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美国多数大案要案（包括震惊世界的俄克拉何马联邦大楼爆炸案）的侦破工作中都响着一个名字：珍妮·博伊兰。美国高航爆炸案凶手十几年中连续作案数次，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侦破，美国民众长期处于恐怖之中。1998年凶手终于被缉拿归案，其中珍妮·博伊兰绘制的嫌疑犯画像起了关键作用。珍妮·博伊兰在本书中记叙了自己多年来绘制画像协助破案的经历，以事实论证了见证人的情绪、心理。个体差异对个人观察、回忆的影响，同时呼吁办案部门迅速改革案件侦破过程中绘制画像的传统方法；另一方面，书中作者的经历也是对当代社会中个体追求自我实现时痛苦、曲折历程的真实写照。书中还从侧面展现了当代美国的社会的许多问题，如抢劫、凶杀案层出不穷；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精神空虚；司法部门官僚作风严重；毒品广布等，这对有些人对美国社会的过度理想化认识有生动的教育意义。本书以第一人称写成，以作者自己的事业发展为主要线索，串起了她本人亲身经历的许多案件。珍妮·博伊兰高中毕业后远离家乡独立生活、求学。其中半年勤工俭学的内容是协助警察采访见证人，就这样她无意中触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全新领域，在此过程中她发现不同见证人对同一个嫌疑犯的描述不同，他们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对此也有很大影响；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部门绘制嫌疑犯画像的传统做法有相当大的纸漏，他们忽略见证人的个体差异和情绪、心理影响，在一系列案件中都遭遇了惨重的失败。珍妮·博伊兰后来在这个领域潜心钻研，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关办案部门和大众通常以为，一张嫌疑犯画像成功与否主要在于画家的艺术才能，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它取决于能否从见证人身上得到完整、准确的信息。联邦调查局或警察局的画家约见见证人时，通常会就见证人表格上事先列出的一系列问题径直提问，有时出示给见证人一系列人脸五官的照片，让他们从中选出嫌疑犯的五官，然后拼凑成一张脸，结果绘出的画像绝大多数情况下与真人本面目大相径庭，发布后产生大量错误的线索、贻误了最佳破案时机，罪犯却逍遥法外，甚至继续行凶，公众对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失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错误的画像和见证人谈话的错误方式使见证人的记忆受到严重破坏。珍妮·博伊兰常在这种情况下被邀人案。她认为每一个见证人对嫌疑犯的认识与描述参照的标准不同，比如对于同一个嫌疑犯，一个亚洲人可能认为他皮肤白皙，一个高加索人可能认为他皮肤偏暗，不同见证人对嫌疑犯的描述有偏差，往往证明他们可信而不是相反；她熟悉心理、情绪对见证人记忆的影响，与见证人谈话时总是先与对方建立起信任，使对方完全放松下来，从而达到见证人从潜意识领域挖掘出最真实可靠的信息，就像越过浑浊的水去捡一枚落到河床底部的硬币。珍妮·博伊兰凭着自己的技能、耐心、同情心和忘我的投人，绘出的画像常常与嫌疑犯本人惊人地相像，很多案件因此很快产生结果，如波莉·克莱斯案、贾斯廷·琼斯案、俄克拉何马联邦大楼爆炸案、戴安娜·奥尔蒂斯案、高航爆炸案、鲁丝·梅耶案、马丁·甘兹案、科拉·琼斯案等等。她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回报，1994年她获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别贡献奖”，成为1997年度“商界和职业妇女七项大奖”的获奖人。不仅如此，她还受邀频频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就案件的侦破情况发表讲话。她持之不懈地呼吁，希望有关部门改变向见证人取证、绘制画像的传统做法，希望他们像保护指纹证据一样保护见证人的记忆。后来她成为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与上述主线相辅而行的是作者感情生活的发展。珍妮·博伊兰为从事自己的事业在个人生活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感情将她和罗伯特吸引到一起，但婚后生活暴露出两人间的裂缝和冲突：罗伯特狭隘、自私，缺乏理解与宽容。作者随时有可能因为突发案件离开家和丈夫，办案过程中也可能几夜都不能睡觉。但她丈夫却不能接受她这样随时外出、数日不归的生活，她事业上的成功和随之而至的名利也让他狭隘的自尊倍受伤害。作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试图改变自己、摆脱画像工作，努力按丈夫的标准做一个“正常”的家庭主妇，但同情心使她无法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两人感情上的拉锯战和屡屡爆发的冲突终于导致离婚。本书真实的破案经历与知识性相结合，可读性很强；明暗两条线索使书中的众多案件和生活片段繁简相宜，秩序井然；这些内容主要按时间顺序展开，几次倒叙造成了悬念，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本书塑造了一个“我”的立体形象，“我‘在感情、事业上的发展历程其实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个体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对人生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我“追求个体实现的历程深化了本书的思想深度：人生的价值在于踏实、努力地做事情，实现自己的梦想，造福大众，在时间与空间的空虚中塑起自我真正的存在。作者积极的人生信念对于当今社会中某些人颓废、空虚的思想与生活是一种鞭策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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