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重新定义每个个体

经管学院

郑立文

我习惯在每一本书中找寻自己的影子。有人说，读书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它让人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万千光点中模糊的一个；但在我看来，阅读又必然会带有个人的印记。

《瓦尔登湖》却是一本充满了回忆与自传性质的书——于是，我尝试着将我浅薄的人生经历与本书重合，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独家感受。当梭罗在描写自己建造小屋的经历，还有瓦尔登湖旁“实际不宏伟”的景色时，我觉得我能看到一些故乡的影子。

高考过后我从北京回到老家，事实上，我也只是个故乡的匆匆旅客。北京给予了我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更宽广的眼界与人际交往圈；它也让我看到了竞争的紧迫性。当我回到家，我没有办法放慢自己生活的脚步，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无欲无求，却这样快乐。我们可以住已经三十年的房子，可以接着用推拉式的窗户，可以从雨后的青苔上从容地走过；我们可以吃不到山珍海味，买不起奢侈品牌，可以坐不了小轿车，逛不到高级商场。可每个我不认识的同乡都朝我和善地笑着——也许小城的学生会为课业压力抱怨，也许青年们还在为找工作而奔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快乐的。

于是我开始一点点回忆自己在故乡的日子：未来并不是那么明朗，前方有许多艰难险阻，但还好，我还有很多的机会，有知识来改变命运；还好，我还是很快乐。

而现在的我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奔跑得比原来更卖力，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似乎变得越来越清醒，对自己的责任感越来越强；但我好像永远不能满足似的：因为知道了前路漫漫，承载了太多的期待与陌生的注视，所以才无法停下跋涉的脚步。于是，“欲望”驱使着我走得越来越快。

但，当我躺回童年的木板床，看向故乡的天空，看到长江水高高地涨起，我好像也有些明白了，就好像近两百年前，梭罗发出了一声感叹：

“我脚下的地方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是啊，生于小城，与梭罗近似的人生经历，似乎让我有了一种特权，让我能够感同身受着看到一个梭罗的侧面。梭罗好像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用轻蔑的眼光审视着整个物质世界；而这其中的我，则仿佛被嘲笑了。

因此我认为，《瓦尔登湖》不是否决工业文明，也不是惋惜“古典之殇”，不是倡导文明后退，而是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明？

当我们以物质的堡垒为基础，构建起隐形的、社会中的条条框框，定义出高等的城市、高等的人、高等的生活品质时，我们真的能培养出精神的贵族与国王吗？

梭罗显然是在追求一种极致的自治，似乎是在重新定义一种“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希望每个国民不是把自己当作合众国的公民来活，而是当作自然的儿女。我们都是自然界的产物。

于是他说：我们不过是人而已。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付出等量的劳动，我们就可以简单地生活，我们可以抛弃物质的辉煌，来成就精神的自我超脱。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人：将人从人类社会中抽离出来——现在我们既不谈什么契约精神，也不说什么自由平等，更不言披上诉求与欲望外衣的人文主义；我们谈谈自己作为大自然中的生物，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对物质的诉求，让自己快乐了吗？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有这样准确的定位，这个社会的隐形架构，会不会更加完善，更加牢固，更加富有秩序呢？我们的贫富差距，会不会逐渐缩小呢？

我想，这便是梭罗希望告诉我们的：摒弃世俗的眼光，解放人的天性，无非将自己作为个体活着。我们生存需要吃穿住行，却不一定需要享受锦衣玉食；我们可以诉求更好的生活，却应该建立在最基本的要求之上，且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不排他——人的满足感本身就来源于自己的定义，又为何一定要比个高下呢？

在社会竞争的洪流之中，当代的青年，必然不能够逆流而行，因此我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追寻梭罗这种非排他性的自由；但我们能做的，是尽量顺从自己的本心活着，是在诉求目标时，试着享受既定生活的过程——去寻找一些快乐，去让自己快乐。

让我们重新定义每个个体，重新定义“我”。不用别人的爱好，定义我的存在，走在自己的路上，梭罗是我，我即梭罗。

作者简介：

郑立文，女，来自北京市，毕业于北京市十一学校，201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曾获2016年清华大学新生奖学金、2015年度十一学校校级年度荣誉学生提名奖、第五届“方圆”奖学金。

母校寄语：

致最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你远来是为的这一座山/你在阶梯上远望西山的风和雨/在穹顶下辽阔了心胸

你远去是为了山那边的海/思方行圆，志远意诚/携你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你们真的很幸运——毕竟，在十一的每一天都弥足珍贵。在这里，你们能够找到自我，但亦深知规则与契约的力量；你们能遇到最真挚的老师，最友善的朋友。

记住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实而自省地走下去。

天下谁人不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