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冒广生鹤亭（一八七三一九五九）先生在广州，见到雍正时云间赵骏烈刻的《后山集》。赵刻《后山集》中诗的部分是根据诗体编排的，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的顺序，共八卷，六百七十九首。冒先生在封面上题了以下的话：“行箧无任渊注本，粗读一过，尚拟检宋人诸集及地志说部，为渊补注。炳烛余年，或恐徒成结想，然书成自是不朽之业也。疚齐壬申八月朔题。”那时冒先生不但没有任注本，还不知道陈后山诗的其他版本。隨后他即已查到陈唐刊本和马暾刊本，并发现蒋光煦别下齐《斠补隅录》中有《陈后山集校记》一种。於是在赵刻本第二册和第三册封面上，分别作了以下的题记：雍正间有嘉善陈唐刻本，即魏衍本，无注。衍所未收，分体为逸诗，马暾本已全载。别下齐《斠补隅录》有《陈后山集》一种，乃以舊钞本、任注本、毛钞本校明本。並传录何义门校语。兹一一迻写书眉。三月廿四日慕园。上面所记的三月当是一九三二年。前一则题记中所说的马暾本，也就是后一则题记中所称的明刻本。别下齐《斠补隅录》所载的就是何焯（义门）的校语。按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两年中，冒先生进行《后山诗注》的补箋工作。在他的自订年谱草稿一九三一年壬申项下有“赴粤，四月游罗浮，五月归在南京，六月返皋”一段。番禺陶氏爱庐覆刻的赵本《后集山》，便是那时在广州所得。回如皋后，家中有大量书籍可供引用。年谱草稿一九三四年项下有三一月以《后山诗箋》付拔可印行”一句。可见两年后已经全部定稿。那两年冒先生是六十岁到六十一岁。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是在一九三六年。书出后，二十年来冒先生在上海度过了他的学术生活的晚年。起初致力于宋词的研究，著有《四声钩沉》、《疚齐词论》、《宋曲章句》、《倾杯考》、《东鳞西爪录》、《新斠定云谣集曲子》等书，並编订了不少宋词的校记。其后十多年中，研究《管子》、《文子缵义》、《京氏易》、《新书》、《新语》、《春秋繁露》等，著有《管子集释长编》、《管子校正勘误》、《列子释文》、《春秋繁露释文》、《周易京氏义三种》等，并将有关经、子的短篇论文彙成《小三吾亭杂著》四巨册，约计字数在百万以上。而这二十年来，对《后山诗注补箋》却没有什么修动。一九五七年，冒先生八十五岁，重来北京，心情很是兴奋激动。诗稿中有“正是新邦红五月，天安门上树红旗”之句，表达了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喜悦。那时出版社的同志来联系，拟将《后山诗注补箋》重版，于是订立了稿约。回上海后，曾经集中精力整理过一短时期并得见潘博山先生提供的蜀宋大字本《后山先生文集》进行校订。终因年高，显示出“晚岁心存力已疲”的状态。从五七年底到五九年八月逝世，几乎大部时间在华东医院卧病。然而由于学术研究是他一生的事业，从留存的任何片纸只字中，处处可以看到他谨严不苟的认真负责精神。五九年六、七月中，我那时在河南商城，冒先生还曾来信问过一次，可见他对这书一贯非常重视。冒先生五九年八月（农历七夕）在滬逝世后，我在京一直未能前往整理遗稿。今年一月才有机会去滬将后山诗箋的原本携京。到今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下旬，才有时间开始整理。陈后山名师道（一○五二一一○一），是所谓江西诗派的主要人物。吕本中所著《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把他的名次仅列在黄庭坚之下，作为第二。宋元间江西派的方回著《瀛奎律髓》，作出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祖，三宗便是黄庭坚、陈师道和后来较晚的陈与义。方回并说：“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可见当时之推崇。但以后反对江西派的人则对陈后山攻击不遗余力，如清初主张西崑体的冯班等，认为他生硬、费解、晦涩、拙俗。这些我们应综合起来加以研究。陈师道的一生浮沉在下级官吏中，在徐州、颖州和棣州当州学教授，到四十九岁临死的一年，才从棣州教授调到祕书省为正字。他的门人魏衍在《彭城陈先生集记》中，对他的事迹、著作，都有详细记载。箋文更引证《宋史》本传、《曾巩传》、《东坡集》、《山谷集》、《？９贰ⅰ峨u肋编》、《老学菴笔记》、《能改齐漫录》以及其他文集、笔记、诗话等，对陈师道的一生提供了详尽的资料陈师道一生事迹的突出之点，可以从南宋学者朱熹的几句话中看出。《朱子语类》记载朱熹看过东都事略.陈无己传》以后说：“只是说得个影子，《陈无己传》好处都不载。最好是不见章子厚、不著赵挺之棉袄、传钦之闻其贫甚，怀银子见他，欲以赒之，坐间听他议论，遂不敢出银子。”章惇、赵挺之是朝廷的權贵，关于章、赵的事，箋文已有详释。这些地方表现出陈的风骨嶙峋和耿介。他除了对朝贵的冷峻，对所钦敬的人，却是极热情的。在徐州教授时，苏轼出守杭州，陈师道没有得到州官许可，毅然往南京和苏轼话别，因此失去了徐州教授的职位，而在诗集中留下了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的诗句。陈师道的诗集和文集是魏衍据陈的手稿甲、乙、丙稿编定的。南宋初年，四川新津人任渊为黄庭坚和陈的诗集作注，所以陈的诗集今日分有注本和无注本两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任渊注的评语是：渊生南北宋间，去元祐诸人不远，佚文遗跡，往往而存。即同时所与周旋者，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排比年月、鉤稽事实，多能得作者本意。事实上任注主要是注解诗句的典故出处，附带注陈的交游和社会情况。箋则是主要箋释陈的交游和当时社会政治情况，对于典故出处，任注基本上完备，所以祗偶一涉及。这是任注和冒箋的区别所在。任渊注陈诗以后，到冒广生作补箋，中间相隔八百多年，时间隔长了，有利条件是能看到更多的资料，如本书卷十二《钦圣憲肃皇后挽词》一首中“决策天同力”一句，任渊没有注，冒箋引李焘《续资治通监长编》元符三年正月已卯一条，说明章惇与神宗向皇后争执宋王朝皇位继承人的经过。而李焘的书是任渊来不及看到的。箋释的工作，非常细密和认真。举一个例说，如卷二《追呼行》㈠，箋引庄季裕《雞肋编》所载陈师道使用俗语的例子共有一一十一处，而箋文将一一十一个例子的出处都一一检出。对于补箋的价值，试为归纳几点如下：（一）补充了任注的不足。所引用书多，箋释的范围广，包括当时政治、文化和诗坛等各个方面。（一一）补箋修正了一些史书和笔记的错误。如卷一《嘲秦觏》一首的箋文根据任注，並引证《高郵州志》和《山谷诗集》，证明《宋史》和《东都事略》的误载。《逸诗》卷上《登凤凰山怀子瞻》一首的箋文，根据后山自注所引苏轼诗证明施注苏诗中熙宁九年编入密州的诗，应改编杭州。（三）补箋開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历代为古人诗补注、集注的很多，大都限于释虫鱼、注草木，龂龂于典故的出处。宋人诗集从李壁注正安石诗、胡穉箋陈与义诗，到清沈钦韩注范成大诗，都不外如此。而这一箋本，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入手，箋释的是北宋后期社会政治情况的一个侧面，以陈师道的经历为纲，因此使后学者更易于理解陈诗，而且对文学史、社会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由于我的水平和时间的限制，祗能对箋本做以上简略的介绍，其内容优缺点还待读者的进一步提出。去。原稿如下：在整理箋本的过程中，发现冒先生为箋本所作序的一个開头，以后就没有写下后山诗分有注无注两种，无注者连文，诗日五七，文日千百，凡一十卷，《诗话》、《叢谈》则各自为卷。政和五年乙未其门人魏衍编，有次年丙申元城王云题。宋末元初茶陵陈仁子……根据这启发，进一步探索《后山集》的各种版本，和各个时期的藏书目录，首先草成了《陈后山诗集的流传》一文。然后把宋、元、明、清所有《后山集》的序跋作一彙编。并根据所能见到的后山诗版本辑录了一个校记。关于笺文本身方面，除了将冒先生自己补充的很少几条列入外，还有陈彰先生和郑雪耘先生的一些见解，也都补入，并加注明。此外，对商务原本误排的字也作了改正，对少数笺语的引文，作了修订。至于整个笺文的体裁和内容，还不可能作更多的覈对和变动，我想必然还有可以修正的地方，这些都要求读者的指正和进一步的加工。㈠这一首诗题，最早的宋蜀大字本作《追呼行》，其余各本均作《鸣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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