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巴朗特

斯塔尔夫人关于德国的书是投向未来的一瞥，看到了德国边界那边发生的情况；在很多方面它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文学性质的预测。这种预测如果没有辅之以对十八世纪精神生活的回顾，她所属的那一批作家的任务就没有完成。这一回顾是由巴朗特在他卓越的著作《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简介》(1809)中进行的。

巴朗特于1782年出生于俄维涅一个古老显贵的官僚家庭；他是我们说的这批作家中唯一不能说是流亡者的人；在帝国时期他曾在拉凡台担任行政长官。不过，他的书却具有流亡文学的一般特点；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住得远离巴黎，和那些流亡者、特别是斯塔尔夫人非常要好，而且由于经常到柯贝去，政府对他很不高兴。他也和斯塔尔夫人一样，对各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有偏爱，这在帝国时期又是一个过错。他翻译了席勒的所有剧本。在王政复辟之后，他作为温和自由党的一名成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

关于十八世纪法国的这部作品是巴朗特的第一部文学著作，这时他才二十七岁，这样年轻一个作家，却表现得这样成熟和温和是令人吃惊的，这可能部分地由于他生性不太热情，部分地由于他的职位。我们前面简单说到的所有那些书对十八世纪都有一些含蓄的看法；而这本书则首次对它作了连贯的介绍和估价。介绍比较简略但很出色，对这个时期总的看法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写得很清楚稳重；但估价却很不正确，从各个角度都受到某些局限性的影响和妨碍，流亡文学的作家们的看法都不能越过这些界限。新的一代都否认和过去这个世纪的联系；巴朗特对这个世纪的估价也不是最后的估价，它不但笔下冷淡，而且远不是没有偏见的。巴朗特诚心诚意想作不偏不倚的判断，同时还强调他比较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不属于直接投身于革命来摧毁或是维护旧社会秩序的那一代人；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不带偏见；他作为观察家和思想家来讲述这个世纪的特点，但他的整个发展却不自觉地受到了对那个世纪的反动运动的影响。

巴朗特的观点有很多启发性，这在那时是少见的。他经常听人说，十八世纪的作家们应对那个世纪末震撼了法国基础的革命负责，他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对那些作家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夸大了他们的重要性。如果大楼不是本身要垮，一阵文艺风是不足以把它吹垮的。他和诺迪埃和斯塔尔夫人同时提出并阐述了这一说法：文学是社会状态的反映，而不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他看来，法国权力的削弱与七年战争的关系要比与百科全书派的关系大得多；老路易十四残酷迫害新教徒和詹森派教士，他的宫廷亵渎宗教之风盛行，这比几个哲学家的攻击和嘲笑对宗教信仰所起的破坏作用要更大一些。他没有把任何特殊的是非曲直算在前一世纪文艺的账上，他只是把它看做“总的疾病的一个病征”。他以深刻的历史观点寻找王朝覆灭的预兆，发现它们出现得更早得多，在马札林和佛隆德的矛盾中已埋下种子。在黎希留铁腕的压制下，王公、贵族和官吏，所有大人物，都纷纷寻求群众的支持，这样就失去了他们的尊严和人们对他们的敬重。只有国王的权力完全没有受影响。反对的浪潮卷到国王宝座的台阶前，不过也就在那里停了下来。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前半期，国王的宝座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更高更突出。黎希留的任务完成了，除了国王的权力，国内的任何权力都给摧毁了。如果剩下的这个权威也遭到破坏，社会上就没有任何权力受到尊重，正是这种尊重构成了他们的力量。在路易十四可悲的晚年，在蛮横统治的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的昏庸统治时期，国王的权威果然被破坏得十分严重。

这样，在巴朗特看来，十八世纪哲学就不是哪一个或哪一些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它代表了人民普遍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按照他们口授写出来的。这并不增加它的价值；在他看来，这种哲学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以一种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方式推翻了一个不道德不公正的政府。但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是有其必然性的。巴朗特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坚信历史规律。他说道，“人的头脑似乎和日月星辰一样，命定地要走一条规定好的道路。”他知道，在任何时候文学都和社会状况有必然的联系；有时候这种联系不很清楚，需要深入观察才能发现，需要仔细解释才能清楚证明，而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时期，他感到这一联系是如此清楚，不需细心观察就能发现。他发现产生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在较早时期从事写作的人数目很少；他们稀稀拉拉散布在欧洲各地，而且用已经没人说的语言写作。那时候没有什么社会生活，说话还没有成为一种力量。写作的人不是为社会而写作，而是写给彼此看的，社会回过来也把他们看做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书呆子。慢慢地文化和见识流传到了社会上层，作家们就和这些上层发生了关系；他们为王公大臣、为那些不需要劳动的一小批人写作。在路易十四时期，作家们试着讨好这一批人，得到他们的赞许时就受宠若惊。文化一点点地传布开来，直到形成一批真正的读者大众，这些人使作者不再依靠显要人物。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三世，为了给他的统治增添光彩，把伏尔泰召到他宫里，他不像路易十四对待莫里哀那样，带着屈尊下顾的态度，而是把他放在身边，显出平等相待的样子。一时间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权威和最伟大的思想权威平等地站到一起来了，没有人看得出这两大权威不久即将互相宣战。在这个世纪的后半叶，文人和一般社会之间不断进行交流。

古时候哲学家是严肃的有条不紊的思想家，他不管别人是否赞同，专心发展一种连贯的思想体系。现在这个词的意义有了变化；哲学家不再是一个寂寞孤独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深通世故的人，他说话的时候比写作或教学的时候多，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想讨好社会，争取它的赞许，达到这个目的办法就是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巴朗特看到了时代精神对作家个人产生强大影响的证据，像马布里神父这样的作家们本身是强烈反对时髦派的哲学家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由得不照他们反对的人那样做，以不同的办法获得同样的结果。另外他发现，由于上层社会不爱国的古典教育，公众走在文人之前，不理会并看不起他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本民族的过去，而去钻研费劲地从外国搬来的理想。孩子们在学校里，还没听到贝亚尔或者杜·盖斯克朗，早就在学习拼写艾帕米侬达斯和里昂尼达斯的名字了；让他们对特洛伊战争发生浓厚的兴趣，却没有人想到让他们对十字军东征感兴趣。日耳曼法律是自由人生活的产物，却逐步被专制统治的产物罗马法代替了。难怪作家们在向古代找寻题材并对希腊罗马产生热情时，发现法国社会的观众完全能够欣然接受！难怪在文学中民族传统遭到了蔑视和破坏！

巴朗特预先把十八世纪文学所造成的一切错误(连它的成就他也看做为错误)划到社会的账上，他这样便有了基础来冷静地评价许多卓越的作家。我们认为，他的评价把散见于流亡文学中的各种见解集中了起来，仿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

自从伏尔泰死后，他的名字便成了热烈辩论的题目，就像帕特洛克勒斯的尸体一样，巴朗特对他进行了冷淡的但并无敌意的评论。他很赞赏他的天赋，他那打动人心的一触即发的炽烈感情，那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口才和机智，还有那天生的毫不费事就能把思想组织起来和表达出来的能力。但是他感到伏尔泰在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时受到当时舆论的影响，希望讨好别人，希望成功。伏尔泰即使在晚年都喜欢作刻毒的无礼的讽刺，对此他感到遗憾。他谈到的就是这些。对于伏尔泰的正义感，他终生战斗的伟大之处，他却没有看见，也没有谈到。他声称对伏尔泰的评论是不带偏见的，但是他却巧妙地把他灵魂深处的激愤情绪(这可以说是伏尔泰生命最核心的东西)抹煞了。他说对伏尔泰的迫害是愚蠢的，却一次也没说它是恶劣的。他也原谅他，不是原谅他美中不足之处，他原谅的可以说是他的伟大本身——既然他原谅了，他也就显得真正希望公平地对待他了。

在所有那个世纪的伟大作家中，巴朗特只有对孟德斯鸠表现了真正热忱的崇敬情绪。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他身上他看到了一些他自己的品质。孟德斯鸠不是那种信笔写作的普通作家；他和巴朗特一样，是一个官员、高级官员，是一个有名的律师，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尊严地位和典范作用。巴朗特说道：“孟德斯鸠院长不处于文人所珍视的那种自由自在的地位，这种地位可能对文人的才能和性格是有害的。”从他对这位与皇帝对立的帝国官员的这种巧妙而又自相矛盾的话，人们可以感到他是在谨慎地为自己剖白。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巴朗特高度评价孟德斯鸠是没有错的。他同期的其他作家才气比他大，但孟德斯鸠由于准确地了解现实生活，了解官场和政府的情况，他有深刻的见地，这是别人所缺乏的，他比较温和，本世纪初叶人们对这一点是很珍视的。孟德斯鸠身上他所赞赏的许多东西，要是出现在别人身上，他是会强烈地指责的。他请读者把孟德斯鸠的作品《法意》和更早一些时多玛写的一本同一题材的书加以比较，以便看出孟德斯鸠在哲学上取得的进展。孟德斯鸠对宗教有适当的尊敬，却又认为这是一件次要的事。

他对狄德罗偏见最大；在评价他时他表现得心胸极端狭隘；狄德罗的急躁和粗暴使他看不见他的天才。一个天才凭冲动行事，总使人想到一种自然力的突然发作，这一点是巴朗特和他所属的感到惊恐和幻灭的那一代的其他人都不太理解的。狄德罗看来更容易得到德国人的好感，他们在思想问题上没有偏见，却不太容易得到这个时期他自己的过于敏感的同胞们的好感。歌德亲自翻译了《拉摩的侄儿》，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巴朗特却对狄德罗不停地放肆地攻击宗教使劲地加以谴责，对他作了这样的概括：“他内心深处炽热而混乱，他的头脑像没有柴的一盆火，他的才能放射出一些光亮，但他从未系统地加以运用。”这位对自然有极其深刻了解的十八世纪作家，受到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轻视，也是很自然的。

在十九世纪的审判台前被点到的最后一个十八世纪作家是卢梭，他必然是巴朗特喜欢的。他是这些作家中唯一重感情的人，而新的世纪一开始就重感情。在他们中间他也是最孤单的一个，而新的世纪正欣赏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他和那些哲学家及百科全书派是很不相同的；他的性格是由一种奇特的不愉快的生活形成的；社会和公众舆论对他没有影响。他没有家庭、朋友，也没有地位和国家，他在世上游荡。他在文坛上一出现就谴责社会，而不是去讨好它；他不仅不向公众舆论屈服，而且还设法去改变它。他的努力是获得成功的，而在别人获得好感的地方，他却激起了热情。所有这些巴朗特肯定是喜欢的。只要把巴朗特对卢梭的看法和他的朋友斯塔尔夫人二十年前发表的看法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对前一世纪精神的反动有了怎样的发展。他详细地谈到了卢梭生活的不纯洁之处和他性格中的缺点，这本身完全是有道理的，他在这方面的批评和斯塔尔夫人的热情辩护形成了自然的对比。他对卢梭政治学说的严峻看法是他的比较成熟、比较有批判力的思考的结果，而斯塔尔夫人在这方面却妇女式地努力为这些学说辩护。但是对于卢梭宗教改革的努力，他理解得远没达到她的水平。他反对著名的“信仰自白”、反对所谓“自然宗教”的主要理由是，这是一种没有公众礼拜的宗教。他说道，“这一点也是不足奇的，因为像卢梭的那种没有行动的道德观，必不可免会引起没有礼拜的宗教。”由于他的论断往往倾向于维护现存事物，这个自由思考的评论家竟发展到为教会反对卢梭的一贯做法进行辩解。

巴朗特的这种狭隘和不公道，也和后二十年间其他自由派作家的一些谬见和曲解一样，根子就在于正在传入法国的精神哲学，这种哲学经过不少抵抗，成了统治思想，实际上在库桑及其学派的努力下，被抬高成了国家哲学。如果这个哲学仅仅满足于尽可能清楚和令人信服地发展它的理论，它会像所有其他哲学一样，会引起人反对，但不会招致敌视和厌恶。然而它的倡导者们从一开头，在每一个它传入的国家，都表现出了不科学和不吉祥的倾向。他们与其说是努力证明他们的理论，毋宁说是为这些理论的道德和宗教倾向辩护。他们不是去驳斥他们的对手，而是以多得多的力量去证明他们没有对高尚事物的感情，没有崇高的热情，没有责任感和炽热的感情。

斯塔尔夫人对感觉论的担心，不是担心这一哲学本身，而是担心它产生的后果。这位心胸高尚的女人，尽管热爱真理，在哲学上不过是一个半瓶醋的爱好者，她只是天真地担心信奉感觉论的心理会使人毫无抵抗地向拿破仑的暴政屈服；因此，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她起来反对它，巴朗特作为一个男人，没有她的这些理由。但他也感觉到，笛卡儿和莱布尼兹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玄学中代表“善”的人，就仿佛玄学中也会谈道德原则似的。他评论道：“可能有时候他们在迷濛的地带也会迷路，但至少他们是力图向上的；他们宣讲的东西和我们深入思考自己问题时产生的想法是一致的；这条道路必然通向最崇高的科学，通向宗教和伦理学。”他接着描绘人们如何产生厌烦情绪，不再跟他们走，转而走上洛克和休谟的道路，他们的学说他不是描绘成一种自相矛盾但却有一定道理的片面性的东西，而是描绘成人性堕落的产物，是糟蹋科学。他认为，人们不仅有道理地并且“愤怒”地反对斯宾诺莎(还有霍布斯)，是很自然的。

他把经验主义者的理论和康德的著名论断加以比较。康德认为领会力的纯概念的源泉存在于灵魂的本性之中，天生的基本的宗教观念所有民族和任何时代都有。他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有人相信来生，尊敬死者，埋葬死者，坚信死者的生命并未就此结束，最后他们还相信，宇宙有开始的时候也有终结的时候。这些在他看来，正像贡斯当的看法一样，是构成宗教坚实基础的精神因素。他不知道，这些因素还可以分解为更简单的和宗教感情毫无关系的因素。因为，他并未自由、独立地进行考察，只是觉得继承他所谓的“崇高哲学的光荣遗产”是荣幸的。

对于把道德置于经验基础上的努力，他也以类似方式进行了抨击。他说道：“人们不是从存在于所有人们心中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出发，却企图把道德观建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和功利考虑之上。”他显然完全不能理解，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本能促使对立派的思想家们去把正义感分解为最原始的因素，并说明它是怎样起源及如何形成的。他只是用猛烈的愤怒的语言说明用这种方式不可能导致天启教，“怀疑论早已否定了对神的证明。”就是同一个曾经赞扬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赞同这位作者把宗教说成是次要的事的人，尽管有着当时常见的半心半意的态度，却对经验论哲学家企图发现构成正义感的因素，感到震惊。因此，我们在巴朗特身上看到愚蠢地玩弄sensualism这个名词的双重意义的开端，这个词在以后整个世纪中将成为虚伪和卑鄙的人手中的一个武器——这个词有时用来作为感觉论哲学的名称，有时表示耽于声色，或者用来代表人生目的就是追寻声色之乐的那种哲学。巴朗特和库桑一样，为本世纪头几十年在法国流行的肤浅的不科学的唯灵论辩护，认为它是鼓励品德和道德的哲学。

斯塔尔夫人为巴朗特的书在当时的报纸《法兰西信使》上写过一篇评论。新闻检查官禁止发表，但晚些时候又没作改动地刊印了。文章只有三页，但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评论家看出作者的天才了。她开头说了一些热情的话，赞扬这位青年作家的成熟和罕见的稳重态度，只是对他还没有尽情谈他的印象感到遗憾，并提醒他说克制并不永远说明有力量。接着就仿佛一道亮光闪过，她透过这本书的偶然的个人的优缺点看到了新世纪的思想特征。在考虑这部作品的时候，她似乎突然鲜明地看到，满怀着愉快的改良劲头的她，不过是前一个坚信进步的世纪的产物。巴朗特的书在她看来预示着过渡阶段已经结束；她在书中看到的对现状的忧郁的无可奈何的态度、那种宿命论和对既成事实的尊重使她感到惊讶。她看出，这种对环境压力的忧郁的无可奈何的态度将是新时代的特点之一；她预感到新时代的哲学将在很大程度上包含这样一种论证，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她似乎以天才的远见看出了，“现实”这个词将证明是多么模糊，这句话将会造成对于现实环境的多么大的盲从。她以下面带有先知智慧的话结束了她的评论：

“十八世纪过于绝对地宣布了原则；十九世纪可能会以过于无可奈何的态度来解释事物。十八世纪相信事物的本性，十九世纪只相信环境的力量。十八世纪希图控制未来，十九世纪却仅限于努力去了解人类。这本书的作者或许是第一个明显地带有新世纪色彩的人。”

这番话的文体和内容都是同样引人注目的。斯塔尔夫人熟悉的杰出人物中间，巴朗特是最年轻的一个，但没有一个像他那样清楚地摆脱了前一个世纪。别的人都纷纷离开十八世纪这艘正在下沉的船，登上十九世纪的船，一点点地装上所有该带上的货物和粮食种子；但这艘新船仍然靠在破船旁边，靠得紧紧的。是巴朗特割断了缆绳，把它送进了广阔的海洋。

1. 詹森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教派；詹森(1585—1638)为荷兰神学家。
2. 马札林(Jules Raymond Mazarin，1602—1661)，法国大臣，后任红衣主教，由于征税等问题，和议会发生多次冲突。佛隆德(the Fronde)，义为“投石党”，指1648至1653年间法国贵族和议会联合反对马札林的政治势力。
3. 黎希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法国政界铁腕人物，曾任红衣主教，对贵族进行压制，加强了王室的权力。
4. 马布里神父(Abbé de Mably，1709—1785)，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5. 贝亚尔(Pierre Terrail，Seigneur de Bayard，1473—1524)，法国著名军人。杜·盖斯克朗(Du Guesclin，1320—1380)，法国军事领袖。
6. 艾帕米侬达斯(Epaminondas，卒于公元前362年)，希腊将军。里昂尼达斯(Leonidas，卒于公元前480年)，斯巴达王，波斯入侵时，率三百战士坚守关口，英勇战死。
7. 帕特洛克勒斯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人物，希腊英勇战士，在攻打特洛伊城时牺牲。
8. 库桑(Victor Cousin，1792—1867)，法国哲学家。
9. 参阅《法国文学简介》第213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