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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行迹——新版自序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 作者:梅家玲著


生命的行迹——新版自序

许多学术研究,似乎都是来自于自我生命中的日常生活体验。而和这本书有关的,大概是练字与写信吧。

记得小时候学书法,一开始被要求的,就是描红临帖。虽然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前后临了不下千百遍,写来仍然是四不像,但那从无到有,从力求与前人形似,之后终究还是得以自我挥洒的过程,却是儿时一段难忘的回忆。那时候,总不免会好奇: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帖子依样画葫芦?为什么不能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另外,如果说“字如其人”,那么,是不是学久了欧阳洵,性格就较硬挺,练多了赵孟img4,就较柔婉呢?

还有写信。自从初通文墨,开始和朋友、亲人间有书信往来的经验之后,最强烈的感触,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就是,因随关系亲疏的差异,背景及认知基础的出入,即或同一件事情,同一种心情,在面对不同的书写对象时,都会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当时只觉得有趣:怎么自己好像具有多重人格?浮游交错在那么多的剖白之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

这些疑惑,当时并未得到解答,也不觉得需要解答,但前些年大量阅读魏晋诗赋,却仿佛隐隐然触类旁通,获得了某种启发。

话说1991年夏天,我刚完成博士论文《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并顺利改聘为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因缘际会,受命担任系内“诗选及习作”必修课程的教学工作。然而心中忐忑,实难以言喻。原因无它,因为我硕士论文做的是明代文论,即使博士论文改弦易辙,上探魏晋,所关注者,仍偏重在语言美学与小说叙事等议题之上。虽说长久以来,便深深着迷于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但业余欣赏,毕竟不同于专业的研究与教学,如今,既要面对学生,焉能不加紧自我充实?

正是如此,我开始大量阅读汉晋诗歌,兼及赋作,同时也留意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在这过程中,最先注意到的现象,就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实以“拟作代言”与“赠答”为最大宗,但可怪的是,此前竟然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模拟代言”一事意味着保守因袭,“赠答往来”隶属交际应酬,放在言志缘情的书写传统之中,层次不高?然而,事实上,即或如陆机、陶潜、谢灵运等名家,拟代赠答之作,也所在多有,这又该如何解释?再说,魏晋人强调“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讲求“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着重在言谈文词上力求新变,又怎会甘心平白以因袭、应酬的态度去为诗作赋?

这时候,过去习字与写信的经验,不期然地成为一种类比的参照坐标。它们不见得能与“拟代文学”及“赠答诗”的写作完全相提并论,却促使我认真思索文学艺术与个人生命体验间的关联,以及所关涉的种种问题。正是如此,生命体验的传承与转化、文学艺术活动中的模习与创新、人际往还中的“人/我”互动与自我形塑,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辩证对话,遂成为我研究时的重要切入面向;而汉魏六朝“拟代文学”及“赠答诗”的研究,似乎也就在这些面向的交错观照下,逐渐有了不同既往的成果。

这一系列论文的酝酿与撰写,集中于1993年到1995年之间,如今想来,每篇文章背后,都有不同的因缘纪事。依时序,《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从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谈起》1995年春在《台大中文学报》刊出,发表最早。它是全书论述所以开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从构思到完稿历程最为漫长艰辛的一篇。为了突破前人对于“拟作”、“代言”文学的成说定论,我试图在全面爬梳原始资料的同时,另参酌西方文学美学中若干阅读/创作理论,以深化论述;于是花了相当时间,努力消化吸收许多理论性著作,个中甘苦,自是点滴心头。然而,一旦完成,却有如武侠小说中所谓的“打通任督二脉”,此后写作,便也倒吃甘蔗,渐入佳境。在写作及修改期间,素来敬爱的廖蔚卿与彭毅两位老师,以及本系柯庆明、郑毓瑜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使我获益良多,在此要特别向他们致谢。

《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初稿发表于1995年底东海大学所主办的第一届“妇女文学学术会议”。撰写期间,适逢女性主义思潮在台湾方兴未艾。由于当时引进鼓吹者,多为外文系学者,所据以论析的文本,自然偏于英美文学,即或有本土性论述,也多集中于现当代,至于古典文学的女性研究,实有待开发。因此,如何将当代女性主义观点融会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以期彼此映照、相互深化,遂成为我当时的关怀焦点。所幸,初步的尝试还算颇受肯定,会议之后,修订稿随即刊登于《台大文史哲学报》,并被收录于加州大学吴燕娜教授所选编的《中国妇女文学论集》。另外,据此改写的《谁在思念谁?——徐淑、鲍令晖思妇诗与汉魏六朝“思妇文本”的纠结》一文,也被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选入《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一书。这篇文章,为我此后的女性/性别研究开启端绪,在个人学术生涯中,具有一定意义。

不过,全书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它的初稿早在1993年夏天便已完成,算是本系列论文最早成篇者。然而修订之后正式发表,则是在1995年秋南京大学所主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是我第一次赴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与会地点,又是昔日六朝古都金陵,感受自然别有不同。还记得,大会由周勋初与张伯伟先生主持,除了开幕当天有程千帆先生专题演讲外,北京大学袁行霈、张少康,山东大学张可礼等前辈,南京大学许结、张宏生、曹虹,上海师大曹旭,社科院刘跃进等青壮辈学者,以及台湾六朝研究的专家洪顺隆、杨承祖、蔡宗阳、李立信教授等,也都与会发表论文。三天会议中,大家以文会友,会后并且一同前往考察南齐帝王陵墓遗址,往事历历,在在令人难忘。正是这次会议,使我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大陆学者,并成为时相往还的好友。南京天高气爽的秋日风情,会中论学析理的纵横意气,也因此为个人的生命历程,图绘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至于《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社会与文学传统》,既是本研究系列的收尾之作,也是当年获得“国科会”专题研究计画奖助的成果报告。而我当初所以申请“专题研究计画”,实出于系内同事兼学长古清美教授的鼓励。古先生在明代思想及佛学方面的研究十分杰出,为人仁慈宽厚,对我的研究向来多所关照鼓励。可惜天不假年,抗癌多年后,仍不幸于去年夏天辞世,令人追怀不已。何况,在此之前,当年曾出席南京文会的程千帆与洪顺隆先生,更早已先后作古。当此重理旧作之际,心头闪现的,遂不免是谢灵运《拟邺中集序》中的文句:“撰文怀人,感往增怆。”而本书此时再次结集出版,于是也就因为岁月推移,于原书的学术论述之外,另增添了几许人世的憾怅。如果说,汉魏六朝“拟代文学”及“赠答诗”的写作,是时人所留下的种种“生命的行迹”;那么,对它们的研究历程,及其所牵涉的个人生命体验,又何尝不然?天地逆旅,浮生若寄,不同时空中的行迹纵使杂沓多方,但藉由书写铭刻,总也要为人文世界,留下动人的传承。

以上四篇文章,连同《序言:新视域的拓展——兼谈“拟代”与“赠答”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意义》,曾以《汉魏六朝新论:拟代与赠答篇》为题,于1997年由台湾里仁书局结集出版,引起学界不少关注;随即并有若干青年朋友各自据以引申扩展,发展为学位论文。汉魏六朝“拟代文学”与“赠答诗”的相关研究,似乎也在长久冷寂之后,开始有了多元而活泼的气象,这毋宁是令人欣喜的。新增收的附录《毛诗序“风教说”探析——兼论其与六朝文学批评之关系》一文,原是就读研究所博士班期间,修习裴溥言先生“诗经学”课程的学期报告,1990年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虽是学生时代的习作,但自认还有些新意,因此野人献曝,附志于此,也算是作为研究生涯开始之初的纪念吧。

当然,本书能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学史研究丛书”,与国内学界见面,实由于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及出版社张凤珠女士的促成,在此也要对他们深致谢忱。

梅家玲

2004年春于北京圆明园花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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