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风格和文体独具一格，在欧美风靡一时，很有影响。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生于芝加哥伊利诺斯奥克派克一个医生家庭。他喜欢打猎钓鱼。小时候常常跟父亲到密执安的瓦伦湖去度过夏季，养成对户外生活的爱好。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当上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记者职业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由于眼睛有病不能参军，便志愿参加美国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当了一名急救车的司机。在抢救伤员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他从意奥前线“光荣归来”，成为一时的“英雄”。 战后，海明威以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驻欧记者的身分侨居巴黎并积极参加以格特鲁德斯坦恩为首的文学创作团体活动，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刻苦学习写作，潜心研究怎样使用最简洁的语言，怎样写得精炼含蓄，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二十年代，他除了写短篇小说外，先后出版了两个长篇：《太阳也升起来了》（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这两部作品是海明威早期创作中的两部代表作。前者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精神苦闷，生活漫无目的，成天喝酒，钓鱼，看斗牛，有时堕入三角恋爱，发生无谓的争吵。他们形迹放浪，心里咀嚼的却是莫名的悲哀。这种彷徨、空虚的情绪引起战后不少年轻人的共鸣，使作者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后者以作家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坐山观虎斗，同时向交战国双方提供武器，但他们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拣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诱骗美国青年到欧洲战场去充当炮灰。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弗罗里达州，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广泛的游历：去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猎，古巴钓鱼。在这个时期里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反映了钓鱼、狩猎、比拳、斗牛等生活，创造了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硬汉”典型。 三十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四次赴西班牙。他不仅仅是个战地记者，而且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热情支持者。他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与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都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是个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他曾在古巴创立一个反法西斯的情报中中心，并用自己的游艇来诱捕德国潜艇。接着他又作为随军记者去欧洲参加了不少军事行动，例如解放巴黎的战斗。战争期间海明威曾来中国访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一九五二年，他发表以古巴渔村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获得了一九五三年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描写一个古巴渔民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好容易捕到了一条大鱼，却被鲨鱼吃掉。故事寓意是人在同外界势力搏斗中终归失败，这是海明威的一贯主题，但《老人与海》增添了新意，即老人在同鲨鱼搏斗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小说中有句话足以概括作者的思想：“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他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海明威成长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年代。这种时代的特点，使海明威的思想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他既看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解体和所谓西方文明的堕落，但又不能从自己狭窄的视野中找到出路，因此眼前感到一片迷茫，而被人称作“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海明威的作品内容，除了他所喜爱的钓鱼、狩猎、滑雪、斗牛以外，最常见的主题就是对普通人的真诚和勇敢的歌颂，也就是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的形象。在他看来，人生不过是一场悲剧，而人的唯一的价值和出路就是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硬汉”，但又往往是孤独和绝望。 在艺术手法上，海明威用对话的简洁、明快、有力，修辞的干净，韵调的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海明威使用的语言和刻划的形象鲜明具体，但是他的主题却含蓄隐晦。初读他的作品，似乎一目了然，但细心阅读，又不免感到寓意深远。他曾经把自己的作品比作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深藏水下。 因此，深沉含蓄是海明威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海明威的散文风格朴实无华，简明清新。一九五四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就特别强调他独创一格的现代散文的叙事能力。 海明威的艺术描写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不善于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人物缺少多方面的、丰富的性格特征。 由于世界观中的矛盾，同时疾病严重，海明威于一九六一年用猎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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