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从中外古今的散文中选出一部分，汇编成书，按地区分为五卷，为这部书写一篇总序，是一个难题。关于散文这个概念由于地区不同含义各异，而且同一地区随着时代的演变，散文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在变化。例如在中国，先秦时期诗文并称，抒情协韵者为诗，说理记事无韵者为文，魏晋南北朝，又盛行骈体。盛唐以后韩愈柳宗元等为了反对骈体，提倡向经典学习。号称古文，实际上是文体革新，从此文有骄散之分。从内容上讲，文载道、诗言志，一般都是这样说法，所以文多属于哲学、政治、历史范围。可是两汉以后，渐渐有抒情言志的文章独立成篇，给人以不是理智上的认同，而是感情上的共鸣。所谓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仍以载道说理为主，但也留下一些抒情的散文，其中包括游记、序跋、书信、杂文等。这类文字到了明末，如公安派、竟陵派提倡性灵，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五四”后的新文学，散文成为文学中的一个独立的体裁，抒情言志，属于首位，再也不以载道为主了。而在中国文学史方面传统的看法，文不管它是说理或抒情，都与诗并列，二者成为文学的两大主干。至于小说和戏剧则长期摒在文学之外，直到二十世纪才被重视。但是散文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动摇，“五四”以后更有发展，正如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欧洲，却是另一种情况。在古希腊、罗马，也跟中国的先秦一样有文与诗的区分。可是对于文与诗的看法却与中国不同。哲学著作、史实记载、演说辞都用散文文体，但是不当作文学看待；在写文学史时，谈及希腊与古罗马文学，都附带论及，而主要的是抒情诗、史诗、诗剧。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专门论述史诗和戏剧，他的《修辞学》才论及演说辞的艺术。后来史诗演变为小说，诗剧演变为对话的戏剧。根据这个传统，欧洲系统的文学史主要论述诗、小说、戏剧，至于独立的散文则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文学史的分类中，都是分为诗、小说、戏剧，很少把散文作为文学体裁中的一种。散文在中西两方的文学史中受到这样不同的待遇。在中国，文学史中散文可以说是正宗，在西方则处在很不重要的地位。虽然如此，散文的产生和发展，中西两方却有不少共同之点。①在西方，散文一词的根源被解释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朴素的谈话。在中国也不外乎是把要说的话用文字记录下来。不过随着人类的进化，谈话要更好地产生效果，使人受影响，所以要求把话说得更为动听，于是产生了修辞学。亚里斯多德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修辞学》，指出说话既要明白表达思想，也不要流于平凡，既不能像诗和戏剧那样容许夸张，也不否定可以用比喻略作修饰。总之是要说得合乎实际。在中国，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那样的名言，也有“修辞立其诚”的古训。②中国的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罗马是散文肇始也是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在诗歌以外，希腊、罗马在诗歌戏剧以外，他们都留下用散文写出的有关历史、政治和哲学的名著。希腊、罗马还留下有气势磅礴的演说词，中国当时的政治家则擅长辞令和辩论，尤其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前者哲学说理惯用对话体，通过对话阐明哲理，后者也多用对话，但没有长篇，多是片断；前者运用隐喻，甚至寓言，后者的子弟中寓言也极为丰富，因此都有耐人吟味的名篇。但严格说来，都不能说是文学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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