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写过一首小诗《银婚》，开头说：不知不觉，我们走过了短暂又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太平洋西岸冲积平原上两只小小的会说话的蚂蚁结尾说：我们还将像一对蚂蚁出入生活中，出入梦里一条小路蜿蜒到灯前伸展进儿女的记忆最后这个意象来自“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这搅拌着乡情与亲情的词句，从小就深藏在我心中，透出一脉凄清中的温暖。还有另一句：“日暮狐狸眠冢上，夜深儿女笑灯前”，却似有几分凄厉，几分怨怼，几分针砭。其实只要儿女们能在灯前笑语，即便狐狸眠于冢上，又有什么想不开的？转眼又是一十五年过去，当年来东南郊寒舍小聚的老友，有的在病床，有的在远方，或忙于各自的生计，都不复是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候的心境了吧。结婚四十年，在“银婚”与“金婚”之间，仿佛有“红宝石婚”的说法。这种洋风俗，如同“圣诞节”、“情人节”之类，对于我们来说，既不必趋之若赶时髦，也无须谥为“殖民文化”，所谓无可无不可是也。姑用其说，好玩而已。时间是永恒的主题。岁月于人，道是无情却有情，道是有情却无情。回首四十年前，1956年冬，我和谢文秀还没结婚，我竟在黑山扈的解放军胸科医院，替她在开胸大手术的“保证书”上签了名，是何等的冒失！倘若手术或愈后稍有差池，她家里要人，我找谁去？四十年后想起来，才感到后怕。好在，上帝保佑，手术顺利，出院半个多月就下了床，又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在1957年1月底结婚了。那时的情景，包括串商店买书架等等，我一切记得清清楚楚，如在眼前。接着，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来到了，然后是清清楚楚或浑浑噩噩地过了四十年，无可弥补的，不可重复的，无可替代的四十年。多少个“不平常的春天”啊！这四十年留下些什么？没有金，没有银，也没有红宝石。单有些个旧书故纸。80年代以来，我们重新有了新书架，有了架上书，有的我爱看她不爱看，有的她爱看我没兴趣，也有我们两人能共赏的；甚至借来限期归还的奇书，能拆开看的就拆开看，不能拆的则分日夜班，歇人不歇书。这些年，我自己也出版了一些诗集，一些杂文随笔小册，她于新诗不暇一顾，杂文则常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她兴来时也写一点，但从小外孙女一百天到三周岁，她悉心照顾，搁笔三年。我写的东西，有我自己的感悟，也有的其实来自我们的闲谈，比方她曾说，刘少奇倒霉就倒在他把个“国家主席”职务太“当真”了，有一天写《说“当真”》，我便写了进去，好在她并不计较我的“侵权”。尤其是她不再上班这七八年，朝朝暮暮，话题不少，我的笔下掠美事多，真也难分彼此了。我觉得用“红宝石”来称呼结婚四十周年挺好；不管它使人联想到的是宝石的晶莹和坚硬，还是联想到如血的殷红。我本来很想把这部书就叫《红宝石集》的。它是时间的纪念，历史的纪念，也是我们这一段生活的纪念。不过书名叫什么都无所谓。四十年来，我们所有的人循着共同的命运和各自的命运走到今天，真不容易。在我们纪念自己过去的四十年时，这部书就算我们送给当代读者的一份礼物吧。是为序。邵燕祥1996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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