆和小主人的关系。我把简单的行李拿进我房间，她牵着我的手跟我进去。整理好东西，我拿出儿子的照片贴在墙上。

她指着他问：Who is he（他是谁）？

我说是我儿子。她问他在哪里。我说在中国。她问中国在什么地方，我说中国在我们脚底下，穿过地球就到了。

我的回答爱丽丝不明白。但她问了一个利剑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你在纽约，他在中国？我无法跟她说，如果带他来，我就不能打工，不能挣钱，不能读书。

女孩子手里拿着苹果，问我：你想他吗？

我在高背椅上坐下，轻声对她说：Yes，我很想他，很想。

爱丽丝爬到我腿上，挪了几下坐好，头靠在我胸前，说：舒，你不要想他，你有我。

我的心一阵锐痛，我搂着爱丽丝，她温暖的小身体散发着奶味，金色的头发一丝一丝触我的脸。我斜侧着脸，好像抱着儿子一样抱着她，眼泪掉下来。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流泪的日子刚刚开始，在很长时间中，我因为想念儿子而哭到腰断。

给有钱人家当保姆是要有异常勇气的。不眼红人家有钱，服气人家的派头，走路跟在人家身后，懂得谦和自然，加班加点不要太计较加班费，特别是主人对你不满意时说话提高声音，你要不争不辩，说：I am sorry。

女主人路易莎四十多岁，细瘦漂亮，每天化妆，讲究装束。她带我出去过三次，一次到超市购物，买了满满一车食物，都是为女儿，不替我想便也罢了，连派吉尔先生吃什么她都不在考虑中。那时我常处在饥饿中，生菜，牛奶，面包，一点儿肉肠。那天她问我要买什么，我自觉地说买几包方便面吧。结果他们发现我做的方便面很好吃，也跟我吃了一次，很快就吃完了。生菜和面包牛奶当饭吃我吃不下，这是后来我辞职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去爱丽丝的私人幼儿园。那天去报到，要我也去。我不明白报到要我去干什么。后来知道，保姆也是可以炫耀的。那是一个很贵的幼儿园，路易莎说说出来每年的费用，你会昏过去。

一色金发白肤的小女孩，是个女孩幼儿园。路易莎受到极尊贵的礼遇，她们说着流利的英语，声音近似耳语。一位幼师仔细看看我，问路易莎她是谁？路易莎说：她是我家保姆，照顾爱丽丝的。

我站在一旁没有笑容。我不喜欢这样被介绍。但是不这样介绍我，还能怎么介绍我？我是保姆。身份的转变和习惯的转变，不要时间。我到纽约才十天。

路易莎是房地产经纪商，买卖豪华公寓。人生是个不断的流程。当我刚到纽约开始奋斗，很多人正要搬离纽约，到南方的迈阿密去度晚年了。第三次跟路易莎出去，到一所公寓顶层，panhouse。在曼哈顿拥有顶楼公寓，是极为富有的象征。阔大无比的公寓，外阳台上种着树。我不算没有见过世面，但是走进那所公寓，我要竭力克制惊讶和震动。连路易莎说话都客气得不得了，跟刚才在幼儿园判若两人。走出来一个老妇人，雪白头发，花色绸衫，那种经历人间沧桑仍保有震慑力的容貌，尊严加美貌，终生美貌的女人，年龄与她无涉。

老妇人要搬去南方过晚年。路易莎好像是给她找到一个买主，她们就这个问题简单说了几分钟，约一个时间见面看房子，就转换了话题。老妇人让我坐在她对面，一张圆形的沙发上，她握着的双手搁在膝上，身体微微前倾，优雅地看着我，问：这是你什么人，路易莎？路易莎说了同样的话：她是爱丽丝的保姆。

老妇人张大淡棕色眼睛：你在哪里找到这样的保姆？

我的心一暖。

路易莎说她是自己走职业介绍所的。她说到“她”，也就是我，语气是低温的。但是老妇人不一样，她有钱，气派，从容典雅，说话很温暖。

她知道我刚到美国十天，在中国学的英语，她不信：你说你在中国学的英语？可是我从你的英语中听到英国英语的口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在欧洲住，常常去英国，熟悉那里的英语，你怎么会说英国英语？你去过伦敦吗？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才来十天。

她从精致的水晶果盘中拿起几块巧克力递给我，我很自然地伸手接了过来。老妇人对路易莎说：你真有运气，找到这么好的girl（姑娘）。

也是专属电梯。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告别，她们拥抱了一下，象征性地在彼此的面颊上贴了下，我站在后面，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年迈的贵妇说再见。她朝我走近一步，伸手在我脸上轻轻拍了一下：Good luck，Shu！（祝你好运，舒。）

我低下头，不想让她们看见我几乎掉泪的眼睛。

如今来纽约已三十年，很多当年不甚明白的事情，现在清晰可见。我在那所极豪华公寓里，看到的不是豪华，是有钱人的品性，有钱人的教养。她对我说的话，让我知道我在纽约，应当自信。

做了七天保姆，我辞职了。他们觉得我能干，就辞去了打扫卫生的黑人，事情要我做。周末家里开派对，要我加班准备食物。银餐具要我擦，吊灯的水晶球要一个一个拆下来清洗。但是不谈加薪。我辞职他们一家三口都不高兴。路易莎拿着计算机算，算给我七天的钱，精确到几角几分。我看也不看，放进口袋说：谢谢你。

派吉尔虽然是商人，情调十足，每天早上起来要弹钢琴，二十分钟后吃早饭。有时听音乐，晚上夫妻俩去看歌剧，我留在客厅看家。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马路上，说：你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工人，我们其实非常喜欢你。

爱丽丝不睬我了，我想抱抱她的。她坐在地板上玩玩具，让了一下，避开我，说：You don't love me at all（你根本不爱我）。

我走出了公园大道，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地方当保姆，开始在底层找工作做事。多少岁月流逝，我却不能忘记那七天的经历。

在我写的第一篇留洋小说《陪读太太》中，详细写过这段经历。其实他们对我，除了付钱不多，还蛮尊敬我的，是我自己不能适应初到美国的文化震撼，加上思念南京和留在南京的儿子，辞职了。

我没有尽到责任，但我实在不是做保姆的料，做保姆也是需要资质的。现在在曼哈顿做双语保姆，尤其是英语加汉语，年薪大概可以达七八万美金，甚至更多。

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愿意当保姆，我愿意吃尽美国各种辛苦，尝遍职场各种滋味，走进自己选择的命运和前途。

保姆（二）

离开了公园大道的豪富人家，我失业了。失业就慌，每天都要钱用。在美国，没有组织没有单位没有亲戚，是个赤身裸体的婴儿。

找工作从来不容易，我不甘心不是打餐馆就是当保姆，人很容易陷进一种庸常的境地走不出来。但我在美国没有能吃的资本，顶多英文还行，长得还不错，三十多岁的好岁数。现在回想，这三个条件实在太好了，有了这三个条件，什么地狱不敢闯？什么机遇碰不到？

后来我去了一个极小的职业介绍所找工。在黑人居多的哈莱姆区，一栋散发着混浊气味的大楼，介绍所只一间屋，老板单干，名叫Duren，中文读起来同音于“丢人”。“丢人”是犹太人，可是他怎么在天下闻名的黑人哈莱姆区开公司？说明他的上家和下家都不行，两头资源都有限。我去那里找工，是因为我本人本钱差。

那时我才明白，虽然公园大道的派吉尔夫妻付给我的工资太低，可是到底吃住都干净，出入场所和所见人物，体面不说，还都特别有钱，有钱还不狂，对我这个保姆都说不完的“谢谢，谢谢”，兴许做下去是能有机会遇到更好人家的。不过，那样我可能就会一直在曼哈顿的豪富人家当保姆，也就不知四处奔波的辛苦艰难和此间的大机遇了。

“丢人”的地方我一个人不敢去，黑洞洞的，所以都要C陪着我。C先到美国，是个特别能当滚地龙的人，带着我到“丢人”那里，我就不害怕了。十年之后，在这里碰到一个艺术家朋友，文质彬彬，才气纵横，件件衣服熨烫，一尘不染，儒雅至极一个人，但说起话来锋利如刀，如刀却又很温柔，用词出典往往上八百年至宋代况味，下到民国人教养在在可感，跟他说话要禁得起摔打，不然不要开口。他跟C见面就惺惺相惜，那次说到兴处，朋友跟C说：怎么样，你跟我，搞一个黑手党？

虽然是开玩笑，但谁敢开这个玩笑？这个意向出奇制胜，文人中出来的从未有人敢于制定如此蓝图。所以后来，C和这个艺术家，在各自的江湖上斐然有为，便都毫不奇怪。

“丢人”给我介绍过几个工作，都太远太远，出了纽约了。凭我一个要乘地铁天天来回的人，是做不下来的。不过“丢人”不气馁，不厌其烦一一给我看工作介绍，但每次看过，都要把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捻几下，笑眯眯伸过头颈跟我说：But，money，money．You have to pay me．Do you understand（不过嘛，钱，钱，你要付钱给我，明白吗）？

职业介绍所收手续费这一套，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新鲜了。不过当时我在美国，还非常陌生。手续费如何收，不一样，有的双向收，有的向找到工作的人收，有的向雇主收。“丢人”的公司，向雇主拿佣金，所以我愿意找“丢人”。要我把头一个月工资中的一半付给他，我不愿意。

不久，“丢人”给我找到一份工作，还是当保姆，带一个小婴儿，周薪两百美元，主人家住曼哈顿下城的休斯顿街，地铁可到，尤其从哥大所在的116街去那里很方便。拿了地址去面试时，“丢人”急切祝福我走运，同时又将右手前三个手指一捻，说：你要是拿到offer，给我电话，我好向你的雇主要钱。

我跟朱丽叶斜欠着坐在长沙发上，她臂弯里躺着一个雪白的奶瓶子女婴儿，睡熟了，五官那样精美，油画上的天使一般。

朱丽叶的家，跟派吉尔家不可同日而语，她住在政府公寓大楼里，一室一厅，一浴一厨，小是小点，可有个让人心旷神怡的落地窗，可以看到蜿蜒的哈德逊河。朱丽叶很会布置这个小家，非常清爽。在落地窗尽里头一个小角落里，有一张理发店的椅子，旁边有张立柜，放着美发工具。关于这个角落的功能，我什么都没有问，她也没有讲。

朱丽叶像一个人。谁呢？法国著名影星朱丽叶·比诺什，在好莱坞大片《英伦情人》中扮演护士，她那张脸没表情都万种风情。担保我到美国来的美国教授说，他只要看看比诺什的脸就满足了，根本不在乎她怎么表演。朱丽叶单身，四十岁上下，上个月到南非去了一趟，领回这个小女孩，五个月大，爱她如命。贝贝抱在朱丽叶臂弯里，就像她生的，都那么漂亮。美是不同的，美也是相同的，一脉相承。我眼睛眨都不眨地欣赏她们。坐在这对母女面前，我产生一种自己是一部电影中的角色的幻觉。

后来朱丽叶跟我说她是演员时，我就没有吃惊。不过她说，她挣钱不多，因为有戏演才有钱拿，没有戏演就没有钱拿。当时我对美国的演员生活一点儿不了解，怎么会像自负盈亏呢？我在中国当过演员，吃的是公家饭，特别是在军队当演员，旱涝保收的。现在中国跟美国接轨了，我儿子长大后到北京去当演员，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自负盈亏。

不过你放心，我每星期五下班回来，付工资给你，开支票，你做不做？朱丽叶虽然人很美，说起话来不很温柔，脸部的线条太过刚硬，跟巨星凯瑟琳·赫本一样。

谈好了，第二天开始工作。

晚上接到朱丽叶电话，问我有没有告诉“丢人”她雇了我。我说还没有。她松了一口气，用商量的口气问我，假如“丢人”问我是不是在她这里找到了工作，能不能说没有？我愣了一下，问她为什么。她说，这个职业介绍所抽的佣金很高，她要按照我两周的薪水付给他佣金四百美元，太多了。这个要求让我很为难。说到说谎，谁一次谎没有说过呢？美国有“white lie”这个词儿，叫白谎，白谎是不是可以解释成“纯洁的谎话”？但是刚到美国，这个白谎怎么说？我没有经验，更没有胆子。万一“丢人”发现了，他告我，怎么办？听我犹豫不决，朱丽叶说，不要担心，这件事我负责，你只要跟他说，没有在我这里找到工作，就行了。我跟朱丽叶说：“丢人”是个热心人，万一知道我没有找到工作，会坚持再帮我找的。朱丽叶笑起来了，说舒啊，你真是刚来美国，你怕什么？“丢人”又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再说，你不要他找工作他能强迫你吗？就这样，帮我这个忙，我不想付佣金给他，谁知道你能给我做多久呢？

后来“丢人”兴冲冲给我电话，我就跟他讲这工作我没有去做，工作时间太长。“丢人”就说，那我再给你找工作，不做保姆了。我骗他说，我的朋友帮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找了个半工，谢谢你。他很遗憾地说，祝你好运。

当时的一些说法，后来一一变现，非常奇异。比如，我后来给朱丽叶带孩子只带了一个月，就被她炒了鱿鱼，没有做长。比如，日后我果然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工作。再比如，我每天到朱丽叶家打工的那班地铁，八年后我也是天天乘，经过休斯顿街到已经灰飞烟灭的世贸大厦上班。

朱丽叶不久就辞退了我，原因让我很久都无法理解——我对她女儿太关心，因为关心说错一句话，让她害怕。

不过开始一切都蛮好，蛮好的是朱丽叶，自然不是我，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但我本质上不能胜任保姆，带着南非婴儿，虽然喜欢她，可是她睡觉了，我就无聊了焦虑了。朱丽叶不要我打扫卫生，不许我进她的卧室，我偷偷推开门隔着门缝张望了几眼，发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平常的卧室。那时我缺乏对“隐私”这个无上珍贵的概念的了解。朱丽叶不许我这样，不许我那样。特别是不许我接电话。她说外面进来的电话，你千万不要接，千万，记住。我接过一次，因为忘记了她的叮嘱，谁能把那么多禁忌在那么短时间记住呢？

对方以为我就是朱丽叶，直接跟我说，我要跟你约一个时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说我不是朱丽叶，你等她回来给她电话好吗？朱丽叶回到家知道了这件事，好一顿发脾气，说跟你说不要接不要接，你还是接！你问她是谁了吗？我不知道是谁我怎么回话？这些都是我的客户，我平时有空在家给人做头发！

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接过电话。可是我自己要打电话出去。朱丽叶居有定所，但是做无常活，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演戏是怎么个演法。她会突然给我一个电话，说今晚要晚两个小时回来，你要等到八点钟才能离开。那两个小时对我就是炼狱，那是十一月下旬感恩节季节，天黑得很早，过了六点，我就会急得浑身火烧火燎。可是婴儿抱在手里，哪怕朱丽叶半夜回来，我也是要等的。等，她又不让我用电话通知家里，难道我没有自己的家？手机离那个年头还很遥远。由于我表现出不高兴，朱丽叶就说加班的时间付加班费。

演员是要减肥的，本来就瘦精精的朱丽叶还不吃什么东西，冰箱里只有半只感恩节吃剩下来的火鸡，一颗壮硕的美国芹菜，我自己带方便面煮来吃，一块方便面支持十个小时以上，是有点艰苦的，但也不好跟朱丽叶说，因为我们在第一次面试时，双方都没有提到午饭提供不提供。这样，种种的不快便悄悄在我们之间淤积起来。甚至在她参加一个自杀的男演员的追思会回到家里后，我也不想听她诉说她的悲痛，因为我很饿，急着回家。

不过朱丽叶那天的模样我直到今天都记得，她是那么美丽，从雪中回到家里，风衣的帽子也没有能够挡住雪片湿濡她曲卷的栗色头发，她的眼影显然是被打湿了，不知是雪片还是泪水打湿的，但没有完全晕开，眼睛显得更大更深，跟雪白皮肤对照着，无限悲哀，悲哀更美化了她。我只顾欣赏她的美而忘记说几句该说的话。我不知道那个死去的演员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虽然她说那个男人，是一个同事。

终于，在照料婴儿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发生了争执。婴儿白天非要睡觉，晚上就不睡。婴儿要睡觉，我怎么能不让她睡？她才五个月，还不是她说了算。朱丽叶说我白天应当尽量不让她睡，不然她晚上只好起来抱着婴儿在房间走来走去，很疲倦。我跟她说，我也是有儿子的，小孩子生下来就各有各的性格，睡觉也是，小东西们还找不到人世的生物钟，找不到自己的生物钟，过一段时间会正常的吧。朱丽叶说，你儿子是你儿子，我说的是我女儿。

我听了相当不开心。那样说话，很不通人情。想着抓起电话拨过去，我只说了一句：Juliet（朱丽叶），白天你跟我说的话，我不太同意，贝贝虽然是你的女儿，但我带她，她也是我的孩子。

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不到，门上的锁“咔嗒”一响，朱丽叶提前回来了。她非常不安，看上去情绪激动，放下手上东西就对我说：你知道吗，你昨天打给我的电话，让我很不安，什么叫孩子也是你的？孩子是我的！我一个人的！Mine！

她激烈的态度吓着我了。我不清楚为什么我那么一句话，会让她那么激动。在中国，要是有人照顾你的小孩，跟你说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你是感激不尽的。可是朱丽叶却满脸惊恐。我连忙跟她说，你可能误会了，朱丽叶，我是好意。朱丽叶接过婴儿紧紧抱在怀里，跟我说：对不起，舒，请你走吧，我把这三天的工资结给你，你走吧。

走得非常干脆，匆忙，不友好，我像一片躯壳一样拿着自己的包，看了婴儿一眼，看了朱丽叶一眼。婴儿还不会看人，朱丽叶不看我，只说：You take care（你保重）。

糊里糊涂被炒了鱿鱼，我觉得朱丽叶疯了。

后来在美国时间久了，我才明白我们之间是有误会，文化差异形成的误会。我们怎么能把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呢？她是雇主，我是雇员。假如我是捐钱给她抚养她的孩子，那么我才有资格说，我把你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希望帮你把她抚养成人。

朱丽叶当时一定认为总有一天，我会把她的宝宝偷走？

后来我再也不替人家带孩子。我不是当保姆的料。找保姆不要找我这样的人。

餐馆日月

餐馆收工最晚，吃过夜饭洗好手，摘下围裙走出去，满天繁星。我跟几个偷渡到美国的华男，在一家外送中餐馆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老板新开的饭店，小连锁。老板是福州人，餐馆叫“湖南饭店”。

老板勤华，第一家饭店在纽约外围的纽瓦克。我到纽约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那家餐馆。不过要是仔细来说，之前还在一家哥大附近的堂吃中餐馆试过工，做了大半天给炒掉了，因为不会做。一个客人要我拿duck source给他，我理解为鸭酱，字面上就是鸭酱啊。我就跟他说：我们没有鸭酱。美国客人眉毛一挑说：我经常来吃，每次都有duck source，今天没有？经理耳朵尖，不光听见了，马上端了一小碟橘色的酱放在他面前，哈着腰说对不起，她是新来的。然后瞪我一眼，不高兴地说：你连duck source都不知道？甜酸酱！

中午坐在一圈打工的人中间吃饭，也不好意思搛菜，只听老雇员之间欢欢喜喜说笑吃鱼喝汤。下午经理付给我十块钱，说是车马费，把我炒了。那次炒鱿鱼，我是哭了的，觉得自己是块儿鸡肋。

能在勤华的店里做下去，我很感谢他。餐馆生意不错，但算不得热火，于是他决定到新泽西去开店，带了我们几个过去开辟新天地。我本来不想去，纽瓦克的店已经离我家很远了，周末要乘火车回去，现在要去新泽西，就更远了。勤华希望我一定去，几乎求我，说我英语好，他们不行的，只能喊个菜名，而新开一家饭店要应付很多政府部门的单位，询问啊，检查啊，保险啊，很头疼，舒你一定要帮帮我。

大厨小江，二厨小鸥，我收银兼接外卖，打杂的到时候忙不过来再找，老板也去，老板娘留在老店。后来打杂的也找了个福州老乡。

小江和小鸥都是偷渡到的美国，打杂的也是，他们跟老板是老乡，一开始就投奔勤华一家到美国。勤华一家都开餐馆，老头儿是第一代，拼命多年拿到身份，然后一家都来到美国，都开餐馆。开始都挤在纽瓦克，慢慢才分离出去。

大厨小江一到纽约就在勤华的餐馆做事，他欠着蛇头三万美元偷渡费。小鸥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到的，也欠着蛇头三万美元。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价码，现在偷渡的收费，已经七万到八万甚至十万美元了，看你从哪条路走，要惊动多少带路的人，这是一条龙服务。翻山越岭，渡江过海，天上飞地下走，藏在船舱里，或者塞在货车中，途中遇到风暴沉船，就死了。路上遇到盘查，司机会弃车而逃，人在车里出不来，憋死掉。就这样的天灾人祸，挡不住偷渡的人。

小江是先进入加拿大，后从那里翻越山岭，在茂密林子里时走时躲，走走躲躲，千辛万苦才到了纽约。可若要跟小江的弟弟比，小江他们吃过的所有苦头都还算运气，毕竟有了个结果。小江的弟弟也是先去的加拿大，然后被塞进一辆卡车，跟货物装在一起，沿途经过很多关卡，停下来被边境警察检查，担惊受怕。装在卡车里而最终没有被发现，可见人要缩多么小。到了美国投奔哥哥小江，也是一到就开始打工。小江在勤华的店，弟弟去了老头儿的店。老头儿对人比勤华还和气。

不幸也在这里，在老头儿的店里弟弟送了命。从活着来到纽约，到死着离开纽约，不过几个月时间。连纽约什么样子都一点儿还不知道。纽瓦克开外卖店，都怕黑人抢劫，收工以后，一楼都把卷起的铁门放下来。打工的人睡在二楼，二楼窗户外面装铁栅栏。老板一家另有房子住。一天夜里餐馆失火，人被惊醒了却出不去。小江弟弟被浓烟呛死，还有一个从加拿大到纽约打暑期工的留学生，也在餐馆死于非命，才二十岁。

小江的弟弟走了，欠蛇头的钱仍旧要还，小江就得还双份偷渡费。勤华家本来说好要赔偿的，因为老头儿是公民，开店也买了保险，可是小江弟弟没有身份，刚刚偷渡过来，谁都不敢声张，一声张勤华爸爸的店就暴露了，小江也被暴露了，弄不好要被遣送出境。所以就没有赔偿了，主家也不提这事儿了。小江不甘心，说这笔钱勤华家肯定是要出的，私下也是要出的，哪怕少一点儿。他说勤华他爹希望他离开餐馆，到别处找工。他偏不走，他就是要在这里做工，直到他们为他弟弟的死赔出钱来。所以小江是一个礼拜工作七天，分秒必争地挣钱还债。

我是拿了J2签证到美国的，就是公费陪读签证。这种堂而皇之地进美国，让小江和小鸥对我另眼相看，说我是亮人，他们是暗人。可是我工资远比他们低，因为我没有经验。好在我英文好，能跟买中餐的美国人自如交谈。所以勤华非要我去新泽西帮忙。于是跟几个打工仔去了离纽约更远的地方。一到那里，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厨房的后门，遥望公交车经过的路线。老板说，那里有班车经过，是开到纽约去的。我站了很久也没有看到一辆车，不好意思了，开始收拾新店。小江他们对我很照顾，不光是照顾我不做重活，还照顾我时不时要站在后门看公路。他们就笑我，说你怎么那么想家。我何止想家，我想南京，想回国，想自由自在在新街口逛马路。

生意慢慢做起来了，美国人特别喜欢吃外卖店的宫保鸡丁、四川牛、芥兰鸡、春卷和锅贴、酸辣汤和蛋花汤。照我们看，这些菜根本不代表中国最好吃的菜。酸辣汤和蛋花汤成本那么低，可是卖起来一大罐一大罐的。到了周末，店堂里站满了白皮肤蓝眼睛灰眼睛的美国人，紧盯着我们打的每一个包，很有意思，也有成就感。他们都是买一家子吃的晚饭，回到家里边看电视边吃中餐，用筷子，那就是周末的享受。食客还会因为谁谁谁插队了起争执，但是他们从不催促我们，这点非常叫人起敬。拎着包走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对我说一声：谢谢！

一个周末就能赚回来很多钱。老板勤华每个周末都亲临餐馆，站在最后面看着我们干活，有时接不上了，他会插一句嘴或者递一个东西。我听见他对小江说：舒能独当一面了。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不久我将辞职。

周末的夜晚最思乡。当我们忙完星期五的活儿，也吃了自己的晚饭，锁上门回到宿营地，夜已经很深了。要说一下我们的晚饭。福州人的餐馆，都有大厨给打工仔做饭，从不马虎的。至少在我打工的时候规矩是那样。所以都是小江给我们做饭。我在洗大饭桶和铝汤锅时，小江开始备料。他们都是福建人，口味基本一样，而我是南京人，所以江大厨会问我想吃什么。我想吃的东西，老板都不愿意做的，成本高。小江往往让老板不高兴，抓几个虾放在鱼圆汤里。福建的鱼圆是有馅儿的，肉馅。他们吃鱼圆，我吃虾。累得不行的时候，我什么都吃不下，他们就会仔细问，总不会什么都不想吃吧。那种时候，我们都希望老板不到餐馆去，我们能自由吃饭。

他们的吃相都好，让我想起插队时候，农民吃饭都比知青有样子，他们都是不抢的，一筷子一筷子搛，低着头慢慢吃，不看菜盘。特别是小江，大概因为是他做的，他觉得他是家长，理当吃得最省。

有几个夜里，老板去赌城玩，不能开车载我们回宿营地，我们就只能走回去。路很长，夜又静，两旁都是豪宅，掩映在巨树的浓叶后，夜更加黑了。我们几个排成一行急急走，总是把我安排在中间。我们偶然说话，发出的声音在静夜里撞击出响声。左右张望，巨大的房子里总是只有几盏灯亮着，幽幽的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那灯光中的生活，我们完全是外人，可我从来没有听小江、小鸥他们说一句不服气的话，我们都只看自己眼前那一点点小人生，眼观鼻，鼻观心，意在丹田。

所说的宿营地，其实是老板在那里新买的一栋房子，专为员工睡觉的地方，也是投资。第一个晚上去的时候，勤华跟我们一道去的，他开玩笑说，只有一间卧室，怎么睡呢？大家就起哄了，说怎么怎么。老板就说，他睡在中间，把我和男打工仔隔开。大家就说，你就是个好人？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并且产生了一点儿战友的情谊，同甘共苦。

其实有三间房呢，中间还有客厅，客厅放一台电视机，但是没有安装频道，一开都是雪花闪，此外什么家具都没有。我们回到那里，都不忙洗澡睡觉，都会在地板上坐坐，他们抽烟，我发呆。小江开玩笑问我，今天看到回纽约的大巴没有？我连笑都懒得。浴室是只有一间，总是让我先洗。我也不客气，一客气我就不想洗了。

他们笑话我想家，实际上他们做起来比我要结实得多。从那时开始，他们就用电话卡给家里打长途电话。公用电话边四处没有遮挡，一讲就是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小江，他的妻子儿子都在福建乡下。我觉得很奇怪，哪来那么多的钱打长途？

后来小江揭开了这个秘密。纽约的金融大公司，都跟电话公司签约的，有优惠。有些雇员进了公司都会发一张电话卡，属你专用，那张卡上有长长的号码，输入这个号码再输入你要打的电话号码，就能找到你的亲人。小江他们是怎么得到电话卡号码的呢？有内贼专偷公司内部的电话卡号码和密码，然后出售，单次出售十美元，还可以再卖给其他人。出钱拿到号码的华人，会马上致电亲朋好友，把号码告诉对方，于是好几个人都能用了，但是要快，拿到当天就要用，不然会作废。所以他们一接到电话，即使正在吃饭，也会迅速把饭吃完，披上衣服出去，餐馆外面不远就有公用电话，隔着玻璃窗能看到他们的烟头上闪着微薄的红光。

小江给过我一次号码，说你赶紧出去打，今晚一定要用。拿到号码我很激动，马上把米饭咽下去，穿上衣服跑到外面。我想着那样我就可以从容不迫地跟爸爸妈妈说说话了，儿子不放电话我也不会着急了。可是我真是一点儿经验也没有，怎么拨怎么拨不通，真不知他们怎么会一拨就通的。非常沮丧地回到店里，也很晚了，来不及让他们出去帮我拨，那次的机会就失之交臂，很难过。

在新店期间，我终于忍不住想给家里打个电话，跟老板说行不行。老板说行是行的，但你要自己付钱，我说当然是我付钱。于是找了一个南京白天的时间，我开始拨号码，而在我那里正好准备开始忙晚饭。我拨电话的时候，他们都看着我，小鸥问我，你不要事先约好家里人等吗？我摇摇头，说家里有电话。

接电话的是爸爸。听到是我，他的本来已经老苍苍的声音突然都沙哑了。他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工作，他问我什么工作，我说一家酒店，我管账。爸爸问我吃苦不吃苦，我说爸爸我每个月有九百美元收入。爸爸对美元和人民币兑换没有概念，我就说给他听，一美元等于十块人民币。爸爸又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来。我没有作声。爸爸说：明年我就要八十岁了。我问他，爸爸你希望我回去给你祝寿吗？爸爸说，看你了。

后来跟谁说了话，说了什么，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只有爸爸这几句话，多少年来一天没有忘记。

老板看着我，点点手表，意思是要忙了，挂了吧。我挂上电话就失神了。小江走到我身边轻轻说，舒你看上去难过啊，老板盯着你呢，我们要忙了，你能做吗？我看看小江，他的眼睛里很多同情。我点点头，开始整理外卖的饭盒塑料盒和纸袋，心里全想着爸爸说的，明年他就八十岁了。

因为这个电话，勤华对我不高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高兴，电话账单还没有寄到，他就跟我说那个电话大概要付三十美元，而我说话才几分钟。

我辞职了。

老板感到很突然，新店刚刚火起来，他才说下个月要给我加薪，加到我告诉爸爸的九百美元，那之前我只拿七百。虽然我没有告诉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大约也猜到了，就让小江劝我。小江辜负了勤华的托付，他没有劝我不要走，就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不过到了美国都是难过的，你以后要是找不到事做，给我电话，我来跟老板讲，或者也可以介绍你到别的餐馆去做。

走的时候，我很难受，看到小江他们头上戴着白纸糊的帽子，身上的围裙上沾满了菜汁和肉汁，他们站在门口跟我告别，脸上的微笑一言难尽。小鸥说，你走了，择菜的时候没有人唱歌给我们听了。小江没有说话，也许他想到了客死异乡的弟弟？还有双份的债务？

纽约的茫茫人海中，我们从此没有碰到。每当想起他们，心都刺得痛，很痛。

杰克逊高地

木心先生曾经是纽约皇后区杰克逊高地的居民。有过五年光阴，他在这里为一群中国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陈丹青是听课学生之一。木心逝世后，他用听课笔记出版了《文学回忆录》，在该书后记中，他留下了木心先生在杰克逊高地的完整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也曾经是这里的居民，在我心中，现在的杰克逊高地，和过去全然不同了。

纽约分五个大区，皇后区隔着东河，遥望曼哈顿，杰克逊高地就在皇后区的西北部位。这一区域建于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那个年代纽约中产阶级仿效欧洲风格建造的高级公寓区，类似今日中国的“小区”。据说，著名的查理·卓别林曾在这里住过五年，又据老纽约说，那个年代，曼哈顿不少老板把情人安顿在这里。七十年代后，白人居民逐渐减少，东欧、印度和南美的移民渐渐进入，八十年代后，选择移居到这里的华人越来越多。九十年代，纽约市政府将杰克逊高地列为古董街区，更换了路牌，并派增两位跨马巡弋的骑警。这一带的树木历经七八十年的历史，春夏季节，每条街布满林荫，伏在高楼窗口往下看，茂密的树叶遮挡视线，多数公寓临街的小花园种满各种鲜花，教堂多，四面八方次第传来早晚的钟声。

杰克逊高地的交通中枢，在罗斯福大道和74街交口，车水马龙。贯穿曼哈顿和法拉盛的七号地铁日夜隆隆驶过。在82街地铁站下车，走下数米长的露天扶梯，是三十七大道，沿着82街一直走一直走，约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二十五大道。

木心先生曾经寄居的寓所，临近二十五大道，他在这里住了将近六年。从来没有人用中文描写过杰克逊高地，直到木心写了这首诗：

五月将尽

连日强光普照

一路一路树荫

呆滞到傍晚

红胸鸟在电线上啭鸣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和蔼？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诗中是杰克逊高地五月的傍晚，宜人无雨的五月天。初读这首诗，小巧玲珑，似可隐约联想恋爱中漫步的心境。然而，奇峰突起，收尾两句在柔和的暮色中，忽然道出诗人的内心——多么好的尾句！容易懂吗？不。为种种事、种种理由而不肯原谅的人，不会懂这首诗。

在《文学回忆录》的“后记”中，陈丹青引用了这首诗作为结尾，而这首诗的题目，木心先生就题为“杰克逊高地”。

1994年到1999年，我在杰克逊高地住了六年，也是这里的居民。读到木心这首诗，我心中又骄傲、又亲切。“诚觉世事尽可原谅”，就是他在杰克逊高地漫步时曾经有过的心情。能够想象，那天他心情好，正在走向某一位听课生家中的客厅，摊开讲义，讲述他的文学记忆。那一路，他的感念与诗心，我们永远不能得知：就在那个五月的傍晚，在我熟悉的街区，这位老者在心里原谅了一切，而且为此写成了优美的诗。

不知道那天傍晚他走在杰克逊高地的哪条街？是去谁家讲课？很久很久以后，某一所公寓前厅的墙上，会刻上这首诗，使之成为被保护的建筑？

我从未见过木心。

1989年木心开课时，我来到纽约才三年。1994年木心讲完最后一课，我家搬到杰克逊高地——那年，我们搬离曼哈顿上西城的克莱蒙街，四处找房，最后选定杰克逊高地74街的一处公寓。1994年，在不远处的三十五大道和82街口买了一套公寓，住到1999年。现在我才知道：从我公寓出门左拐，向北走，穿过北方大道，继续走，就是木心先生的居所。

这个地点，与我的公寓只隔着十条街，步行十五分钟。当我在《文学回忆录》中看到这个地址，深感阴差阳错——我与木心先生曾经做了两年近邻，可是，我从未见到他，见到了，我也不认识他，不知道他。1996年，木心就从杰克逊高地搬走了，那年他六十九岁。

陈丹青说：“我们是杰克逊高地的居民，我们与木心曾在那一带出没。”这句话，带着归宗的意味，好似我们都在水泊梁山。“出没”二字，精神抖擞，即刻再现了从前的生活。是的，细想起来，我怎能肯定从未在杰克逊高地路遇木心？也许我下火车时，他正踏上七号车站天桥？在露天的果蔬铺子前，我们或许同时挑拣过番茄、苹果、橘子？当北方大道的红灯亮起来，也许我与先生并肩站街沿等待绿灯，我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或许我们有过注目礼，点头，甚至微笑？

这是我的想象。木心先生目光锐利，他从我等待的身姿、对他的笑意中，会想到日后我是他诚挚的读者吗？

我愿意这样想，我愿意相信：他也那样想。

《文学回忆录》的所有听课人，几乎都离开了杰克逊高地，包括我。可是，杰克逊高地仅仅因为木心先生曾经在那里住过，在那里讲课，在那里写成世界文学史讲稿，成为迷人的地名，在2013这一年，越来越多生活在遥远中国的读者，知道纽约有一个地区，名叫“杰克逊高地”，知道木心先生有一首诗，题为《杰克逊高地》，那穿越五年的文学长征，就在杰克逊高地！

陈丹青四十多万字的听课笔录，当年也多半完成于杰克逊高地。木心逝世后的2012年春夏，他两度回到纽约探亲，他的母亲仍然住在杰克逊高地。那一年，他经历了丧母之痛，可是仍然夜以继日，录入笔记。

由于《文学回忆录》，木心生活过的杰克逊高地，成为读者神往的高地；由于《文学回忆录》，我所生活过的杰克逊高地，成为我记忆中的新大陆。

在木心先生的众多读者中，我稍有不同，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仍旧生活在纽约，仍旧常常乘坐七号地铁路过杰克逊高地的“前居民”。七号地铁穿越皇后区，整段高高的路轨都在露天运行。自从读了《文学回忆录》，每当地铁从东至西驶过杰克逊高地南侧地界，特别是经过82街和74街车站时，我总会朝北张望，越过鳞次栉比的公寓楼顶，向着目力难以抵达的二十五大道望去，心里想着木心先生：这个历尽沧桑的文学使徒，这个给我们留下金贵的礼物的诗人。每次从地铁上遥望他曾所在的杰克逊高地，我会为那些曾经亲聆讲课的学生、为远在中国的陌生读者，向杰克逊高地，默默致敬。

怀想木心，向木心致敬，是我心中的自觉与情感。在读他的书的日子里，我从难过到平静，从愉悦到开心，很多夜晚，我都会被他的只言片语照亮，这种神奇的读书感受，从未有过。

我点击网上的读者跟帖，文字之好，表达之丰富，感情之真挚，聚集逾百万字！在我所知道的阅读记录中，可能从未出现过。那么多读者看了木心的书会哭，夜不能寐；会笑，难以抑制；也会沉默，久久不想说话。在我众多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朋友中，他们从这本书中各自得到各自的所想：文字之美，表述的高超，做人的道理，为友的准绳，心情不好时，得到宽慰，回首不堪回首的往事，有了勇气……这些你连想都想不到的反馈，都因为木心先生。

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读者，他们的留言让人见到希望。他们在这样好的岁数上就能读到木心的文字，何等有福！我和我辈的读者朋友，当然也有福，只是来得太迟——当我还是初中生时，学校关门，书籍被焚。在最该读书的年纪，失学了。父亲焦虑万分，在朝不保夕的年代，有一天傍晚，他要我戴上口罩和大围巾，跟他出去。我们穿过小街小巷，避开眼目，来到一位老友家借书。老友惊恐地问，怎敢在这种时候出来找书：不想活了吗？但他还是打开藏书的壁橱。我至今记得父亲蹲在地上埋头找书的身影，书被塞进大旅行包，临走，老友问他：你到底要干什么？父亲看着我说：

“她正是读书的年龄，再不读，就来不及了！”

再不读，就来不及了——这是一位智慧老人在我少年时代给我的新生活。四十多年后，我知道了木心。读木心，要放下自己，不要诠释，仅只领受、感受、享受，就能得到很多很多。要惜福——不然就来不及了！

陈丹青得知父亲带我借书的往事，来信中也谈到《文学回忆录》，这样说：“一个所谓小众的木心，现在变了，还不是大众的，但已然成为不可预估的什么，徐徐散发光芒：这是很长的剧情的开始，是可以让你父亲在没顶之灾前，冒死领着孩子去找书。”

1994年文学远征结束的那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文学课程的听课者，早已风流云散。那张木心坐在谁家地板上谈笑风生的黑白照片，是他留在杰克逊高地唯一的一张授课照——我见不到木心先生了，但我能够经常眺望曾经庇护过这位老人，并孕育了《文学回忆录》的杰克逊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