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作者: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

导 言

埃贝尔在开始编写每一期《迪谢纳神父》的时候总要用一些“见鬼!”和“妈的!”字眼。这类粗俗字眼并不意指着(signifiaient)什么,但却指示着(signalaient)什么。为什么呢?这是当时整个革命情势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写作的例证,其作用不再只是去传达或表达,而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与读者,这种语言外之物既是历史又是人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世界上并不存在无标记的书写语言,《迪谢纳神父》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文学。文学也应指示某种不同于其内容和不同于其个别化形式的东西,文学也有自身的界域,正因如此,文学才被人们称之为文学。文学中一组记号的表达与思想无关,语言也与风格无关,它们都注定了要在一切可能的表达方式的内涵里,去规定一种惯例式语言的孤单性。书写记号的这种神圣秩序,使文学呈现为一种制度,并显然使其朝向着历史的抽象领域,因为任何界域都有待于一种永恒观念才能形成。但正是在历史被排斥之处,文学的表现才最为明显。因此有可能追溯一种文学语言的历史,这既不是语言的历史,也不是风格的历史,而只是文学记号的历史。我们只能推测,这样一种表层形式的历史,十分清晰地表现出了它与深层历史的联系。

当然,这一联系的形式会随历史本身而改变。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决定论去理解写作流变中呈现的历史:这一功能性特点使事件、情境和观念沿着历史的时间流动,在这里它所提出的与其说是效果,不如说是一种选择的界限。于是对作家来说,历史像是在若干种语言伦理中所面临着的一种必要选择。历史迫使作家按照他无法掌握的诸可能性因素来意指文学。例如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写作,而且在资产阶级的(也就是古典的和浪漫主义的)时代,形式不可能分裂,因为人的意识尚未分裂。反之,当作家不再是一种不幸意识普遍性之证明时(大约在1850年左右),他的最初姿态就表现在其形式的选择方面,或继承或拒绝其过去时代的写作。因此古典时代的写作破裂了,从福楼拜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

此时文学(这个词不久以前才产生)被明确地看成一种对象。古典艺术不可能被理解作一种语言,它就是语言,即透明性、无沉积的流通性,以及一种普遍精神和一种无深度、无责任的装饰性记号等在观念上的汇聚。这种语言的界域是社会性的,而非天然的。我们知道,大约在18世纪末,这种语言的透明性被发现了。文学形式发展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其委婉修辞学的第二种可能性;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人们不再把文学看成一种具有优先性的社会流通方式,而看做一种自身一致、深刻和充满隐秘的语言,它既被看做梦幻又被看做威胁。

结果,文学的形式自此以后就可激发那些和一切对象之孔隙(creux)相联系的存在性情感,如异常感、熟悉、厌恶、满足、惯习和谋杀等。因此,百年以来,一切写作都是对这种“形式—对象”加以掌握或排斥的运作,对于这种“形式—对象”,作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与其交遇,他必须正视、面对或接受它,他绝不可能将其破坏而不同时使作家本人毁灭。形式在目光面前摇晃,成为一个对象。虽然人们掌握形式,但它仍然是争议的话题;尽管它多彩多姿,却似乎已经过时;虽然是混乱无序式的,但也是非社会性的;对于不同的时代和个人来说,它总是特殊的,无论表现方式如何,它总是孤独的。

在整个19世纪,这种戏剧性的聚结现象取得了进展。对夏多布里昂而言,它还只是一种微弱的沉积,一种轻微的语言欣快感,一种自恋现象,在其中写作几乎与其工具性功能分离,写作仅被看成是其本身。福楼拜(在这里只指出这一过程的一些典型因素)根据一种劳动价值观的出现,明确地使文学成为对象,使形式成为一种“制作”的项目,犹如一件陶器或一件珠宝一样(应当说,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现为景象,被强加于读者)。最后,马拉美通过一切客观化的最终行为——谋杀(meurtre),完成了“文学对象”的构造:我们知道,马拉美的全部努力都针对着语言的破坏,因此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僵尸。

思想似乎在一片虚空中愉快地升起于装饰性字词之上,于是写作从这片虚空出发,越过了整个逐渐凝固的状态:首先是一种目光的对象,然后是一种劳作的对象,最终是一种“谋杀”的对象,今日它达到了其最后的变体——“不在”:在我们于本书中称作“写作的零度”之中性写作中,不难发现一种否定的运动和在时延过程中无力将其完成的状况,似乎文学在一个世纪以后越来越在一种无传统的形式中改变其外表,除了在一切记号之不在中,再也看不到纯粹性了,于是文学最终完成了俄耳菲式的如下梦想:一位无须文学的作家。白色的文学、加缪的文学、布朗绍的文学或凯洛尔(Cayrol)的文学,或凯诺(Queneau)的口头语言写作;这也就是一种写作热情的最后残余,它一步步地追随着资产阶级意识的解体。

我们在本书中企图对写作和历史的这种联系加以描述,这就是肯定一种形式性现实的存在,它独立于语言和风格;也就是企图指出,形式的这个第三维面,并非不附加一种悲剧性色彩地使作家与其所处的社会产生了联系;最后还要说明,任何文学都具有一种语言的伦理。本书使用材料的有限性(其中有几部分曾发表于1947年和1950年的《战斗》杂志上)足以表明,它仅是一部可能的写作史之导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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