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与经济学

　　本书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人的本能与理性的分析，用伦理学说明了人类的经济行为；用经济学阐释了社会的道德规范，进而揭示了伦理学、经济学及其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前言]前言：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阿马蒂亚·森教授清晰、通俗、活泼和富有激情的写作远远超出了那些对伦理学与经济学文献的简单综合。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并指出了，对自利行为假设（assumptionofself-interestedbehaviour）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阿马蒂亚·森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他令人信服地指出，由于伦理考虑（ethicalconsideration）影响了人类的实际行为，而影响人类行为的正是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因而就福利经济考虑（welfare-economicconsideration）也就必然影响人类的实际行为，由此可见，福利经济学与现代逻辑经济学（modernlogisticeconomics）是有联系的。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逻辑经济学已经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福利经济学却没有对逻辑经济学产生任何实际影响。阿马蒂亚·森说明了经济学伦理根源和逻辑根源的各自的合理之处，并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逻辑方法往往是非常有效率的，正是由于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方法，现代经济学才较好地解释了社会相互依赖性的本质，并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一些实际问题。“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演变就是一个例子，阿马蒂亚·森说明了它在研究饥饿和饥荒这类重要问题中的实际应用。阿马蒂亚·森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通过简洁的阐述，他分析了可能造成偏离经济理论中标准行为假设（standardbehaviouralassumptions）的几种性质不同的伦理考虑。这些考虑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内在价值评价（intrinsicevaluation）与工具价值评价（instrumentalevaluation），这些评价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阿马蒂亚·森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造成这些偏离的不同原因，即这些使当代社会行为的工具作用变得可信赖的原因。这类行为有可能明显地违背个人的占优策略（dominantstrategy），因为，即使人们没有知识方面的任何缺陷，特定类型的团体—理性条件（group-rationalityconditions）也常常会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接下来，阿马蒂亚·森阐述了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如何能使福利经济学更加充实；在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确定中，给福利经济学留下更多的空间如何有利于改善经济学的描述、预测和政策；反过来，与经济学更紧密的联系如何能使伦理学的研究受益。可以理解，虽然阿马蒂亚·森对经济学持有批判的态度，但他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在伦理学的文献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把伦理学文献中的一些结论移植到经济学之中。他认为，一些伦理思考可以用经济学正在使用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p．71）。借助于关于权利与结果的现代文献，他证实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如果不把权利仅仅看作具有工具作用的基本法律实体，而是把它当成具有内在价值的基本法律实体，那么，这些文献就可能得到更大的丰富和改进。进一步地，对于如何把研究相互依赖性的经济学所使用的典型结果推理，应用于权利与结果的形式化分析中，他也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在最初的论述中，阿马蒂亚·森指出，现代伦理学文献的内容远比已进入经济学中的内容更加丰富，是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ofchoice），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他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在日本，那里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系统地偏离了自利行为的方向——责任、荣誉和信誉——都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亚当·斯密，那么无论是在伦理学，还是在经济学中都不会出现对自利行为的狭隘解释，以及对这一解释的支持和倡导。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证实的那样，从技术上说，在某种极为有缺陷的条件下，福利经济学才会承认完全依照自利行动假设行事是伦理正当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仍然非常值得怀疑。他提出了这一分析所依据的“福利主义的”概念的局限性。通过区别“福利方面”（well-beingaspect）（就个人利益而言，一个人的成就和机会）与“主观能动方面”（agencyaspect）（就更广泛的目标而言，一个人的成就和机会），阿马蒂亚·森的分析超越了一个人对单纯自己福利的追求，并得到了更有解释力的结论。阿马蒂亚·森区别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更为广泛的个人或集体价值判断，进而引出了对“多元性和评价”（pluralityandevaluation）、“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完备性和一致性”（completenessandconsistency）、“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theorem）以及实证可能性结果和结构特征的讨论。把近年来关于结果主义的哲学文献应用于经济学研究，阿马蒂亚·森论证了这种推理——包括相互依赖性和工具价值计算——不仅可以与内在价值相结合，而且可以与道德评价中的立场相对性和行为主体敏感性相结合。他证明了，在符合实际的假设条件下，一个广泛的逻辑一致分析可以为权利与自由这类基本问题的描述提供一个具有敏感性和稳健性的框架。阿马蒂亚·森认为，对经济学理论中标准行为假设的偏离——结合自利行为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可能产生于个人或集体的内在价值评价和工具价值方面的考虑。这一看法是非常中肯的，并可以应用于解决标准经济学中因外部性影响（externality）、非市场依赖性（non-marketinterdenpen-dence）、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缺乏信任等因素所导致的效率失败（failureofefficiency）问题。阿马蒂亚·森认为，如果允许对自利行为的偏离进入经济学分析的话，那么就应该重新定义或表述解决这些问题的激励。他坚持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否可以被认为在追求某种目标的最大化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单个行为主体或团体把什么看作是可适当控制的变量，以及把什么变量视为是可实际操作的手段。当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接受了特定社会行为准则的工具价值时，就会造成个人表面上追求的目标与其真实目标之间的模糊性。在这种情况下，互惠必然取得工具意义上的重要性，否则，就很难说明人们的“真正目标”不是对互惠的追求。通过强调行为准则与行为本身应该在经济学中得到更紧密的结合，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系统方法，阿马蒂亚·森指出了对不同福利经济准则进行更深入分析的途径。本书是阿马蒂亚·森根据他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洛尔讲座RoyerLecture的讲稿写成的，该校经济学系和哲学系的师生们很高兴有阿马蒂亚·森这样一位真正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为他们所作的这次讲座。我们相信，读者也会和我们一样感激阿马蒂亚·森教授划时代的贡献，并分享ReneOlivieriofBasilBlackwell正式出版此书的恩惠。约翰·勒蒂奇

　　张向菁，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研究博士后。交通银行总行资深营销规划师。任职于交通银行总行多年，先后在稽核部。公司业务及引进外资办公室工作，参与营销战略制定。资产评估。财务审计。战略重组等多个重大项目的战略规划及实施。独立编著《绿色营销》一书，参与《生产管理》及《企业管理》写作。近年来在全国经济类。管理类权威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入世后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研究》获年中央金融工委专题论文一等奖。吴建伟，英国里丁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济大学中美商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济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在跨国公司竞争战略。地区经济发展与规划。国际商务谈判。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竞争战略。国际性企业竞争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品牌战略等研究领域有较深造诣。为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市重大软科学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已发表经济学专著《国际间产业竞争与市场容量》。《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参编《新编国际经济合作教程》等图书。近年来发表论文篇。论文《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被编入《中国对外开放与中日经济关系》。《国际经济援助》被编入《国际经贸管理》。《国内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经验教训》被编入《江苏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与对策》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