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联系，带着一身伤痕回到了福州。这时，中学同学、好友傅衣凌正好从厦门回来度假，他们相约到乌石山图书馆去看书。他发现，入狱前开始的中国思想界的哲学论战，仍在激烈地进行。面对资产阶级考学教授张东荪等著名学术权威，邓拓毫不畏惧。1933年10月，他以“邓云特”为笔名，在《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一文，驳斥张东荪“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已成为过时的古董”的唯心主义观点，邓拓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每一事物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它的发展就在它的本身内部矛盾的量的积蓄而达到质的转变。”“唯物辩证法从关联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为一切事物是互相关连的，唯物辩证法从对立的统一的，矛盾的运动和变化中，历史的发展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为一切事物本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与变化的，因循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能够符合这些客观规律，这就是它所以能够成为正确的科学方法的推一理由。”“辩证法乃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存在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人们应用它可以认识，把握一切客观事物。”当时邓拓才21岁，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论著显示了他的理论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1933年11月20日，福州城发生了著名的“闽变”。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公开宣布和蒋介石决裂，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邓拓立即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担任文化委员会专员兼外交部秘书，负责宣传联络工作。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人民中掀起抗日反蒋的热潮，民众革命思想高扬，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极度恐慌，调集大批军队进攻福建，日本帝国主义也公然出兵相助。内外夹击，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寡不敌众，于次年1月宣告失败。“闽变”失败后，邓拓受到通缉，被迫回到上海，在老同学的帮助下，在浦东中学教了几个月书。这期间，他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参加了薛暮桥、孙冶方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活动。秋天，在河南省政府任职的大哥邓伯宇从河南来信，让他去开封继续学习。邓拓在上海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想完成学业，回原校是不可能了。于是，他给大哥回信：“中州也许是小弟的安身之所。”邓拓来到开封，插班进了河南大学历史系。当时历史系主任是罗仲言，即罗章龙，在德国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罗章龙亲自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课，此外，30年代一些著名学者如李达、范文澜、邓初民等人也先后到河南大学讲授哲学、历史等课程。邓拓在这里广泛吸取各种知识，同时开始进行历史研究和著述。1935年、1936年间，他以邓云特为笔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四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和《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当时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和国民党文人陶希圣、胡秋源等人断言鸦片战争前，中国已进入“商业资本主义”，妄图否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进而否定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邓拓的两篇文章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予以驳斥。他说：“商业资本自身，既不能建立任何生产方式，也不能造出任何剩余价值，它只有附就于既存的生产方法而活动。”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商业资本主义”，更得不出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已经不复后记：希？br>杜导正写邓拓而冠以“才子”，是恰如其分的。我与作者，都是多年邓拓的老部下，在他掌舵的《晋察冀日报》做编辑做记者。我们都知道，他并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更不是不懂政治的文人。恰恰相反，自投身革命的那天起，他的生命便与政治紧紧相联。在同时代的革命者当中，他当之无愧地是一位具有很高理论、文化素养和政治敏感的人。邓拓青年时期，虽以诗文见长，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却在历史和哲学，并取得了甚高的造诣。在人才辈出的30年代，他的《中国救荒史》横空出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以历史的丰厚底蕴来研究哲学，使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更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思维。这一切，使他在卢沟桥事变进入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如鱼得水般地施展才华，显露才华，顺理成章地成为聂荣臻、彭真麾下理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期间，他在1942年使撰写出了《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而由他主编的《毛泽东选集》更是中共第一部毛泽东的选集。这一切，显示了他的才华与政治家的眼光。新中国成立后，在他担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的十年间（1949－1958年），他的政治家办报的素质没有改变，他对国内外事物继续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他的政治头脑相对清醒些务实些，他对领袖的指示，不那么一味盲从，因此在那极不正常的政治风云中，他处处不得欢心，处处使人觉得碍手碍脚，好了，他的抱负与才华，被卷走了，被淹没了。最后，他只能背着“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的指责黯然离开了《人民日报》。在邓拓告别《人民日报》之前，他曾面对一座寺庙发出感慨：“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些书，多写些文章。”归隐之心跃然纸上。在离开《人民日报》的那一年，他兼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他曾计划要写一部《中国绘画史》。这一决定，也许是他归隐不得而转求心境平静的无奈。但是邓拓不是沈从文。同样在30年代才华横溢的沈从文，从文学殿堂退出后，把所有精力转入到撰写《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而邓拓的《中国绘画史》虽然没有写成，但却给后世留下了洋溢着对现实的忧虑和批判以及沉重地历史责任感的《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读《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读着读着，不由得浮想翩翩。我总在想，如果中国60年代初没有邓拓的声音，没有邓拓的身影，历史将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但是以邓拓的才华和政治素质而言，如果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有稍许民主宽松的话，邓拓留给我们的将会更多。再由邓拓，顺便想到老舍、田家英、吴晗、廖沫沙、田汉……一批批中国精英与才子的经历与结局，便不得不得出“专制将扼杀创造性与才华”的结论。中国历史包括当代史，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或者说血泪的史实太多太多了。一切仁人志土，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做更多深层次的思考，做更多更实际的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创造性，保护中国的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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