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琳达的虚荣消费说开去

上流社会的时髦小妞比琳达是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的名诗《夺发记》（1714年）中的主角。她每日的要务是梳妆打扮，卖弄风情，品啜咖啡及鏖战牌桌。一日，一轻薄少年公子因和别人打了赌，趁她专心致志打扑克之际偷剪了她的一缕头发。一时间天地惊而鬼神动，引得红颜大怒，人间平添一乱。

诗人动用了史诗的全部豪华行头和重型武器来处理这一巨大“侵犯”事件：利剪张开又合拢，满目刀光剑影，冥冥中保护美人的气精当下身首分家。读着蒲柏那铿锵华美、朗朗上口的诗行，人们常常忍俊不禁。蒲柏显然是在邀请我们的笑——他故意小题大做，半是讥讽、半是戏耍地炫示着史诗风格和琐屑题材之间的强烈对比。

然而，笑过比琳达们的无聊，转念再一想，不禁却又有几分肃然：诗人何尝不是抓住了时代的主旋律和重大题材？决定万千人命运的决战何必不在闺房客厅？君不见，今天我们的电视节目里不也充满了洗发水和香膏宝饰之类吗？

在蒲柏的时代，闺房和化妆台引人注目地变成了社会的关注和时代的缩影。日上三竿，一丝不苟地迟睡晏起的比琳达终于披衣坐到梳妆台前。台上摆着各种按“神秘次序”排列的瓶瓶罐罐，脂粉在第一道程序中便力夺天工，镜子里映现出的影像宛若天仙，而镜前人却是“略逊一筹的女祭司”：

在她的祭坛旁边，

颤抖着，开始了祭奉骄傲的仪典。

无数的宝藏被同时开启，于是——

呈现出来自全世界的种种珍奇；

……

这个匣里闪耀印度宝石的夺目的光芒

那个盒子飘出阿拉伯香料的万种芬芳

小小梳妆台实在是个微型的万国博览会。把女性梳洗转化为祭祀虚荣的神圣仪式并使小女子闺中的个人举动变成“国家大事”的，乃是现代商业的魔棒。因为狂热的虚荣消费是18世纪工商业繁荣的后果和伴生物，又似乎是它们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和动因。正因如此，咫尺私人空间才得到了空前的关注，描述战争的史诗语言才会被如此慷慨地倾倒在了区区内室。蒲柏不过是在笑骂之间有意无意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当代几位著名学者撰写的《一个消费社会的诞生》（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不但率先开始了人类历史中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也持续进行着一场与之密切相关而且同样意义深远的消费革命。该世纪结束时英国已具备了现代消费社会的种种主要特征。17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廉价纺织品空前地激发了英国人的购买欲，于是主张扩大家庭消费的论者随之恍然发现了“嫉妒、攀比、追求奢华虚荣和膨胀的野心的驱动力量及其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把人看作是“一种欲望无止境、能够驱动经济不断实现新繁荣的消费动物”的新观念日益流行。与《夺发记》几乎同时问世的曼德威尔（1670—1733）的《蜜蜂的寓言》可以说是这一派见解在文学中的典型发言。他认为奢侈、贪婪和虚荣等私人恶德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使国家和社会从整体上更为富足。书中的一首诗里有这样的字句：

邪恶的贪婪，

那被诅咒的怪异而有害的罪愆，

其根源在于屈从于放纵淫靡，

这上等人的高贵罪过。

奢侈使唤着上百万的贫民做工，可恶的骄傲又另外把千万人雇佣。

无谓的虚荣，以及嫉妒本身，

正是执工业之牛耳的掌门人。

它们最心爱的把戏，

是在饮食、摆设和服饰上挑三拣四——这可笑而又古怪的弊端，

成为轴轮驱动商业运转。

它们的法律和衣衫，

都时时更替，常变常换。

事态也似乎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证实这种见解：虚荣在产和销两方面全面支撑着人满足温饱以后的消费竞赛，并由此促进了国家兴盛。一方面商业和制造业相互竞争，不断推出新的消费目标；另一方面消费者们则无止境地追求更高等级的商品。在某个意义上，有许多比琳达热衷于对镜贴花，才有大英帝国海外贸易的兴旺繁荣。

市场（market）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它不再专指做买卖的场所，而是以更模糊的方式指涉人们的可不断扩张升级的购物消费活动。虽然英国至今保留了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痕迹，商业化的程度和美国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但从许多基本方面来看，说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英国是所谓现代“市场经济”的始作俑者（或之一），恐怕并不为过。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心理逐步形成了。工商界开始有目的地把物品与其特定的消费对象联系起来，并大肆渲染强调消费方式的等级差别：将其划分为最下层的农民、工匠，中等阶级的农场主、店主和制造商，属于“士绅阶层”的批发商人和地主，以及王公贵胄等。连勉强可得温饱的穷人也须有一套“起码像样的用品”（decencies），才能在本阶层中不丢脸面地生存。一个家当约值10镑的人的遗产从“火铲，煤锤，烤具，几只家用风箱，一铜罐，木家具”起，直到“两个旧烛台”、“室内用亚麻织物”、“一把铁肉叉”和“一台锡牙光机”等，数数也得有几十种。有25镑家产的人家就更讲究了，拥有“钟和钟匣，四只铜盘，桌布餐巾，乃至多达25先令的书”。上述穷人的家产几乎都是必需品，如若给今天的中国贫困家庭制作“脱贫”标准，恐怕大部分可以列入其中。但是，穷人居然也要开遗产清单，而清单又是如此无微不至，如此关注一些不见得直接和使用有关的性状或细节（如点明某物为“铜”制或“锡”制），则折射出了一种对“物”本身及其可能具有的象征含义的关心。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里，物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社会地位乃至人的品质的标志。于是什物耐人寻味地变成了decencies（decency的首要含义是“体面”或“适当”）和人的地位或尊严扭结在了一起。

物品的象征含义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涉及人群的广度等却发生了重大改变。与往昔不同，此时商业操作强调消费的等级差别不是要求人们各安其分，而是意在让人感受到向下跌落的威胁或向上攀爬的诱惑，从而更积极地投入持续的购买活动。由此，人的虚荣心受到了空前的激发，消费本身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路径。挣钱或赚钱是为了消费，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钱财；家境越富裕，就越是注重商品的象征功能，非必需品就越多，“消费”就越成为比富争奢的过程。有位名叫科贝特的人，曾挖苦地描述新一代中产阶级追求时髦的心态：“摆上几把招眼的座椅和一个沙发，挂起六七幅镶有镀金框的版画，装满小说的旋转书橱……许许多多的酒瓶、酒杯和‘一套正餐餐具’、‘一套早餐餐具’以及‘甜点刀具’……最糟糕的则是parlour（法文，客厅），还有地毯和拉铃。”这消费攀比的热烈景象和氛围，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恐怕是再熟悉不过了。

如此这般的消费竞赛究竟把人带向何处？很多18世纪的英国人觉得心中无数，不免忐忑难安。如果说蒲柏对比琳达的梳妆台的描述既是讽刺也是认可，甚至不无夸耀，那么斯威夫特尖刻的针砭之词就可说是痛心疾首了。他笔下的格列佛在游历了小人国、大人国之后，来到了由马主宰的慧骃国。慧骃的乌托邦没有国家机器，没有金钱或商品，没有泛滥的欲望。而它们的地界中的人形动物耶胡则肮脏自私，互为仇敌。慧骃不理解在格列佛的国家里，人何以不辞辛苦地去欺骗抢劫、杀人放火。于是他——

只好又费了半天的唇舌向它解释钱有什么用处……如果一只耶胡拥有大量这样的贵重东西，它就可以买到它所需要的一切。比方说，最漂亮的衣服，最华丽的房屋，大片的土地，最昂贵的酒类和肉食。他还可以挑选最美的母耶胡。所以我们那里的耶胡认为，不管是用还是攒，钱都是越多越好，没有个够的时候，因为他们天性如此，不是奢侈浪费就是贪得无厌。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们的民众大多数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仅仅为了拿到少许工资而不得不每天劳动，让少数人过阔绰的生活。给我们的一位有钱的母耶胡预备一顿早餐或一只盛早饭的杯子，至少要绕地球转三周才能办到……为了满足男人的奢侈无度和女人的虚荣，我们把绝大部分的必需品运往外国，再从这些国家换回疾病、荒淫和罪恶的原料供大家享用。因此多数居民必然会无以为生，只好靠讨饭、抢劫、偷窃、欺骗、拉皮条、作伪证、谄谀、教唆、伪造、赌博、说谎、奉承、威吓、包办选举、滥写文章、星象占卜、下毒药、卖淫、假充虔诚、诽谤、自由思想，以及种种类似的事情来口度日。

看来事情毕竟不那么简单，虚荣和贪婪并非只是听来有些刺耳。否则，这样一些利国利民的品行何以千百年来一直担了恶名，而且连曼德威尔之类的辩护士也不愿把这个“恶”字去掉呢？官场不得意的斯威夫特被宫廷打发到僻远的都柏林，于是他清楚地看到了贪婪和奢侈的另一面。那些年里斯威夫特曾写过大量尖锐透辟的政论和讽刺文，控诉英帝国对爱尔兰的残酷无理的盘剥和压迫。他亲眼见证了在比琳达们的梳妆台和牌桌的背后有爱尔兰的饥民，和繁荣并存的是那一长串在本土和殖民地泛滥成灾的罪恶和丑行。

更让人一时解不透的，是“虚荣”本身。虽然态度几乎截然相反，但斯威夫特和曼德威尔都同样把贪婪归结为“虚荣”。而虚荣呢，又被视为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虚荣果真是天性吗？倘若是的话，其本质是什么？如果说好奇心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源于生产活动，那么“虚荣”恐怕是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吧？也许正因虚荣心被普遍看作是对他人的肯定和尊重的渴求，休谟才把它定义为一种“社会情感”，而曼德威尔也才会认定，对美德的追求其实也同样出自虚荣心？但若果真如此，追逐虚荣的人，特别企图通过对物的占有来炫耀的人最终可能得到满足吗？虚荣和“荣誉感”是怎样的关系？比人低级的动物有没有虚荣心？原始部落里的人呢？是不是正因为阶级社会剥夺了许多人起码的尊严，又赋予了另一些人诞妄的权势，才使朴素的原始荣誉感蜕变成虚荣心？因为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从而就空前地助长了人对虚荣的追求？因为现代社会日益把人变成孤独的个体，把每一个他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敌手，所以人才更疯狂地在消费和对物的占有中寻找被自己扼杀掉的某种人际关系的影子？由此，虚荣才真的成了“虚空”，成了对水月镜花的追逐？

从班扬的《名利场》（也译《虚荣市场》）起，虚荣似乎便和市场及买卖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至少就英国的情况看，是商业运作有目的地鼓励了民众的虚荣心，而又正是消费狂热使虚荣成为令文人墨客困惑不已的热门话题。自那时以来，两百多年里众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近来时髦的文化批评家一定就此发表了许多高见，我还没来得及考究一下。不过，看看今天满世界的人在广告的驱动下追逐最新牌号的电脑和汽车的架势，仿佛是我们大家至今也没能想个明白。要不，说不定，就算哲人想明白了也没用；有法力无边的商业机器热情鼓励，我们无可逃脱要在虚荣的路上一往无前。在班扬的笔下，“虚荣”是人们力图战而胜之的弱点，而今在美国，“名利场”已堂而皇之地成了流行刊物招徕读者的魅力无穷的标牌。

也难怪那位从马国归来后无法忍受耶胡臭气、在鼻子里塞上香料的格列佛要狠狠地抱怨说，人（耶胡）“这种动物是全然不能通过训导或实例来教育的”。

斯威夫特所传达的是绝望，还是太急切的期望？

是骂一个具体的国度和世道，还是骂普遍的人性？

或者，捎带还挖苦那个在马国申请长期居留权未果，归来后又百事不顺心的格列佛先生？

1. 威廉·科贝特（1763—1835）：出身于农民家庭，曾两度到美洲。除了写作，还曾当兵、务农，参与政治事务，其最著名的作品为《乡间行》（1830年）。
2. 自由思想：指不利于宗教信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