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可见，《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实际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是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十四部揭露、抨击当时英国社会的巨著的突出成就，开创了现实主义新时期，被后世尊奉为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幽默、讽刺的巨匠，语言大师，“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的明灯”，也理所当然得到马克思很高的评价。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父亲是海军军需部门的职员，由于欠债进了债务拘留所，全家生活陷于困境，也搬进拘留所，当时，十二岁的狄更斯已在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在阴冷的地下室里干贴商标等杂活。《大卫•科波菲尔》的主人公的遭遇，就是他童年经历的写照。父亲出狱后，送他去上了两年学。十五岁时，进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又自学速记，当了《纪事晨报》报导议会辩论的采访记者。业余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是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的常客。他童年的不幸遭遇，他所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是他真正的大学。作者所处的时代，是英国经历了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延续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业革命，经济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阶级矛盾更为尖锐的时代，套用狄更斯的语言来说，那是英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英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一方面，原始积累大大扩大，生产力迅速增长，财源滚滚而来，工农业资本家获得了暴利；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小生产者破产，沦为廉价的劳动力，从而造成了“人数最多、最集中、最典型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处境极为悲惨，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终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列宁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十年间（1838—1848），这一运动经历了三次高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提出的社会问题，群众所表达的“愤怒和不满”，也必然对当时英国的思想家、作家，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