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身份社会中的空间记忆

“农民”是什么？

这是本书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同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是本书得以展开的社会学基础；虽然我们承认这个问题的设置方式有本质化的倾向。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的历史性，我们将这个问题的时间限定为1949年到1992年。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间，而后者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间，同时也是我们问题的探讨对象路遥去世的时间。

“在农村建成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农民首先不是被当做一种职业，而是被当做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对这种身份形成了强大约束力的还有两个制度，一个是社会政治制度中对每个公民政治身份的认定，还有一个是在这种政治身份认定基础上形成的户籍身份划分。这里所谓的“农民”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一种职业和生存方式，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尤其是1953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以后，“农民”变成了这个国家中所谓的“统治阶级”之一，可这个“统治阶级”又没有充分的合理合法的公民权利——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中最庞大的阶层还大多处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体制、工资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之外，他们的身份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这种特殊的身份制度，实际上将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硬性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阶层：农民阶层和非农民阶层，它被国家户籍制度清晰地表述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后者在国家经济、文化、医疗、就业等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地位，而这又与国家所宣扬的中国农民所具有的主体政治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政治上被极力颂扬的主体，在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等多个层面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作为历史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身份制度之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经济制度，并形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差异：城乡差异。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政治措施在客观上强化这种差异。比如在经济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同时，他们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役（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又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

我们可以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感受到这种巨大差异之下，乡村底层的农民和乡镇国家干部之间在生存状态上的巨大反差。在小说第一部中，通过叙述人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数九寒天中，大批农民被驱赶着、强制性地参加各种义务劳动。与此同时，家里却是无米下锅、忍饥挨饿，许多人住在破破烂烂的窑洞中，甚至连一件完整的衣服、一床完好的被褥都没有。另一方面，城镇中的基层干部，却一顿饭可以炒几个菜，可以有酒有肉，有温暖的窑洞，有绵软的被褥，可以迎来送往且车水马龙。这种差异虽然对叙述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表达。例如路遥没有刻意将这种差异通过对比并置的方式，形成强烈的叙述反差；路遥甚至有可能在避免这样的修辞行为，并通过对国家干部的正面形象塑造压制这种差异。但这种描写中所具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含义还是暴露了出来。

显然，“这是一种通过身份等级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现象，长期实行‘一国两策’的结果便是：形成了城镇居民的孩子永远是城镇居民，农民的子女永远是农民的世袭阶层体系”。这个被社会强行推行的身份制度成为了一个先验结构，并先天性地传播了“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的血统哲学观念。这种后天性的政治规定还演变为一种先天性的强大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并由此产生了从乡村中出来的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复杂认知，对自己乡村母体的复杂情感。

农民改变自己身份的途径只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国家在农村招工获得合法的工人身份；一是通过高等教育，毕业后获得国家干部身份。在这两种途径中，前者往往与乡村社会中特殊的权力阶层——基层乡村干部——的利益紧密相连；而后者则更突出个体的才华和天赋，是对个人奋斗价值和意义的认可，虽然它可以打上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幌子。显然，对于绝大多数家境贫寒的乡村子弟来说，通过前一条途径改变自己身份的可能性是十分微弱的，因为它的主观选择性不大。而后者——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身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而拥有一种更高的社会身份——则与个体的努力、天赋等主观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乡村中，努力学习的农村孩子几乎都有着不一般的抱负，这种抱负又与光宗耀祖的传统宗族观念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平凡的世界》第三卷中，孙少平在大牙湾向恋人田晓霞讲述自己的梦想时，清晰地传达出了一个农村孩子梦想中的一切。也是这种特殊的制度要求，使得大学生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这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阶层。而产生这一现象的现实社会原因之一就是，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的国家干部身份，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优势地位。

1978年，改革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就是对改革前形成的以身份为划分标准的世袭性阶层体系的冲击和变动，但没有彻底改变这个体系。”“一方面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民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和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农民的身份制因素（特别是户籍身份）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社会流动。”改革给乡村带来的重大变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农村经济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巨大经济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者阶层是改革发展的受益阶层”，他们率先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束缚，勇敢地走向了自强之路，不仅在短时间内一举改变了困扰乡村多年的温饱问题，而且给全社会以巨大的震动。因此，改革初期，中国农民是改革开放政策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正是这种社会语境的存在，在《平凡的世界》中才会出现通过个人奋斗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美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