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总 序

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 作者:孙诗尧


总 序

本套丛书中刘大先先生的著作题名为“千灯互照”,本是形容中华多民族文学丰富多彩、交相辉映之态,现借以形容这套总数不过十本的丛书,自然太过夸张,但若以点出本套丛书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多样性、丰富性,虽仍夸张,却并非漫无边际。至少我们的确可以罗列出本丛书相关的三五特点。第一,以主题、研究专题、研究领域为集结的文学研究丛书自然很多,但征诸不同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将其成果集结起来,组成一套研究品质较为纯粹的丛书,且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样的情况恐怕还不多见。第二,本丛书的作者为中青年学者,有的已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多年,成果丰硕;有的虽然才博士毕业几年,但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更有几位已跻身于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前列。本丛书收录的十本著作中,或是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或是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这都保证了丛书的新锐性、前沿性、专业性与可靠性。第三,丛书的主题、领域、视角多样丰富,所涉族裔文学现象多样,时代纬度参差交错。有神话与史诗研究,民间口头文学及说唱文学研究,族裔文学个案剖析与多民族文学现象的互动分析,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及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表演现象的宏观扫描及理论概括,某一族裔文学、文化经典传统个案的诗学理论之内在结构、文本肌质、表演仪式、叙述模式的深度剖析与细致型构,某一族裔当代文学创作的文化转型、民族心理与时代张力的考察,族裔母语文学的考察或母语、汉语双语互动的分析,等等。第四,丛书名为“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这并非政治正确的口号,而是本套丛书研究特点的自然呈现,更是丛书作者之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观察与理论回应。而具体落实于本丛书上,则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共性——互文性。第五,互文性。中国多民族文学、文化的互文性,某一具体族裔文学、文化现象中的互文性,也为本丛书多数著作的特点之一。这既是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更是中国多民族历史、文化、文学互动的自然结晶。比如神话研究,自新时期以来重新恢复生机,国外各种神话学理论渐次被介绍到中国,积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神话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神话所表征的民族或族群关系之“分”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研究者、研究对象、接受群体的民族身份的“同一性”也似乎愈益强化。而《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的作者王宪昭先生,在多年材料与研究积累的深厚基础上,有力地考辨了我国多民族神话“同源母题的作品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一现象,不仅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神话文本的互文性解读,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增添了丰富多彩而又切实有力的论证。再如《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一书,从书名上看,此书似乎只涉某一具体族裔的母语诗歌创作,但实际上,锡伯族的形成,它从祖国的大东北迁徙到大西北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宏伟史诗。因此在锡伯族的诗歌中,故土的大兴安岭、白山黑水,新家园的乌孙山脉、伊犁河畔,交相辉映;“大西迁”的刻骨铭心与“喀什噶尔”的深情咏叹,互为参照;族裔情感与国家情怀,水乳交融。满、汉、蒙、哈、维等语言因素都不同程度地结构或渗透于锡伯语中,因此,本书相当关注锡伯族母语诗歌创作与汉语之间的关系,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东巴叙事传统研究》一书,以更为纯正的理论品质,更为肌理性的文化、文本研读,从多角度、多层面探究了东巴叙事传统的成因、传承、流布、特征,并通过深描东巴叙事文本在祭祀仪式中的演述,揭示了口头文本、书面文本、仪式文本、表演文本在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空间中的互文互构关系。作者还把东巴叙事传统与彝族、壮族、国外的史诗作了横向的比较研究,对当下的民间叙事学、史诗概念及类型作了深入的反思,表现出与国内、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对话的努力。

说到研究之间的互文性,对有心的读者来说,其实从本丛书的不同著作中也不难发现。比如说,丛书中有的研究主题相对比较封闭、形式化,所说、所论也容易被归为某一民族的特点,这尤其表现在那些神话或史诗研究中。而另一些有关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则相对更注意“民族”“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相对性、建构性。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对照性阅读,或可互为弥补、相互启发。

比如《彝族史诗的诗学研究——以〈梅葛〉〈查姆〉为中心》和《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所论文学现象皆属彝族,而前者着重于通过细读《梅葛》《查姆》揭示彝族史诗的诗学特征,后者则更敏感于新中国民族识别、少数民族文学工程的实施,之于整体性的彝族诗歌、彝族意识的生成、流变与转型的促动。这样,后者之于前者可能就对“彝族”“彝族文学”的天然性、自在性多了质疑性价值,而前者则又可能提醒后者,彝族、彝族意识、彝族认同的建构,并非权力、他者的随心所欲。这样的互文性阅读,有可能突破本丛书有限的数量,更为宽广、丰富、深入地去理解、把握中国文学、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之复杂性。

当然,不管本丛书的认识价值与问题视野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其视域肯定是有限的,况且收录其中的著作质量并非齐一,也自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个中缺憾不知有无机会弥补。

感谢王佑夫、关纪新两位先生对本丛书的大力推荐,感谢丛书作者惠供大作,也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的鼎力支持。

姚新勇

2017年7月

于广州暨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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