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平

如何成为好记者

演讲人简介：何平，1957年生，北京市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至1995年，任新华社国内部记者、政治新闻编辑室副主任、国内部主任助理。1995年任总编辑助理。1998年任副总编辑。2001年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2005年任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2007年任新华社总编辑。代表作《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1998年获中国记者最高荣誉奖——范长江新闻奖。

新华通讯社总编辑、高级记者

范敬宜：何平老师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做新闻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别看他年纪很轻，却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新闻记者，而且从记者一直做到现在的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又是常务副总编辑。他的新闻生涯是闪光的、丰富的。他的著名作品有人物通讯《孔繁森》，还有一篇《在大海中永生》，记述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这两篇作品都是传诵一时，脍炙人口。正是由于这些杰出成就，他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还有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奖，这些都是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他的新闻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深层的理性思考，他的理论功底很深；二是他的文笔充满激情，他能够把理性的思考和炽烈的激情结合得很好。那么，现在就欢迎何平老师给我们讲课。

何平：尊敬的范敬宜院长，尊敬的王健华书记，尊敬的李彬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本来接到范院长让我给大家讲课的指示，我起初是推辞的，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可讲的内容，另外最近一段忙于学习、贯彻、落实宣传“六中全会”的精神，整天忙忙碌碌，今天又开了一天会，也没有多少时间认真准备。但是，范院长既是我们新闻界的老前辈，又是老领导，德高望重，所以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勉为其难地来占用大家周末的时间。好在范院长之前给我打消了顾虑，说不用怎么准备，就谈谈自己的经验。我说，不用准备的话就好一点，因为说错了大家也可以原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范院长说，你可以结合本人的新闻工作者实践讲一下自己的感悟，那么我就想集中讲讲自己的一些体会吧。

首先我想给我自己，也是给同学们提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闻记者这个行业？不知道在座同学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你们报考大学、填写志愿的时候，有的同学肯定是抱着一种理想和追求选择这个专业的，也有的是被动地分到这个专业的。无论你们当初是怎样选择的，那么现在一旦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就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想引用一个在西方管理学上经常引用的例子。有三个石匠，人们问他们“你的志向是什么”，三个石匠都有各自的回答。第一个石匠说是为了养家糊口；第二个石匠说是把石头做得精美，成为一个出色的石匠；第三个石匠说是造一座美丽的、宏伟的宫殿。这个例子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将石匠作为谋生的职业，跟新闻工作相比，就是把记者仅仅当作一种谋生手段，仅仅是为了生存。第二个石匠还是有一定追求的，他想做一个出色的石匠，但是仅仅局限于把石头打造得精美一些，就像记者把稿子写得漂亮一些，虽然也有一定追求，但境界还不够。第三个石匠的回答才算有志向、有理想、有追求，他超越了职业本身的含义，而是按照自己心里的追求和理想去实现一种梦想。我想新闻工作既是一种职业，更是一项事业，一字之差有很大的区别，而这一点又是新闻工作的职业特点中比较鲜明的一点，就是它的事业感要比其他职业更明显、更突出。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新闻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呢？很简单，三个层次：第一是求真的事业，第二是维新的事业，第三是进取的事业。这是我自己概括的，我认为这三点就是新闻工作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我们的职业理想和追求。换句话说，新闻工作就是要不断地摒弃虚假的东西、守旧的东西、僵化的东西。所谓求真，就是要在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通过把握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获得真知，从而发现真理，这就是真字的含义。所谓求新，就是要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去发现并且讴歌那些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事物。所谓进取，就是要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去推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就此说来，我觉得我们新闻事业很了不起，很光荣，它的本质属性规定了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历史命运就是要体现求真、维新和进取。如果站在对立面，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称职的新闻工作者。所以，你看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不是很让人自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我是这样来理解新闻工作，特别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的。在一般的新闻工作的普遍规律当中，它更有特殊的属性，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既然有志于选择这个职业，首先应该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

坚持导向　把握基调

具体地说，经过我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需要考虑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方面，坚持导向，把握基调。导向这个词可能离你们还比较远，但是一旦走上了新闻岗位，你就会经常地、不可回避地碰到这个问题，解决导向的问题是我们从事党和人民新闻工作的一个首要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江泽民同志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论述，就是“导向祸福论”的论述。既然导向问题和我们的党和人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么息息相关，我们怎能不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怎样做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基调呢？这方面，无论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是其他主流媒体的发展历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新华社来讲，今年非常巧是我们建社75周年。1931年的11月7号，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在江西瑞金诞生，就在一间普通的民居里。新华社从诞生那天起，就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我们党很多重要的领导人都曾担任过新华社的领导职务。新华社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在新闻界或思想理论界有影响的杰出人员。我们知道中国新闻最高奖范长江奖，而范长江就是我们党直接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他就担任过新华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他原来是在《大公报》工作，出名也是在《大公报》期间。他走上无产阶级的领导岗位还是在参加革命之后，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面对几十万大军包围、搜索，毛主席的政策就是中央不离开陕北，利用陕北特殊的高原地形和敌人兜圈子。那个时候新华社分成两支队伍，一支由范长江带队，叫四大队，另一支由廖承志同志带队，到山西、河北。范长江及其四大队当时也就是十来个人，跟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一方面通过搜集国民党的新闻报道和外电报道为党中央提供信息；另一方面也把党中央的声音向全国发布。后来，毛主席说指挥三大战役靠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军委总参，另一条就是新华社，文武两条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舆论工具对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把它比喻为枪杆子与笔杆子，两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自从到了新华社以后，始终觉得新华社这段光荣的历史使我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和熏陶，我为自己能够从事这样的工作而骄傲。我们党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看到了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傅作义准备偷袭西柏坡时，毛主席通过新闻唱了一出空城计，这就是舆论的特殊作用。我到新华社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国家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经历了十年浩劫，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对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进行反思。思考的问题是小平同志概括的，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个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浩劫使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而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段徘徊期，这段时间，中国在酝酿着一场变革，小平讲这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从农村发端的，我想这段历史在座的老师比较熟悉，非常值得我们纪念。因为在历史转折的过程当中，作为党和人民的主流媒体，发挥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人民公社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为例，它已经严重地制约和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最严峻的现实是，当时8亿人吃不饱肚子，包括城里人在内，每个月都是有定量的，经常要去排队抢购，全国有2.5亿人生活在贫困状态。我是1976年到农村插队，1978年上北京大学。我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插队，当地一个壮劳力一天的收入也就是几毛钱，一年就是两三百块钱。如果刨去口粮和其他的，可能还要倒扣。我插队的那个地方现在是非常好的住宅小区了，教委给老师盖的房子就在回龙观小区，那就是我当时插队的农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1978年，安徽发生大旱，芜湖水位急剧下降，大批农民外出要饭。当地干部千方百计要把他们劝阻回来，觉得有损社会主义形象。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逃荒要饭呢？但是农民已经活不下去了，说：“如果还按照那种办法，我们坚决不回去。”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最后秘密签订了一个分田到户的协议，首先在小岗村搞起了大包干。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端，也是整个改革的序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从上层到基层的干部、群众当中可以说争论得非常激烈。反映到媒体上也是一样，你到底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我到新华社以后，就了解到我们新华社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定地站在人民和改革这一边的。当时我们新华社在这期间召开了一次会议，就是全国农村记者会。副社长穆青同志，在会上讲了一段现在听来一般，当时却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到了现在这种状态（因为来自各地的农村记者把现在农村这种问题都反映上来），那一定要来一场革命，因为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大意是这样。当时情况下，他说这种话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所以，新华社在那一时期播发了大量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及全国大包干改革的宣传报道，像《火山在芜湖爆发》、《故乡人民的笑声》等。农民讲的话最有说服力，“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就是好”，编了很多这种民谣和顺口溜。

但是，我们的稿子播发以后，阻力非常大，当地的领导说你们新华社记者好糊涂。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主政，他是旗帜鲜明支持的，当时说“要吃米，找万里”，后来因农村改革有功被调到中央。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高度一致，播发了大量支持农村大包干改革的报道。但因为有一段反复，《人民日报》也顶不住压力，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坚持“队为基础不动摇”，结果下面以为风要变了。最近我看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同志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当时他是值班负责的，他对这一段懊悔不已。他说：这篇稿子没顶住，即使没顶住，如果版面处理不那么突出，也觉得还能过得去；但又处理得比较突出，还是在报眼，在一版头条。这就叫导向啊。如果放在第四、第五版或不起眼的地方，当然也是一种导向啊，反正我顶不住压力登了，但是我不赞成的，可是又这么突出地处理。其实当时李庄同志，包括当时《人民日报》编委会也是坚决支持。当时我们老范有篇很有名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改革已经开始，又说什么“要搞资本主义”，“否定毛主席、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这种思潮压力很大，既有行政干预的压力，又有思想观念的阻力。其实现在看来都是很可笑、很简单的事情，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人要吃饭”嘛！但当时对这个问题就掰不过来。我记得当时老范是在《辽宁日报》发表这篇报道，被《人民日报》转发，一下子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虽不能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有些夸大其辞，但“祸福论”的说法我觉得还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我们的舆论导向不能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体现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潮流，恐怕就比较危险了。这段历史发生于20多年前，实际上这之后我们整个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农村开始，然后向城市延伸，从内地到沿海，在办特区的问题上，国企改革的问题上，都有很多这样的争论。所以小平同志有一条特别高明，就是不争论，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强大。只要有这三个有利于就去做，不去争论。所以，才有中国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赶上这一时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亲历了、目睹了、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这当然是整个国家的变化，但新闻工作者在其中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舆论推动、舆论支持，这些变革也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由于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到了深水区，特别是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暴露出一些矛盾，所以各方面对改革的认识和议论也相对多起来了，和改革开放初期广大人民像被压抑的火山爆发出的那种情况有不大一样的变化。那时候人民普遍受益，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现在由于到了这种攻坚阶段，矛盾出现胶着状态，开始有了对改革的反思，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方位上看的话，我们就应保持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就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邓小平说：尽管现在问题不少，困难很多，挑战严峻，但以前温饱问题无法解决，现在粮食相对过剩。从以前物质短缺的时代到现在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当时贫困人口2.5亿，现在只有2000多万，我们国家发展速度始终接近两位数，现在经济总量世界第四，这一切都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分不开。所以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专门有段讲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表明了中央的态度。6月5号的《人民日报》有篇总理写的理论文章，也是集中阐述这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不能动摇。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把握报道基调，对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来讲，核心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个基本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含糊的。20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也在证明，将来还将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导向问题是我们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能胜任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体会。

忠于事实　追求真理

做个好记者的第二点要求，就是忠于事实，追求真理。周恩来总理要求新闻记者：“忠实于事实，忠实于真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这是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只有忠于事实，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现和传播真理。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应该是有机统一的，脱离事实的报道肯定与真理是背道而驰的，而脱离真理的事实也难免是扭曲的，对此我们也有过很深刻的教训。

虽然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按说新闻报道客观事实，这有什么疑问呢？但实际上要真正地发现真相，或者说把握事实、把握真理，并不那么容易。就看最近这几年，哪一年新闻界不出现很多失实的报道、虚假的报道，有的媒体和研究机构每年都评当年的“十大虚假报道”、“十大虚假新闻”。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所以，我说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真正把握真实、接近真相、发现真理——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

说来惭愧，前不久我们就发了一篇报道，事后证明是失实报道，可能大家在报纸上也见到了。吉林有个孕妇怀了五胞胎，我们的记者听说这个新闻线索后，真到现场采访了，还见到那个所谓五胞胎的孕妇了。肚子从表面看起来确实不小，五胞胎肯定很大了，而且记者也确实作了一些了解，但是却没有刨根问底。其实很简单，医院的证明你有没有啊？难道当事人自己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这是新闻报道上一大忌啊！这是消息来源的问题。我们现在报道失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消息来源不权威、不多元，而是单一的。消息来源一定得是权威的而非小道，一定得是多方的而非单一的，一定得是实名的而非匿名的，一定得是完整的而非残缺的。像什么“据可靠人士”、“据知情人士”等，肯定要打个问号的。据谁呀？都是含糊其辞，为什么不署真名实姓呢？当然极个别情况下，因为特殊的理由，为了保护当事人，这么做也情有可原。如果没有特殊理由，十有八九不要相信这种报道。还有什么张女士、李先生的，你到哪去查证，到哪去寻找？国外这方面要求很严，甚至你的职业、你的年龄都要交代清楚，没有这种消息来源，报道肯定容易出现失实。所以，首先要有权威的消息来源，而且是要多方印证的。当时记者问这个孕妇，她就以各种理由进行搪塞，一会儿说医院证明丢了，一会儿说怎么样了，就是没有提供起码的硬性证明，而我们的记者也就信以为真。当然事后总结，他也带有先入之见。这件事首先是当地一家小报报道的，于是他不免带有一种先入之见，首先认定它是真的，然后再进行采访，还发了通稿，最后造成很坏影响。新华社发的稿子居然是个骗局！其实是一个农村妇女长期不能怀孕生育，有压力，便想了这个办法骗她老公，最后把我们记者也给骗了。她身子里面装的全是棉线、毛衣、线团什么的，几十件东西包在里面，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也没有精心包装，结果记者就被骗了。可见记者的作风如果粗枝大叶，非常害人，既害自己，也害社会公众，更损害新华社报道的公信力。所以我说忠于事实看似简单的一个道理，其实做起来很不容易，你们将来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第二点就是真相。光有事实的真实就够了吗？未必！因为，同一个事实可能是真的，事实本身是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但是事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很难说了。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和结果。比如，我们去年遇到一件事，湖南某地发生了洪涝灾害，特别是有一个村，附近有座山，因降雨量比较大，后来发生山洪。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当地的老百姓遇难，大概有70多人，其中也有镇上、村上的干部在洪水中牺牲。这个事情本身是存在的，确确实实是在洪水中牺牲的，但是真相到底如何？最后产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分歧。当时这个事情我们都在报道，中央媒体、地方媒体都在报道。正好全国在进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需要不断推出一些先进的个人和群体作为生动的教材，那么正好有这么个事件发生，地方上就把这件事作为典型推荐给中央新闻单位，说要作为一个先进性教育的典型向全国宣传。我们就接到这项任务，由湖南分社负责。结果前方的记者去采访，经过了解以后，发现牺牲不假，但是不能作为抗洪抢险的英雄人物来宣传。因为，我们的记者经过现场采访和了解，发现一些疑点，觉得恐怕要慎重一点。他们提出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是正常的山洪暴发自然没有问题，属于天灾，但是在这座山上，当地有个违章的金矿，还修了一个坝。这个矿和坝应该是一个要治理的工程，由于一直没有治理，结果加剧了洪灾的严重程度。也就是说普通山洪可能不至于使整个村庄冲毁淹没，由于这个坝的修建，加剧了洪涝的灾情，对此当地主管部门是有责任的。第二，当时接到暴雨洪灾的气象通知后，镇里的领导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应对措施，比如去现场指挥，让村民们进行转移等，结果延误了至少4个小时时间。那个时候灾情如火，分秒之间都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啊！后来接到通知，他又没有及时行动，我记得好像是8点接到灾情通知，他到12点多钟才开始坐车赶往现场，牺牲的时候是在去现场的途中，突然遭遇山洪，整个车子被淹没了，这是第二个疑点。第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金矿问题。它是一个非法金矿，本身就该整治的，但是没有整治，没有关闭。矿主和当地领导关系非常好，怎么个好法呢？就在山洪暴发的前几天，很巧，这个矿主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被检察机关抓起来了，这个镇里的领导还专门到县里进行疏通，最后把他保释出来了。所以当地老百姓意见很大，说他可能在里面有股份。这当然只是老百姓的一种反映，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是，很多地方的小煤矿、小金矿，现在为什么事故不断？为什么安全生产事故不断？为什么就关不下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当地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有关，他有利益，他有股份。当然，这个第三条只是怀疑了。基于这三条理由，我们的记者以分社名义给总社写了报告，认为群众反映大，如果作为典型向全国宣传不妥。我们认为有道理，就向有关方面反映。后来也是几经反复，又去调查，调查完了，我们记者还是这个结论。当地有关部门做工作，认为好不容易树立一个典型，现在正好是需要鼓舞大家斗志的时候，已经都播出去了，所以还是坚持要报。但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们要对事实负责，对事实的真相负责。我讲这个例子是说，事情看起来本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事情后面的真相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事实本身也有真相和表象，或者说假象，它正好与真相是相反的。表象并不一定能反映本质，而假象更是截然相反。总之，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相，第三是真理。

掌握了真相还应该去把握真理，真理比真相又高了一个层次。我觉得这是新闻报道的最高境界了。比如，我们新华社始终比较引为自豪的，也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些有影响的报道，像穆青同志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关于棉农吴吉昌的命运和遭遇的通讯，非常感人，当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篇报道固然人物塑造非常生动，命运跌宕起伏，催人泪下，但我觉得这不是最要害的地方，最要害的地方实际在于那篇文章的结尾。写了一句什么话呢？大意是说，吴吉昌的悲惨命运连同产生他悲惨命运的土壤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就是说吴吉昌这样的命运和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发生“文革”这样悲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这个稿子播发的时候，当时党中央并没有正式地、公开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不只是一个事实和真相的问题，而已经上升到真理的层面。稿子播发后，电话很多啊，打爆了，很多单位支持，认为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有意见的，问谁让你们发这样的稿子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那篇稿子最有分量的地方在于结尾，在于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焦裕禄也是一样，有特殊的东西在里面，形象生动感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是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而这篇稿子恰恰没有阶级斗争，这也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胆识。通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严酷的自然景象，盐碱滩啊、荒原啊、风沙啊，是讲和自然作斗争，而没有把阶级斗争作为报道的主线。再如，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的时候，北京市委作了一个决定，2000多字的文件，其中有一句“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当时新华社社长曾涛同志和副社长穆青同志就决定把这句话单独挑出来，而且用在标题上，写成100多字的新闻向全国播发。还有真理标准的讨论，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党校也好，实际上几家共同在思想舆论界促成了这场思想大解放。所以，我说从事物的真相，最后到真理的把握，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水平和能力，这样才是一个称职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是第二个体会。

深入实际　情系人民

第三个体会就是深入实际，情系人民。我认为，只有深入实际，才能情系人民。因为人民大众主要是在基层，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农村，在工厂，在部队。所以，你不深入实际的话，讲情系人民就是空话。范院长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讽刺这种现象：

早辞宾馆彩云间，

百里方圆一日还，

群众声音听不着，

小车已过万重山。

这样怎么谈得上情系人民呢？不到现场去，不到基层去，怎么情系人民呢？所以我觉得深入实际，情系人民必须要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而这也恰恰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优良传统。现在尤其需要提倡这种传统，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采访、技术通讯手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事情做起来确实很容易、很方便，客观上也存在着很多记者图省事在网上发稿子，在E-mail上直接收稿子、改稿子，这种情况确实相当普遍。但这样的记者绝对不会成为有出息的记者，绝对不会是有成就的记者。我们的范院长在当年那种情况下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有成就的记者，就是因为长期深入基层，深入采访，所以才会写出《莫把开头当过头》那样的报道。不了解基层情况，心里没有底，就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不知道农村的状况，你不知道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你不知道老百姓这种强烈的呼声和愿望，你怎么敢写出这样的稿子，心里没有底呀！那么，他的那种底气，那种主心骨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基层，来自人民大众，这样的报道才能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意愿。所以，我觉得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是最好的为民效力、报效祖国的有效途径，也是记者成才的必由之路。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几乎一切有成就的记者都走的是这样一条路。

我们国家近几年发展很快，但在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好苗头：投资规模过大，一些行业重复建设严重，钢材、电解铝、水泥等扰乱了市场秩序，所以中央这几年大力进行宏观调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把握呢？刚才说了从计划到市场，所谓市场就是在资源配置当中，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过去搞计划经济主要靠行政手段，而现在搞市场经济主要靠价值规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交给市场了，政府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了呢？其实，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小平同志说：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跟社会制度没有关系。在宏观调控中，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企业是有不同认识和不同看法的，认为宏观调控又是走计划经济那一套。最近查处的某市大贪官，实际上就是抵触中央宏观调控的，他觉得调控就是要抑制他的发展、影响他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并不是那么一致。沿海发达地区说我们速度发展这么快，为什么要调控我，不要搞一刀切嘛。中央文件确实有一条“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于是有人就抓住这一点，说为什么不分类指导，要搞一刀切呢。而中西部地区就说我这里还没发展呢，怎么要调控我，应该去调控那些已经出现过热的地方。总之，这个问题是很不一致的。所以前年中央针对这些经济生活领域出现的问题，查处了一个案件，叫“江苏铁本案件”，这个事情就是新华社记者经过深入调研发现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刚才说了，几个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的领域，一个是钢材，一个是水泥，一个是电解铝。钢材的问题非常严重，中国现在是钢材生产大国，产量最高，这可是我们在50年代梦寐以求的，那时候钢是元帅啊，“元帅升帐”嘛。一个是钢，一个是粮，一个是棉，钢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标志。我们是钢材生产大国，但结构性问题很突出，优质型钢材，比如说薄板钢、精加工的钢材很少，还要靠进口，而一般性的钢材，比如说螺纹钢大量生产。生产出来后首先是卖不出去，市场没有这个需求，其次是扰乱了市场秩序。钢材市场已经重复建设这么严重，江苏常熟还要建一个大的钢厂，投资是25个亿。这是我们记者偶然得知的，就在长江边上，占地好几千亩。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件事，开始并不清楚。我们的记者很厉害，一个小女孩，个子不高，和另外两个记者，就到那里展开徒步调查。他们大致知道在常熟一带，便沿着江边一路走，一路查，从早上到晚上，最后果然发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长江村，一大片的良田。你们想想，常熟，江苏，长三角是鱼米之乡啊，我们国家最富足的地方，大片良田被占了，大概6000多亩，农田都打上水泥桩，盖厂房的架子。记者一问，村里1000多户农民流离失所，因为地被圈了，又没有给补偿，因为不是依法向农民进行征地，没有正式的批文，等于完全是一个非法的项目。记者为了把情况搞准，第一是违法占地问题，第二是占了多少地，第三是资金违规操作问题，便在全村1000多户人家一户一户走访，走了200多户，找当时征地的证明材料。把基本情况了解清楚后，他们就跟镇里的领导交锋。镇里领导也心虚啊，知道这个项目是违规的，记者来调查，根本不敢露头。我们的记者锲而不舍，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结果他无可奈何只得出面，而记者一问，他就哑口无言。但是，他又美其名曰“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员，认识是相当糊涂的。发展怎么可以不依法，不依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呢？这个项目非法融资25个亿，占地6000多亩，而且没有经过批准，这么大的项目应该由国家批准，现在等于说是地方越级批准了。记者根据这个调查先写了内参，后来又做了公开报道，温家宝总理作了批示，要求派调查组调查。最后我记得处理了一个副省长，主管部门也都作了严肃处理，这是2003年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通过这个事情，刹住了乱铺摊子、乱投资、重复建设的倾向。

在这里，信贷是违规的；征地也是违规的。经过“三中全会”，农民最大的收益就是耕地交给农户，农民自主经营，有了自主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调整，也是党在农村政策的一个基石。然而，在这个征地项目中随意侵占农民土地，是违反政策的严重问题。我们记者的调查对中央舆论的落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就是我说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说深入基层，了解国情，对记者来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积累和财富。我也注意到，去年范院长专门推荐的一个清华新闻学院学生回乡写的调研日记《乡村八记》，我觉得范院长真是用心良苦。作为记者，一定要把眼光放在下面，扎根在基层，要提高自己的调研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国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这是从国情的角度讲，其实还不止如此。在新闻工作上，还有一种对全球的、国际的大格局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将来你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有可能被派往国外当常驻记者，作为中国的记者向全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那么你就要对世界的问题有所了解。新华社70年代有一个记者的国际问题调研，对中央的决策就产生了决定性影响。70年代，国际形势是两极格局、冷战对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对峙。当时，美国整体的战略重点是放在欧洲，像北约组织和华沙组织的对峙。但7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美国的战略方向产生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美苏争霸的战略重点要向东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如果争夺在欧洲，中国的压力就不会很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苏联对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毛泽东批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也是有这种战略的考虑，否则我们的周边环境很紧张。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还具有相当影响，包括我们的一些外交官，也向国内报回了这样一些材料。可是，新华社一个驻德国记者对这个判断表示怀疑，他认为美国的战略中心没有转移，还在欧洲。为了印证他的观点，他就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跟主流的、上层的人士进行接触，同时广泛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因为记者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这是一般外交官不具备的优势。作为记者，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接触，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区，而外交官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有些人就很难接触，搞不好会比较敏感，而记者采访报道是他的本分。所以，他经过大量周密的调研，最后非常慎重地提出自己的判断，通过内部的渠道上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最后，我们的主席、总理支持了这个记者的判断，并专门把他调回来了解情况，最后的结论是赞成新华社记者的判断。迄今为止，我看这个结论基本上还是成立的，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恐怕还在欧洲，当然现在有点向东转移的势头或趋势，但是还不能简单说他的重点已经放在其他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记者最后由记者成为外交官，做了驻德大使，最后成为外交部副部长。他的名字叫王殊，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他的资料看看。

所以我说作为一个记者，你必须有这种调查研究的本领和分析判断的能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问题，只要你在这个岗位上，就必须有这种观察力、分析力和判断力，否则的话，人云亦云，难成大器。当记者最忌讳的一条就是人云亦云，一定要保持你的独立，甚至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不要轻信，一旦轻信就很容易上当。因为事物很多都是有表象、假象来影响你的判断，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才能做出独到的、精辟的、深刻的判断。所以，我特别赞成范院长推崇你们调研的这种精神，这一点特别重要，例子也是挺多的。

客观公正　维护正义

第四点就是当记者要客观公正、维护正义。这是记者的基本准则，但能不能做到，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因为干扰、阻碍、影响你客观公正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想起范长江4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里讲道：没有一个职业像记者那样，同时遇到这么多的诱惑和这么大的压力，记者要在这两者的夹攻中去寻求真理。他在40年代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一个是诱惑，一个是压力。在压力面前，你能不能保持客观公正？还有诱惑，诱惑很多。

记得去年有一个“甲醛啤酒风波”，当然很难说这个报道本身有什么，但写这个报道的记者肯定是被利益集团左右了。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甲醛是啤酒本身存在的一种元素，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不影响人的健康的。那么多的啤酒企业，你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打败对手，就编造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来误导公众，因为大家不了解，一听说甲醛那还得了，污染当中最严重的一个杀手就是甲醛。你弄出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误导公众。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企业是为了竞争，但是作为新闻记者去推波助澜，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拿到厂家好处的话，那么就是无知，就是盲从。在市场经济下，这种事情很多啊。许多出问题的报道，我看十有八九都是这个问题。

记得也是去年，河南汝州煤矿发生大爆炸，一起矿难。当地领导为了隐瞒这个事件，居然拿出至少20万作为记者的封口费，而且居然有数以百计的真真假假的记者去领这个封口费，这成为新闻界的一大耻辱、一大丑闻，光是那个登记表就写了20多页。当然里面的记者有真有假，每人500元到千元不等，中央的媒体多一点，地方的媒体少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骄傲的是，在那20多页纸上唯独没有我们新华社记者的名字，这不是我而是网上说的。后来我们记者写了内参，因为要是公开报道太影响新闻工作者的形象了。

当然，我们新华社也出过类似的问题。这种诱惑压力很多，你还要保持公正。现在搞市场经济，媒体要走向市场，过去工作很单一，就是宣传报道，没有发行任务、广告业务。现在不行了，媒体有了这些压力，有了发行广告的压力。据有关人士统计，其中有关房地产的广告，就占到媒体的1/3左右。有些媒体无非就是这么几类广告，其中份额比较大的就是房地产广告，这是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去年到今年，中央宏观调控要抑制增长过猛、过快、过高的房价，出台了一些政策，就有许多媒体不登这方面的稿件而登相反的稿件，不去唱衰而去挺势的那种报道。也确实有报纸登了抑制房价的报道，结果几百万的广告就撤回了。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怎样保持客观公正？这是从国内的角度说的，从整个国际舆论环境看更是如此。维护客观公正的国际舆论，在世界上也很不乐观。由于国际舆论是由许多西方媒体控制的，或者说是一种西强我弱的格局，90％的新闻和信息是他们传播的，传播的是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的声音，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很微小的。中国这20年来的巨变，在他们的笔下往往被妖魔化。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反正你就没有个好。你要是发展了，就说你是威胁了；你要是出点乱，就说你要崩溃了。在他们笔下，实际上就是一种双重标准，就是不客观，就是带着一种有色眼镜进行报道。

当然不能说是没有变化，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从过去负面报道占60％，到现在略有下降，我看了资料大概是30％左右，40％是中性一点的，1/4左右可能是正面一点的。有了一点变化，但总体上讲我们的声音还是很微弱。国际舆论的客观公正性，通过什么去建立呢？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其实也应该包括合理的舆论秩序。

我们新华社作为一个国家级、世界性的通讯社，1947年就开始在国外派分支机构，当时中央是非常有远见的，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先把记者派过去，布拉格就有我们的记者。经过五六十年的发展，现在新华社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大通讯社，跻身世界四大通讯社，其他三家是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我们也作了一个比较，新华社在规模上有1万多人，其他世界通讯社有的多，有的少。从派出的分支机构看，我们有100多个，跟他们差距不是很大。从技术装备上看，应该说大家基本上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用6种外文发稿：英、法、俄、阿、西、葡，加上中文共是7种语言。这同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但是，差距也比较明显。一个是发稿量。作为一家国际通讯社，我们每天发的英文稿只有三四百条，相当于西方大通讯社的一半。另外，从主流媒体的覆盖面上看，我们也同样是人家的一半，人家覆盖80％的主要国家的主流媒体，而我们不到40％。不占领主流媒体，就谈不上影响主流舆论。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国际新闻的自采率也是人家的一半，我们的记者在国外主要还是编一些报道，缺少原创的新闻。当然还有经济方面的差距。中国要想积极有效地影响国际舆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新华社和我国其他对外媒体还任重道远。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一个贸易的顺差，如我们许多商品占全球90％的市场份额，像打火机。当然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也没有什么附加值，但从贸易上看是顺差，而文化产品恰恰是反的，是逆差。也许我们这些人还不能改变这种状态，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代人身上，寄托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我估计你们的外语水平应该比较高，而且各方面的条件能力也比我们强，所以完全可以走向世界。毛主席在50多年前，在1956年说过一句很豪迈的话：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听到中国的声音。现在从分布来讲，我们是把地球都覆盖了，但事实还不能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不怕挑战　勇于奉献

最后一点就是要不怕挑战，勇于奉献。新闻工作是一个充满挑战、具有高风险的工作。全世界每年都有数百名新闻人殉职。就新华社而言，从建社到现在有150多名烈士。就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发生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我们非常优秀的记者，沈建图、李平等延安时期就能直接用英语写稿，却在这场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空难中殉职。1998年，美国轰炸我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我们的邵云环等记者再次为国捐躯。就是说即使在和平环境当中，也有战乱、也有风险。最近这一两年，新华社摄影记者王岩，大家可能都知道，非常优秀的摄影记者，也是在接受采访任务的过程中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

这也是我们的历史命运。记者这个职业就是挑战性很大，风险性很大，如果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你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敢于应对各种挑战，敢于应对各种风险。像前年的“非典”，街上根本都没有人，但我们很多记者提出请求，到“非典”的定点医院去采访，非常了不起。比如，小汤山医院、宣武医院等，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避之犹恐不及，而我们的记者就迎着这种危险而上。当时，在小汤山医院，我们的一个记者参加过老山前线战争，还碰上一个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师长、后来当了总后的部长（因为医院归总后管）。他说，这可不像老山前线，敌人看得见摸得着，这里的敌人是无孔不入，你可千万别大意。他不让我们的记者进重症病房，记者想这怎么能行啊。医院当时也是重重隔离啊，一道一道的门，进一道门就要换一次或加一次衣服，出来以后还要不断的消毒，非常复杂，可是我们的记者就是要进去，而且必须跟病人面对面。文字记者可以离得远一点，可摄影记者不行。摄影大师卡帕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着目标还不够近。我们的记者就是这样啊！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记者有的身体也不好，家里还有老母亲，但是他们就是冲锋在前，在重症病房一待就是10个多小时。你想那是夏天，又裹得一层一层的，人出来都快虚脱了。我们的记者真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称号，我非常感动，更为他们感到自豪！如果我们选择了新闻工作这个职业，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胆小恐怕当不了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对新闻这个职业什么说法都有，有的说是无冕之王，有的说是船头的瞭望者。我赞成马克思的说法：“它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我们新闻工作者能不能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能不能真实地记录历史，能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在社会的进程中能不能当时代的先锋？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也希望与大家共勉。

今天没怎么准备，就当作漫谈吧，占用大家的时间了，谢谢！

范敬宜：非常感谢何平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报告。大家看到，他是不带片纸，侃侃而谈两个小时，还言犹未尽。由此可见，我们常说的“大家”、“高手”是什么样的。他今天没有讲太多的道理，没有举太多的例子和故事，但让人领会的却是一种恢宏的大气。我们常说，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最应该掌握的东西是什么，何平老师都讲到了。我本来以为何平老师要讲讲他的几篇得意之作，当时怎么写的，怎么采访的等等，这里面肯定有好多动人的情节和有趣的故事，同学们也都是非常希望听、喜欢听的，可他没有讲这些可以博得你们满堂掌声和笑声的东西。然而，今天他讲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让你们终身受用的，这是他20多年的新闻实践和理论学习沉淀下来的精华。他讲的内容你们现在可能还难以领会，完全领会是需要一些底蕴的，但是这些内容会让你们终身受用，哪怕你只是记住其中的几句话，几个关键的词，都会使你终身受用。大家注意到，何平老师从头到尾没有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哪一句、哪一条，直到最后才画龙点睛地讲了一个耳目、一个喉舌，点到为止。这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大家了，什么是融会贯通了。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主流，培养高手。什么叫主流？什么是高手？今天晚上从何平老师身上都得到解释。所以，我说何平老师讲的是很有深度、很有厚度的。再次感谢何平老师！

石学彬　小坂明叶　尹慜淑　王超　郑佩　王丹薇　徐晓雯　蒋肖斌/记录整理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