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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中国散文小史 作者:陈平原


三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文类的建立,主要目的不外三点:一是出于图书分类与总集编纂的需要,二是建立标准以便展开深入细致的批评,三是使得学文者能够尽快掌握基本技巧。照此说来,文类研究自是越精微越确定越好,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随着文类的愈辨愈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本来只是借以描述文学现象的一种基本假设;在实际操作中,论者为了渲染其合理性,往往将分类标准凝固化。开创者还有兴趣与能力穿越文类的边界,从事各种创新尝试;后来者则大都只能守成,因而更倾向于强调“边界”的神圣,并谴责各种“越境”的行为。

固守已经勘定的“边界”,有利于文类的承传与接纳,但很容易因此而窒息其不断更新的生机。比如,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便常因某些古文家纯洁血统、保持稳定的冲动而变得格外敏感与脆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桐城文派拒绝小说渗透的努力。

桐城开山之祖方苞,为文讲义法,求雅驯,特别反感古文之“杂小说”[1]。吴德旋著,吕璜述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为桐城辩护者,喜欢将古文之“忌小说”,局限在纯洁语言的范围内;其实,吴、吕说得很清楚,“所谓小说气,不专在字句”,更重要的是“用意太纤太刻”。[2]讲求字句,防止纤刻,仍不足以尽桐城文派对小说渗透的警觉。还是谨守师法而又善于表述的末代桐城大家姚永朴,将其隐忧和盘托出。在界定“文学家”时,姚氏称其有别于性理家、考据家、政治家与小说家,明确将小说排除在文学之外。以下关于小说弊端的攻击,大概才是桐城诸家决意严守边界的真正原因:

情钟儿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邻于诞妄。又其甚者,以恩怨爱憎之故,而以忠为奸,以佞为圣,谀之则颂功德,诋之则发阴私,伤风败俗,为害甚大。且其辞纵新颖可喜,而终不免纤佻。[3]

将语言之“纤佻”与否留在最后,这或许更合方苞力倡“义法”的原意。

图0-4 姚永朴

桐城之排斥小说,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也与其文类等级观念有关。这种“洁癖”首先碰到的挑战,反而是其奉为旗帜的韩文公。韩愈为文不大守规矩,颇有穿越边界游戏笔墨之作;曾国藩就曾对其《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已失古意”略表不满。于本应庄严古雅的墓志中,插入妙趣横生的骗娶侯女逸事,正是引小说笔法入古文。韩柳之提倡古文,不排斥甚至有意借鉴传奇手法,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后世古文家既不敢否定韩柳,又不赞赏穿越文类的边界,于是将罪过推给学步者,就像清初汪琬所说的:

前代之文,有近于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如《河间》《李赤》二传、《谪龙说》之属皆然。然子厚文气高洁,故犹未觉其流宕也。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4]

以小说为古文,文气可能不够“高洁”,可也别有好处,比如说叙事曲折、刻画生动等。与汪琬同称清初三家的魏禧、侯方域,其所撰《大铁椎传》《马伶传》《李姬传》等,正以颇有“小说家伎俩”而获得成功。认真追究起来,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也未见得能完全撇清与小说的关系。

“小说”与“散文”,作为文学的两大门类,当然有其独立性。在两千多年的文学进程中,二者地位高低不同,风格雅俗有别。另外,还由此引发功能(载道与娱乐)、读者(士人与民众)、文风(简洁与夸饰)、传播媒介(书面与口头)等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两大文类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似乎是天经地义。反而是谈论“小说”与“散文”之“合”——准确地说,应是二者某种程度的互补与互动——需要特别加以论证。

文章之体,“总其大要,不外纪事、议论两端”;至于议论与纪事何者更重要,依立说者的个人兴趣及所长,尽可上下其手。[5]比如,清人章学诚深于史学,故认定“文章以叙事为最难”。叙事之所以高于议论,在章学诚看来,就因为“史迁之法”“左氏之文”的神奇变化,使今古文人得以畅意达情,也使文章之能事始尽。撇开纪事、议论孰高孰低之争,章氏对“叙事之文其变无穷”的描述,倒是值得再三品味,因其涉及小说与散文的共同特征:

盖其为法,则有以顺叙者,以逆叙者;以类叙者,以次叙者;以牵连而叙者,断续叙者,错综叙者;假议论而叙者,夹议论而叙者;先叙后断,先断后叙,且叙且断,以叙作断;预提于前,补缀于后;两事合一,一事两分;对叙插叙,明叙暗叙;颠倒叙,回环叙: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

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此文题为《论课蒙学文法》,并非高深的文论,主要是介绍其时学界的“常识”。实际上,宋元以下,强调叙事起源于史官,以及讨论叙事时间与叙事结构的,大有人在[6],章氏只是略加排比渲染而已。

这里讨论的“其变无穷”的叙事方法,主要指向古文,可也同样适应于小说。《左传》与《史记》作为叙事之文的“不祧之祖”,对后世散文以及小说影响之深,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金圣叹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似乎着意区分小说与史著;可具体评点小说时,金氏使用的仍是根源于《史记》的古文笔法。[7]借助于“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古文家与小说家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至于金圣叹所强调的“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的区别,确实是注重实录的史著与偏于虚构的小说之间最大的鸿沟(散文居于中间位置)。不过,史著不可能真的全凭“实录”。早就有人怀疑《左传》《史记》中若干不可能有见证人的密室之语、死前独白乃是出于作者的虚拟与想象,钱锺书更是将其作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8]

如此说来,明清小说评点者之动辄许以“史迁笔法”,虽有攀附正史、自我尊贵的嫌疑,倒也无可厚非。因正史与稗史之“意匠经营”,确有“同贯共规”之处。

正是这种同样的师法“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决定了散文与小说这两大文类具有某种潜在的血缘关系。同样是叙事,一篇墓志铭与一部章回小说,从作品规模到叙述语调,都不可同日而语。但追根溯源,二者又并非了无干系。尽管文言系统的小说与古文的关系更为密切,章回小说也并非与文章完全绝缘。纵观两千年中国文学进程,散文与小说互为他者,其互补与互动的关系,值得认真探究。这里指的不是同一作家兼擅小说与散文,或者同一作品跨越两大文类;也不是插叙、倒叙笔法在散文与小说的不同命运,或者旅行记对于散文与小说的共同启迪——这些虽然奇妙,却都并非不可思议。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这点或许更值得评说。

图0-5 章学诚

自陈寅恪著文讨论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兴起的关系[9],研究唐传奇以及探讨古文运动者,一般都会在著述中提及二者的互动。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传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古文运动的展开,除了韩柳的游戏之作以及沈亚之、牛僧孺的一身而两任,更值得注意的是,传奇的细节描写、人物刻画以及场面渲染,对于古文之摆脱骈俪、追求个性化大有启发。反过来,传奇之得以形成,最直接的渊源无疑是史传;由此不难想象其与古文的内在联系。更难得的是,唐人似乎不以传奇为小道,也没那么多雅俗高低的计较,再加上其时文类边界尚未壁垒森严,比较容易自由驰骋。

宋人对跨越文类边界的尝试,不像唐人那么热切而大胆。人们常常引证尹师鲁之嘲笑《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乃是“《传奇》体尔”。[10]此说很容易导致宋人固守文类边界的错觉。其实,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的开篇,以及苏轼《方山子传》的结构,都明显借鉴了小说笔法,而且还颇受赞赏。宋人对小说与古文关系的微妙态度,集中体现在其最为擅长的“笔记”上。“笔记”的文体界限相当模糊,可能是“文章”,也可能是“小说”,而且往往一书之中二者杂陈。魏晋以下,笔记之作代不乏人,而且各呈异彩。宋人笔记多公余纂录、林下闲谈,以学养丰厚、天性自然取胜。宋文的朴实中见风采,平易中显才情,与宋人普遍欣赏并撰写笔记不无关系。

明清之际,小说与散文的关系,同样有值得关注者。小品文的风行,自有其独特的文化资源,比如此前已经成熟的题跋、尺牍、笑话等;可回应其时如日中天的章回小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侧面。小品文作家中,像李贽、金圣叹那样热情洋溢地评点小说的并不多见,可反对拟古、不避时俗、提倡性灵,以及强调娱乐而搁置载道等,其创作心态与小说家大同小异。至于章回小说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说书传统,日渐书面化与文人化,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借鉴古文笔法。同样以古文笔法评小说,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的回评,比金圣叹说《水浒》或毛宗岗说《三国》更为贴切,原因就在于前书确实更像一篇“大文章”,故其说主脑、讲经络、辨声调、识笔力等,也就显得更加“直探文心”。

晚清至“五四”的文学革命,改变了中国小说与散文的整体面貌。在这场文学变革中,西方文学的启迪固然至关重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同样不容漠视。而这两者往往纠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比如,小说与散文的对话,乃是这两大文类变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这里有传统中国以不文为文、以不诗为诗的革故鼎新之道,也有中外小说(散文)叙事模式不同造成的刺激与启迪。[11]比起唐宋明清文人跨越文类的尝试,“五四”作家显得更加无所顾忌,而且,这一回的“小说散文化”与“散文小说化”,往往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对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或者中国散文之走向“白话”与“美文”,跨越文类边界,始终是一种有益而且有效的尝试。

[1] 参阅沈廷芳《方望溪先生传书后》。

[2] 参阅吴德旋著,吕璜述《初月楼古文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以及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3]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0页。

[4] 汪琬:《钝翁类稿》卷四八《跋王于一遗集》。

[5] 参阅邵作舟《论文八则》、梁章钜《退庵论文》。

[6] 参阅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元人陈绎《文筌》、清人李绂《秋山论文》等。

[7]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回评》。

[8]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9]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哈佛亚细亚学报》1936年1卷1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0] 陈师道:《后山诗话》。

[11] 参阅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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