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周南》与后文的《召南》后人称为“二南”，共有诗二十五首，其中《周南》十一首，《召南》十四首。关于《周南》和《召南》的创作时间，从古至今多有争议。汉代的《毛诗》及齐、鲁、韩三家《诗》都将“二南”的创作时间定在西周初年。《毛诗序》云：“《关雎》、《磷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放系之召公。”唐孔颖达《疏》云：“《关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鹊巢》、《骏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太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政系之召公。”南宋朱熹的《诗集传》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名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这种说法，直到清代才受到怀疑。如崔述在《读风偶识》中便提出惆南》和《召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现代学者运用历史、考古等多方面材料进行研究，认为《周南》和《召南》中的诗篇大约创作于西周末床周初，即周王室东迁前后。关于“二南”的产生地域，古今学者的意见较为一致，即认为约产生于今天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江汉流域。这两部分诗中也多次提到“江”、“汉”、“沦”等水名。按照古人的说法，“二南”之所以分为《周南》和《召南》，也和它们产生的地域相关连。东汉郑交《诗谱》云：“周、召者，《禹贡》雍州歧山之阳地名，……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歧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爽之采地，施先公之一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属之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歧而行于南国也。”认为周、召之分乃以所谓“化行”而不以地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二南”是以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区分。《水经注？河水》：“昔周、召分陕（今河南陕县），以此城为东西之别。”即“二南”之诗的划分以陕为地界，产生在陕以西的、今河南南阳、湖北枝江以西地区的诗歌归入《周南》，以东则归入《召南》，总之都在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江汉流域。从“二南”中的诗篇来看，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什么是“风”？古今学者说法不一。《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以为指风教。朱嘉《诗集传》则云：“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以为指民间歌谣，这种说法本于汉代何休情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太师采诗以观风俗。宋代学者郑樵曾加以发挥，朱更加以采纳，清代学者方玉润又从而扬之，而为现代的大部分学者所采用，并将十五国风中的许多诗篇确定为“民歌”。实际上，十五国风中的诗篇都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其他的一些说法，如认为十五国风的许多诗和中国远古时期的部族图腾崇拜有关，为图腾崇拜的祭扫用诗，则多属揣测，为标新而故作奇异之词，皆不足论。关于“二南”的“南”，历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是“《诗》之一体”，应该与《风》、《雅》、《颂》并列，而不应包含在《风》里。（摘自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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