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龙应台：大众传播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李静在言论不够自由的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进行社会关怀时，可能有两种言论方式会妨碍其实现目的：一是言论的烈度越出了出版检查所允许的范围；一是该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太过艰涩，难以为广大的受众所理解。前者的结果是某种声音难以出笼，后者的结果是某些好话说了也没人听。无论是哪种情形，他的批判性话语都未能有效地进入公共领域，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事。龙应台恐怕对这些偏差早已明了，因此在80年代给台湾报纸写那些火气甚大的专栏（后收入《野火集》）时，这位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龙应台在完成关于艾略特的诗学博士论文后就在台湾的大众传媒上发表尽量浅近明晰（这使她拥有从门岁到70岁的高中以上文化水准的广泛读者）；尽量切中时弊且又能为当局的最后底线所容忍（这使她得以在读者面前“带着镣铐跳舞”）的文字，依靠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特性，龙应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理念的社会化和普及化。在这种坚持不懈的写作中，龙应台确立了她独特的文化身份——大众传媒中的公共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随笔实践家，以本土现实为坐标的异域文化观察者，坚持并传播精英文化观念的大众文本作家。可以说，她从80年代的《野火集》到新近出版的两本书《百年思索》和《我的不安》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内容上迫切的社会改造和政治改良意识，形式上的易接受性。她在报刊专栏文章中迂曲地争取政治权利，开拓言路空间，激发民众的自由信念，传播理性而独立的思维方式……和纯文学的艺术性与自足性相对，龙应台的这种写作是开放的，吁请阅读者在社会生活中付诸行动的，与社会现实之间有着直接对话的，因此可以说她的写作一直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写作”——如果“政治”即是指那种意在或多或少构建或改变一种公共空间结构的行为的话。但是她的这种一贯性内部也由于时代的变迁而有分别，正如龙应台在一次专访中所概括的，她的写作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写《龙应台评小说》、《野火集》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愤怒少年的心情，第二阶段应是1986年，到了瑞士，开始写《人在欧洲》；几乎把对台湾的注意力转移到欧洲的现象；但也是以台湾作一个参考座标去看那种现象。第三个阶段应该从40岁开始，从1992年，《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那几本书到现在，大概对我最有影响的是，进入历史的世界。……40岁之后的写作，我看到的同样是一个现象，但愤怒不再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求知欲，看到一个现象，我会留意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百年思索》和《我的不安》看来主要是龙应台第三写作阶段的产物（里面的文章都没注明写作日期，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在这里愤怒是不大出现了，但是仍充满了忧患、关怀和探究的紧张感。《百年思索》观察和思索的对象是欧洲、中东、古巴等异域的土地，但它们都被作者置于历史的长河和中国现实的视境之内。或者说，那些异域的现实之所以被描述，乃因为它们的确能够给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提供另一个参照的维度，在这种维度的展示中，读者会自然地将其与中国现实相对照，进一步思考和探寻解决问题的合乎理性的路径。比如在《尊重谁的文化差异》一文中，针对西方自诩进步的“文化相对论者”所信奉的“尊重不同的文化差异，因此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这一观点，龙应台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统治者而言，它（指文化差异——引者注）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画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此文显示出龙应台的政治文化立场和许多一到西方就立刻成为“文化相对论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不同——后者大概是在与西方对话的过程中痛感到“自我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危机，而“文化相对主义”则会使身为弱势群体之一员的他获得“自我认同”的原动力，他可以作为“相对”的那一极的文化承载者来现身说法，来捍卫被“西方强权压迫着”的“东方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来批判“野蛮的西方殖民文化”。但是当东方的极权话语借“文化传统”之名行侵害自由泯灭创造之实时，这种没有时空差别的捍卫便往往会变味为对极权意识形态的辩护。而这种歧途是身在欧洲的龙应台所一直竭力避免的。但在呼吁人们关注国内的边缘弱势群体的时候，她也会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中国有80％的农民，我们是否努力过以农民的视角为视角而不把偶尔下乡的知识分子的解释接受为惟一的解释？……如果知识贵族当道，我们就不见庶民，而当痞子作霸王时，知识价值就被践踏，所谓文化正统只是版本不同的愚民手册——这样的文化传统我们要它干什么？”看来把文化相对主义用在对本土强势集团的批判和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自我反思上时，还真的很管用。一直以一个“当下本土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和写作，从未作“旅居型华裔知识精英回国观光”式的言说，是龙应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在《百年思索》和《我的不安》这两本新书里，看得出龙应台主要关注点有三：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粹精神和文化平庸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其中渗透着她对所谓“多数的暴政”的审慎的批判；二是如何给历史罪人定罪和历史罪人如何承担历史罪责的两难困境问题；三是对不同地域的精神气质文化所做的评说和争论。无论涉及何种问题，她的所有文本都贯穿着对理性不健全的怀疑和焦虑，以及对自由的文化创造精神的刻意呵护。无论谈论何种问题，尤应台都从自己的亲身见闻起笔，在行文中渐深渐远，以鲜活的经验而非纯粹的理论来论证她要讲的道理。因此无论是对学者还是对高中生，她的文字都有足够的思辨趣味和思考空间可供进入。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当龙应台说可否“以农民的视角为视角”的时候，她是一个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者；当她怅望德国魏玛小城由歌德和席勒的舞台变为反对现代艺术、支持纳粹的庸众的天下时，她又是一个文化上的精英主义者。政治的民主主义和文化的精英主义构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内在紧张，当天平向一端绝对倾斜时，另一端就有被倾覆和毁灭的危险，这时候脆弱的世界便会吁求完美的平衡，而这，恐怕就是政治家的事情了。当龙应台决定投笔从政的时候，心中是否就涌动着这近乎乌托邦的幻想？龙应台是一位以丰富的履历和广博的见闻来做自己文本资源的作家，我们可以说她是专家眼里的“半瓶子醋”，也可以说她是一位极会利用大众传媒张扬自身的知识分子明星，但还可以说她是巧妙地处理了大众传媒与知识分子话语关系的智者——她出色地使文明观念的精华被大众广泛地接受，而这是许多“技术知识分子”所不屑为的。无论如何，龙应台以播散力最强的明澈有力的声音，毫不含糊地和台湾民众一起分担过专制的痛苦，也与他们相伴着探求过通往自由与文明的道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有许多种，而龙应台曾经走过的历程，在我看来就是其中很令人尊敬的方式之一。本书前言世界处于令人难以一言以蔽之的非凡时代，中国与世界同步地处于更加令人难以一言以蔽之的非常时期。狭隘意义上的知识，已经成为前沿的前沿；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已经被推到了中心的中心。然而，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思考因其衰弱而被反复地呼唤，思想文化领域的空间因其狭小与边缘而被再三地拓展。“世纪中国”同站（www．cc．org．cn）和《东方》杂志以能够参与这辛勤的拓展和真诚的呼唤而感到欣慰。“世纪中国”是以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中文学术网站，自2000年7月19日开通以来，以其客观而理性、丰富而开放、准确而完备的面貌，得到了海内外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同，目前已拥有数百位各学科优秀的作者队伍，库存原创稿件6000万字，点击率日平均4万人次。成为全球中文人文社科类影响最大的网络媒体。为了充分发挥“世纪中国”网站资料库、人才库的优势，2001年3月起我们开始主办《东方》杂志，试图通过网站与杂志资源共享、手段互补的方式，探索信息时代公共传媒新的功能与特性。与“世纪中国”网站相比，《东方》杂志在内容与形式的定位上，都更加关注青年知识群体。事实证明，我们的理想并不是妄想。作为开放的平台，网站与杂志面世近两年来，面对重大事件和话题，其反映的速度，参与者的广度，讨论的深度，都说明这两个媒体已经具备了健康成长的基础，并显示了它正在走向成熟的实力与潜力。《2001·东方·人文备忘录》是网站与杂志代表性文章的结集。我们期待着，读者能从中窥见到编者的视角与姿态，能从中感受到编者的思考与追求；我们还期待着，有更多人能和我们同行在辛勤拓展的道路上，有更多人能与我们共同呼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以及今后将陆续出版的“东方人文书系”一定比这本更加厚重，更有阅读快感和保存价值。《东方》编辑部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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