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特的《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1998年出版后，好评如潮。本书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人们对社会理论贡献的全面的，综合性的考察。作者在本书二十世纪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大多数关键人物，以及众多的社会理论流派，如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符号互动论，拟剧研究、常人方法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等。行家的评论是，该书公析水平高超，为读者提供了百年来社会理论发展的清晰轨迹，且生动活泼，易于入门，是广大希望了解二十世纪社会理论读者的理想参考书。本书的宗旨是批判地考察本世纪人们对社会理论所作出的各种贡献。我认为，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世界的作用的相对系统的、抽象的、一般的反思。不管这一定义多么基本，一系列后果还是产生了。首先，我将只讨论达到高度抽象水平的理论。这肯定不是说，社会理论必定不依赖于对社会的经验研究。当然，有些理论几乎与经验研究无关，而另一些理论则极为依赖经验研究或具有经验社会学的色彩。但是，不管它们是否以经验为基础，社会理论家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要创立理论，因此，社会理论的抽象性质与经验社会学的实践取向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二（而且与此相关），我将探究达到高度一般性的理论。亦即它们旨在涵盖跨越不同时期与不同社会的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例如，它们会探讨在任何社会——而不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社会秩序是如何产生的。第三，社会理论具有成体系的特征。与单纯的意见和信念相比，它们显示出高度内在的一致性和一贯性。即使最近那些企图摆脱宏大理论构造的尝试也都是体系性的努力；它们并非只是各种意见的混合。本书论述20世纪的社会理论，但这并非暗示有关该课题的一致看法在此以前还未产生。许多古代的和前现代的政治哲学家，把他们的政治议程建立在有关社会领域的高度复杂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此外，社会理论对在19世纪进程中作为独立的学科的社会学的出现是极为重要的。奥古斯特·孔德、埃弥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仅列举少许人）都提出了极为精确的关于社会世界结构的观点。然而，20世纪的社会理论，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与其先驱者完全不同的。为明晰起见，请允许我提出19世纪社会理论的处境与其在当代的地位之间的三种差异。第一，尽管孔德、涂尔干及其他人为社会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作出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们没有在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探索出一条体制上的分界线。对比之下，在许多国家，社会理论越来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明显区别于经验社会学。第二，社会理论越来越专业化。在19世纪，从事这一事业的是在与此密切结盟的领域（哲学或政治学）受过教育的人。很少有人占有学院的职位，允许他们培养其他人。无论是孔德、阿历克西·托克维尔、马克思、赫伯特·斯宾塞，还是格奥尔格·西梅尔，他们都没有在学院里占有长期的职位。直到19世纪晚期，才有一些研究生院在社会理论方面提供正规的训练。第三，社会理论现在跟政治行动的联系不像过去那样明显。社会理论曾经是处理政治问题的工具。例如，孔德（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涂尔干）想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骚乱之后，社会秩序是怎么能够得到恢复的。托克维尔试图弄明白，机会平等与自由怎么可能调和，而马克思则旨在发展一种更加平等的、较少异化的社会模式。对他们来说，社会理论都不是其自身的目的；它被看作是处理当前政治难题的必要手段。社会理论跟政治生活现实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业已削弱。我不妨简略地阐述每一种思想流派的主要前提。20世纪的人多数观点受到某些19世纪的先驱者的影响。结构主义（参阅第1章）和功能主义（参阅第2章）具有许多共同点，因为他们都采纳了涂尔干的整体论的社会图像。按照整体论的学说，要把社会作为整体加以研究，而且这个整体不能变为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如孔德那样，涂尔干强调，社会是一独特的实体，即具有其自身复杂性的实体。因此，社会不能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的单纯的集合体。同样，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都对社会系统的不同部分相互联系的范围，以及它们是如何对该系统作出贡献的感到兴趣。结构主义者探究制约和决定人们的行动和思想的基本的社会结构。每个个人本身并不是必然地感觉到结构的存在，而且他们更是难得意识到那些真正相同的结构的制约效应。另外，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家们经常运用语言作类比以便理解非语言的社会现象。他们通常依赖瑞士语言学家、结构语言学奠基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著作来这样做。

　　帕特里克·贝尔特，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政治研究室主任，著名的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