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散文

第一节　概述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散文创作的派系，通常都以政治倾向来划分，即属于左翼作家的散文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散文，以及政治态度比较超越的京派及其他作家的散文等等。这种政治化的分野的确是30年代散文的一个特征。但如果顺着“五四”以来散文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会发现30年代散文创作的文体意识比前一时期大为加强，不同创作理论的追求往往不只是反映着政治倾向的分野，在更大程度上还体现为对散文的社会功能与文体要求的不同理解。30年代散文并没有因为政治化和诸多论争而走向危机，相反，由于多方面的艺术探求而获得了生机。作为左翼文坛主将的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林语堂提倡和创作的幽默小品及“京派”与开明同人的散文，在小品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文学的创作愈加成熟，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有阿英编撰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和邹韬奋、范长江、夏衍等报告文学的出版。

教学建议

1．对拓展练习第1、2题的完成与掌握。

2．范长江是我国著名新闻记者。1935年7月，他从成都出发，经过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翻越皑皑的大雪山，穿过莽莽的原始森林，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作惊人的西北旅行。他根据占有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报道了沿途的见闻和观感，并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报道后来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很短的时间内一版再版，轰动全国。《中国的西北角》的历史价值值得重视。

3．报告文学在第二个十年的成熟与发展过程的把握及对代表性作品的阅读理解。

精读作品

夏衍：《包身工》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评论摘要

1．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鸦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第四卷，567、5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进一步看，和前十年相比，散文的领域发展了。它所开拓、增益的方面日新月异了。作者大量增多，眼界扩大了，心胸开阔了，生活视野，关心的事物，以至意境情趣，更为广泛而多样了。散文的取材和立意，显见丰富。立足现实，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大事、时代风云、社会动态、日常琐事以至一时的感受和稍纵即逝的心情意绪，多能随手拈来，形诸笔墨。因为发扬了“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形成说真话的风气。讲肺腑之言，抒由衷之情，写真切的见闻感想。干扰虽多，顾忌不大。作者仍能各有自我表现，由此蔚成不同的风格。

吴组缃：《关于三十年代的散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3）。

3．在黑暗现实和当权政府的压迫面前，30年代的作家做出了不同的文学选择。散文创作领域，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团结在《巴尔底山》《涛声》《太白》《新语林》《蟋火》《芒种》《杂文（质文）》等杂志周围，以新的、生存的小品文为号召，仍然坚持“五四”十年“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并高举起更鲜明的反抗的大旗，向统治者及其帮凶，举起了匕首和投枪，走向了一条“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叛逆的路，人称太白派；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一派作家，集结在《骆驼草》《论语》《文艺茶话》《人间世》《宇宙风》和《逸经》等刊物周围，以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为号召，他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退而苟全性命于乱世，走的是一条从叛逆到隐逸的路，人称论语派。……在形成对垒之势的太白派散文和论语派散文之外，30年代散文创作园地还悄然而坚实地生长着其他一些作家的创作。其中，围绕在《大公报·文艺》《水星》《文学季刊》等杂志周围，得到郑振铎、沈从文、巴金、靳以等作家赏识和提携的一批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缪崇群等，是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一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称他们为水星派作家。水星派作家是一支既没有共同创作纲领、也没有同仁文学组织的创作队伍。他们是以创作较富艺术性的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见长且形成比较一致的创作特色的。……创作之初，以写作表现内心苦闷、寂寞、忧郁之感的抒情散文为主；以后，则慢慢地将眼光从一己的内心生活转向广袤的社会人生世相，以创作写人记事的叙事散文为主。而无论是抒情散文还是叙事散文的创作，水星派作家比起同时代其他散文作家来，都更着意于对散文艺术的孜孜以求。

王爱松：《论三十年代散文三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4．中国报告文学的成熟和繁荣则在30年代，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30年代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需要具有很强新闻性和纪实性的文学样式作出迅速的反映。二是“左联”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三是外国报告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和推动力。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52～25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周立波认为，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还在萌芽的时期”。对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评：一是“缺乏关于显示事情的细密的研究和分析”，即没有锐利的眼光，对所报告的事物不能发表正确的世界观的批评意见，从而产生了“对事情的全面没有赋予明确的形象”的不良倾向；二是文学性不足，“不能用艺术的手法浮雕出来”；三是在选材上，对一些揭露旧社会黑暗，或是歌颂爱国英雄的事件有所忽视。这些批评比较符合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实际情况，对推动报告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50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6．报告文学是关于事实的报告，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可从文本中淡出。相反，它要求主体表现出鲜明的价值评判的倾向。报告文学是一种主体外化的文体；报告主要是指事实的报告，同时也应是研究分析思辨的报告。《包身工》的文体范型意义在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夏衍在展示对象具体的生活境遇的同时，对包身工制度形成与维持的原因作了分析，并且基于大量残酷的事实，并不只作现象展览或客观的评说，而是亮出自我，充满激情地论评事实。这种深得现象本质的议论，有效地增强作品批判控诉的逻辑力量。……由《包身工》昭示，夏衍不仅具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善良、勇气和正义感，而且也有思想家鞭辟入里的深刻性。报告文学文体中的论评性文字，是主体人格与理性智慧外化的一种载体。

丁晓原：《1936：报告文学年的存量与意义》，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3）。

7．读范长江的新闻通讯作品，有一种满足感。伴随记者的足迹和视线所及，有如看到一个技巧娴熟的摄影师在巧妙地调度着镜头：忽而近景特写，忽而广角远景，忽而鸟瞰，忽而插入闪接。他善于揣度读者的阅读心理，素材或目睹或耳闻，随手拈来，多不胜收。……范长江善于把自己长期积累的知识自然妥帖毫无炫耀地穿插在新闻作品中，使读者获得历史、地理诸方面的参照，给人以立体感。

李永波、刁康：《名记者的风范：范长江综论》，载《社会科学辑刊》，1996（4）。

泛读作品

邹韬奋：《萍踪寄语》《萍踪忆语》

范长江：《塞上行》

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

评论文献索引

汪文顶．“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谈30年代几位青年散文家的创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2（4）．

李炳银．报告文学的生成演进及收获．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何轩．被遗忘的现代性：二三十年代美文小品的重新评价．求索，2005（10）．

张春宇．1936年的丰收（一）：里程碑式作品的诞生——堪称“典范”的《包身工》．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王醒．《中国的西北角》的历史价值及版数考证．新闻出版交流，1999（5）．

王洪祥．从中国西北角走出来的名记者——范长江．当代传播，199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