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

　　通读全书，资料丰富而翔实，立论公允且新颖。涉及矿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作者能够不囿于传统观点，依据对正反两方面资料的全面分析，提出既符合历史实际又有新意的见解。例如国民政府所实施的统制政策，长期以来被认为它主要是适应四大家族的需要，压制了民族工矿业发展，对矿业生产只有破坏作用，无任何积极作用可言。《开发与掠夺》作者不落窠臼，把当时的矿业置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又具体地统计了该时期石油以及各种金属矿的产量，发现1941年比1936年增加了2—5倍，说明了国民政府在当时形势下实施的统制政策保证了矿业为抗战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矿商的利益，因此认为应该给它以基本的肯定。又如易货偿债政策，一些论者认为它使中国矿产资源大量外流，外贸主权完全受制于他国。《开发与掠夺》作者对此论点虽未加评论，却从另一侧面说明易货偿债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矿业投资，且钨锑又是按照国际市场上涨的价格结算，这都为中国矿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论述，对我们全面认识易货偿债政策有新的启示。再如公营企业的管理问题，过去也认为一无是处．《开发与掠夺》作者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这种看法过于片面绝对。事实上，不论是国民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独办或主办的企业多注重管理，特别是由大批专业人才主持的资源委员会企业更是如此。一些文献资料反映，大后方不少厂矿主要负责人经常在他们组织的协会中探讨改进企业管理的方法，并在企业中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规章，推行成本核算、会计制度，力求迅速而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资金周转情况，从而保证了企业正常合理地运转，也杜绝了投机和重大事故。否则，很难想像大后方工矿业对抗战会起多大作用。此外，《开发与掠夺》在民营企业的管理、矿业生产布局的形成、矿产市场等问题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多是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颇具说服力。在研究方法上，《开发与掠夺》还广泛地运用了统计分析法。全书共整理有数十个统计表，尤其对抗战时期的矿业的损失用多个表格作了较为全面估计。过去，韩其桐先生曾对抗战时期矿业的损失作过估计，惟限于当时资料尚不完整，有两年的数字只是约略的推算。在现有资料条件较前完善的条件下，《开发与掠夺》作者利用已公布的权威性资料的数字，以及日本的一些调查数字，得以在韩其桐先生统计的基础上加以调整补充，得出较为完整的很有价值的统计数字。作者制作这些统计表花了不少功夫，殊为不易。《开发与掠夺》分章探索了抗战时期矿业生产各个方面的问题，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历史借鉴的现实意义，同时对推动抗战史的研究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不失为一本价值颇高的学术专著。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优秀史学专著的出现。

　　唐凌：1955年生于广西省灵川县。1955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学术研究主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发表论文51余篇，专著4部（其中2郎为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