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期经历了战乱流离和母亲的意外去世，金庸辗转来到了高中。在碧湖的联合中学，一篇《献给投考初中者》让他小有名气，但之后，他竟然撰文惹祸，险被开除。如果说中学时代的金庸是年轻气盛，鲁莽冲动，那么大学时的他就是有意识地反抗，不愿沦为政治的机器。

求学之路总是曲折，也许天才注定与常人不同，他依旧保持着好学的精神，在战火连天的环境下不远千里赶赴陪都重庆，演绎了一场跌宕起伏的求学经历。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家乡，感叹战争残酷、韶华易逝。

1．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查理”

1939年9月，查良镛在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开始了自己的高中生涯。高中生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不仅是上学地点变成了龙子庙，就连上课的一些设备、仪器都丰富而多样起来。而最令查良镛惊喜的是联合高中的名师相比联和初中大大增加了，查良镛所钟爱的书籍也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图书馆中被陈列了起来，其中不乏一些中外名著。

除了声名在外的任课教师，令查良镛更为欣喜的是，他再一次见到了曾经患难与共带领自己和同学们完成南迁之旅的张印通校长，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充斥着查良镛的内心。高中的生活环境依然艰苦，校园里的学习气氛仍然浓厚。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驰骋，初入高中的查良镛体会了一种如鱼得水的畅快。但是好景不长，命运似乎注定查良镛要度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所以赋予了他一些仗义执言的狂傲之气，然而就是这股狂气，险些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并且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

联合高中的校风较为自由开放，课外生活也较为丰富，学校鼓励学生向多方面发展，于是在校内设有一些用于自由编写，可供发表的壁报专栏。在壁报上，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发文格式也没有约束。查良镛曾看《虬髯客传》，对此感触颇深，一番考证和欣赏之词就曾登在壁报之上，当时的高三国文老师钱南扬对此大为赞赏。这样看来，发表文章原是培养查良镛文学修养的良好途径。然而查良镛偏偏有着一颗爱打抱不平的侠义之心，再加上一股年轻气盛的狂傲之气，大肆抒发情绪的同时，也为自己招致了灾祸。

1940年上半年，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在壁报上登出，署名是“查理”。文章描述的是阿丽丝不远千里来到浙江省立临时高中，被东方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正想要好好欣赏这番景色，不料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突然出现，它肆无忌惮地在联合高中游窜，不断地吐露毒舌，喷射毒液，并且还凶狠地出言威慑学生：“……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定叫你永世不得超生……如果……如果……”这条眼镜蛇一会儿窜到教室，一会儿出现在操场，就连食堂也被它搅得天翻地覆……学生们皆是一副惧怕的样子，不免人人自危，谈之色变……

从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是一篇寻常的童话作品，但在校内却引起了极大反响，“眼镜蛇”迅速被同学们映射到了身为训育主任的沈乃昌身上。原来，这位训育主任为人极其尖酸刻薄，他时常在校内“巡查”，一遇到男女同学走得过近，即便是正常来往，也会被他开除；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做一些别的课外活动，就连下围棋也会被他带到办公室训话。他教训学生的时候总是张口“如果”，闭口“如果”，所以同学们在背地里都称他为“如果”，然而对于沈乃昌的“强权”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如今这位名叫“查理”的同学却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抒发了自己以及同学们心中的怨愤。消息在须臾之间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这位敢于直言的“查理”不是别人，正是“少年狂，正当时”的查良镛。

然而就在同学们深感大快人心的时候，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篇传遍联合高中的《阿丽丝漫游记》同样也传到了沈乃昌的耳中，沈乃昌看罢，顿时暴跳如雷，竟敢有学生公然讽刺自己，挑战训育主任的权威，这是要造反吗？！沈乃昌立刻向学校表明，一定要开除写文章的学生。沉浸在直言畅快中的查良镛却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如果被学校开除，那就意味着自己将无处可去，无处生存，查良镛正面临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难。为了挽救查良镛，张印通校长从中极力周旋，请求从轻处理。然而，只因训育制是国民党进行奴化教育，推行党化的重要手段，沈乃昌又是国民党分子，所以其权利远在校长之上。张印通并未保住查良镛继续就读于联合高中的资格，但是却为查良镛争取到了转入石梁衢州中学就读的机会。

就这样，1940年7月，查良镛背负着轻狂所带来的苦果，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碧湖，来到了石梁镇的衢州中学。这一次，查良镛栽在了一个“狂”字上，但是他却没有“因噎废食”的意思，反而“愈挫愈勇”，在衢州中学把这个“狂”字发挥到了极致。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查良镛终于赶到了这个人口不多、规模不大的山区小镇。石梁镇依山傍水，环境清幽，隐于群山之中，在纷乱的战火当中酷似一个桃花源，想来又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好去处。

衢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前身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在抗战时期，衢州中学曾从城内府山下搬到东乡，后来为避战祸在查良镛到来之前，已经迁至了石梁镇的静岩村。

衢州中学也分初中、高中、师范和附小，有40多个班级。国难当头，物质条件同样艰苦。但这阻挡不了学子们渴望知识的热切之心，所有人都明白，在这样的时期，能有一个学习知识的安身之所是多么的不容易。更值得庆幸的是，战火硝烟之下不仅存在着富有学习热忱的学子，更有学术造诣颇高的老师。在衢州中学，查良镛同样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也得到了一些名师的悉心教导，这使得他的国文功底愈发深厚。

衢州中学举办许多课外活动，像体育比赛、运动会及一些文艺演出，查良镛往往都会积极地参加，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写作。自“眼镜蛇”事件之后，查良镛的写作思潮便如同滔滔江水一般涌现了出来，并且迅速占据了他的主要兴趣方向。查良镛对学校订阅的报纸杂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东南日报》，其副刊名为《笔垒》，责任主编是著名的陈向平先生。查良镛还在上面发表过两篇文章。

一日，查良镛的一位同学与学校的训育主任发生了冲突，双方言语激烈，甚至要动起手来。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查良镛也被吸引了过去，那位训育主任为人严厉不留情面，仰仗自己老师的身份，蛮不讲理地谩骂眼前的学生，学生忍无可忍，抡起一个板凳便向训育主任砸去，幸亏被周围同学拦了下来。但这似乎也避免不了被开除的命运。查良镛看到这一幕，不禁想起了自己在联合高中的遭遇，一时之间对当前的训育制度充满了愤恨，也为同学与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叫屈，于是一番构想在查良镛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

1941年9月4日，“查理”再度出山，一篇名为《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在《笔垒》副刊横空出世。这篇文章用王国维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引出主题，其独到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把对训育制的不满以及对人人惧怕的训育主任的讽刺表达得淋漓尽致。文章吸引了全校学生的目光，大家纷纷猜测这位道出大家心声的“查理”究竟是谁。而当副刊主编陈向平看到这篇文章时，竟是惊诧地称赞不已，甚至想到要趁出差衢州，亲自赶往衢州中学去见一见这位语出惊人的查理先生，并且当即付诸了行动。而当他见到查良镛本人的时候，心中的惊异更是溢于言表，他没有想到，这位言语之间充满文学气息的查理先生竟是一位消瘦的高中生，当下极赞后生可畏。查良镛与陈向平在交谈当中彼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就此结下了忘年之交。

少年时代的查良镛充满了正义和热血，见到不平之事，他挺身而出，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言论，犀利而精彩。他从不屈服于权贵，而是在正义面前向来大义凛然。也许武侠世界中的激昂让他有了几分胸怀，也许刀光剑影的江湖是他内心的向往，也许大侠快意恩仇的气概是他的追求。然而正是从小的积淀，耳濡目染的熏陶，世家中出身的文人义气，让查良镛得以结交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人物，从而对他以后的发展奠基了不可多得的力量。一事能狂便少年，少年有些狂妄是应该的，这份狂气有力量，有气魄，那正是青春的热血，是少年的热情，是每个有梦想青年的血脉偾张。正是这份狂气，查良镛的笔下才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浪荡不羁的武侠形象，也成就了他在文坛中的至高地位。

2．《笔垒》间的正气——人比黄花瘦

在查良镛的“江湖”中，他不仅能文，还“武艺”高强。《笔垒》上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使他小有名气，而他的学识才华不只体现在文章的发表上，衢州中学时常举办一些校级的文艺汇演，歌曲、舞蹈自不必说，查良镛还经常自编自导自演一些话剧，其中有一场叫做《月亮升起》，给学校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查良镛的“武艺”体现在他同时还是一名运动健将，在接连几届校运动会上，查良镛在“男子武装负重赛跑”的赛场上，总是第一个冲到终点。

“能文能武”的查良镛在学习及课余生活丰富的衢州中学如虎添翼，这便是他向往的学习生活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则令他再次体会到了战火下的国恨，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愤恨。而战争之下的大环境也致使他提早进入了下一个人生阶段。

衢州位于群山中央，地理位置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为取得对衢州的控制，1940年，惨无人道的日军把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菌武器空投进了衢州城，一时之间，鼠疫流行，足足持续了五年，造成了1160名中国同胞死亡。而在1941年5月，鼠疫达到了最高峰，由此引发的疾病也到了最为猖獗的时候，其影响竟令商铺关门，路无行人，学校也不得不因此放假。

战争期间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条件，一旦染上鼠疫，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为了防止鼠疫蔓延，军队介入了疫病处理，凡是感染鼠疫的人，一律被抬到衢江中的一艘船上，然后任其自生自灭，七天之后，便放火烧船。城中状况简直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