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表示一个艹加一个割2*表示一个羽下边一个于3*表示*4*表示氵加一个开5*表示一个医加投去掉提手万份盟誓禁不住人间背弃，毛笔艺却得与玉石同在载书，又称“盟书”，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和卿大夫之间订立的盟约和誓词。春秋战国时代，最高统治者周天子丧失了政治权威，诸侯国间争霸称雄，兼并征伐，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诸侯国內公室衰微，政出家门，卿大夫间僭越争权，叛附倏忽，结盟宣誓活动就成了拉帮结派、调节和扩张政治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仅据《左传》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254年间诸侯国之间盟誓近200次，盟誓活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凡参盟者都得宣誓信守盟约，如有违犯，甘受天神惩罚。在当时，人格信誉丧失殆尽，世上充满了恃强凌弱、尔虞我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又没有国际公法和国际法庭加以制约和制裁，只好借助神的力量加以约束。盟书就是与盟者誓辞的记录，充满了“神灵将英明严厉地注视着背盟者，将灭绝那人族氏”之类的警告。《周礼·秋官·司盟》郑玄注云：“载盟辞，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后来盟书的出土，证实了郑玄注的正确。载书有过两次大规模出土。一为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约5000余件，有600余件字迹清晰可辨；另一为河南温县韩氏墓坑，仅一号坑就多达4588件。两次出土载书大约均书写于春秋晚期（郭沫若认为侯马出土的约写于战国中期公元前386年左右）。载书质料分玉、石两种，石质数量最多；形体规整，以圭形为主，玉质的除圭形的，还有璜形的；每片载书面积不等，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玉质的面积都较小，最小的长15厘米，宽2厘米。载书字数多寡不一，少者10余字，多的220字；内容包括“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等类。载书是官方文书，多由祝、史等文吏书写。载书文字形态多变，一字多形，随意增减笔画或偏旁，并有大量简化字和合写字。《侯马载书》中一个“嘉”字就有上百种写法，“敢”字写法有90余种。仅晋国一家即如此，六国文字之乱可以想见。但乱也有乱的好处，在审美构成上显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载书在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是，全部盟誓文辞用毛笔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或墨色；字体是所谓蝌蚪文，亦即王国维所说“东方古文”。毛笔书写在甲骨文中已见端倪，后来的青铜铭文也多为毛笔写好制范铸造或契刻的。但契刻和铸造的再加工使毛笔笔意受到了影响，载书则保留了先秦书法完整的笔意。宗白华曾说及汉字书法两大成因，其二就是运用毛笔书写。载书均为小字，笔法特点是起笔重，形成“蚕头”或“钉头”，行笔快速、短促，线条富于弹性，横画略有下拱弧度，不求平直，结笔由笔锋疾速抽起或弹出，有些字出现了按顿，竖笔也多带弧意，不求垂直；笔画之间应带、揖让关系明显，具有笔断气边的意趣；字形趋于方正而内部开展，结构上保持了圆转的趣味。当时的毛笔工艺粗糙，储墨不多，因而笔画多的字就出现了粗细不匀、先润后枯等现象。然而也恰恰是这点启发了对枯润墨韵、笔画节奏的自觉追求。特别是载书不求其工的书写随意性以及追求简约而产生的隶化和章意，成了今体书法审美特征的早期胚胎。盟誓活动具有宗教性的神圣和严肃，盟辞是具有高度约束力的一种契约，但它并未采取青铜铸刻铭文的形式，而是采取在圭形玉石上进行毛笔书写的形式，这大约是由于当时盟誓活动太过频繁，载书记录太多太滥的缘故。当时的铜源毕竟太少，而铜器的铸造及铭文的铸刻工艺也太复杂，远远不能适应载书的需要。《侯马载书~5000余片，书写时间仅1年左右，内容是赵国平定一次内乱之后宗主与家族成员及家臣订立的盟约，要求后者发誓效忠宗主，对付共同敌人。时间如此紧迫，书写任务又如此面广量大，用青铜来铸刻实有很大困难。于是最普遍存在的石玉片成了最佳代用品。由此可以推测，采用契刻的方法来记录盟辞也不能适应当时需要，于是直接书写这种方法被采用了。载书的书写风格有谨严、纤细、洒脱等的区别，但迅速行笔、快捷成篇却是其共同特征。为达到行笔快捷，笔画简约，流畅的笔势及自然连带都出现了，通向未来的隶化、草意等审美因素也出现了。可以说，实用的需求造就了载书体的玉石书法，审美基因也适应着书写目的的变化而发生变迁。2孤峰独秀，《石鼓文》立“书家第一法则”玉石书法除了毛笔书写的载书，还有契刻文字一类。先秦刻石文字是很稀少的，除上述妇好墓出土的少数字器物铭文外，长时期断层。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22件石制编磬（一种打击乐器），其中之一的右侧刻有“新钟之大孕曾，浊兽钟之下角，浊穆钟之商，浊1*2*”共20字，左侧刻有“坪皇之豈，文王之终”8字，皆阴刻，点画填以朱漆，书风近于楚派鼎铭文，随意奏刀，没有装饰意味。而在战国末期中山王3*鼎、壶出土的同一墓区发现一块刻石，被称为“守丘刻石”，一称“河光刻石”，有阴刻铭文2行19字，每字长约3至4厘米，内容是告示公乘得与曼二人奉王命管理这座陵墓。铭文风格随意，行、列距疏朗，有民间通俗书写趣味。严格地说，这些刻石都称不上是书法作品。先秦刻石书法的代表作，也是空前的石刻精品，并为春秋战国书法艺术作了出色总结的，是《石鼓文》。《石鼓文》是在10块花岗石雕成的10面鼓状物上（高约60厘米，直径约90厘米），环刻的lO首四言韵文。体裁和诗歌风格如《诗经》之作。后人据韵文内容分别称作《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4*5*》、《田车》、《銮车》、《需（灵）雨》10题。诗中记载了秦国君王畋猎游乐的盛况。按原石推算，10鼓应有600余字，由于历经沧桑，石上文字残缺已甚，一鼓已无文字，二鼓仅存数字，其余也多不完全，现仅存272字。石鼓原石现藏故宮博物院。现存最早拓本为明代锡山安氏十鼓斋所藏的北宋拓本三种（均经剪装），即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先锋本最古。临摹本以清末吴昌硕所临最为传神。《石鼓文》是书法之谜。谜一：它奇峰突起，一柱独秀，特别孤独，在石刻书艺中，工艺之精，艺术成就之高，前无来路，当时无双，终春秋战国之世，亦无继响。谜二：青铜器铭文也有韵文体裁，但均为礼乐器之附属，其内容包括制作缘由、制作者名及氏族名等，《石鼓文》对这一切均无交代，仅刻10首韵文。那么，这石鼓究竟是什么器物？有何作用？这种铭文形式从何而来？谜三：石鼓刻制年代，干余年来，聚讼纷纭。据《元和郡县志》，《石鼓文》最早出土于唐初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其地今属陕西风翔县。……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