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的《大同书》及其雛形《宝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社会学说的代表作。两书成书虽早，但刊行太晚，故在当时学术界没有反响。然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仅超越了他的时代和环境，其乌托邦理论与外来思潮之联系，直至今天还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片断：【注一二】欧洲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和平主义者，例如，十九世纪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都憎恶階级斗争，嚮往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他们的理想。普列汉诺夫说“他们拒绝革命的行动方式，并且不理政治”（《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八○，页四七），是不错的。十九世纪法国最激烈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E.Cabet），在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用下列词句表述了他对战争的憎恶：“如果革命掌握在我的手里，那么即使我会死于流放，我也要掐往它绝不松手。”较诸它的西方先行者，康有为对于革命和战争的態度，倒堪称是温和的。【注一三】参看前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页六四。按，梁启超论述乃师的思想，先后不同，自相牴牾甚多。例如他在一九○一年发表的《康南海传》（《清议报》一百册），首次较详细地介绍了康有为的大同论。此文也是首次承认康有为想充当“孔教之马丁·路德”，并披露康有为已是原教旨主义即“从事于孔教复原”者。但他论康有为“孔教复原”的三阶段構想，首列《孔子改制考》，次列“大同学说”，终列“大易微言”，而《新学伪经考》仅列为“此外先生所著书”之一。于此可窥康有为的思想变異。【注一四】需注意康有为爱好以先知现身。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诺》光绪十二年丙戌，光绪十三年丁亥。【注一五】见前揭蒋编《万木革堂遗稿外编》（上）。又可参前揭楼编《康子内外篇》页六二亚页六五。【注一六】前揭楼编，页六一、六二。【注一七】《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发表《实理公法全书》的“编者按”。见前揭书，页三二四。【注一八】前揭《中国文化》集刊“编者按”，指出《实理公法全书》的成稿时间及判断依据之后，目前已见国内出版物的类似说法，有以下三种：⑴一九八七年十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一辑（姜义华、吴根樑编校），页二七五“按”：“从这部著作的内容与结构看，它很可能是《公理书》的修订稿；但书中又曾引用法国一八九一年夫妇离異，婴儿出生等统计数字，可知《实理公法全书》当改定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⑵一九八八年八月中华书局“康有为学术著作选”本《康子内外篇》（楼宇烈整理），点校说明：“此书约与《内外篇》写于同一时期。……但此书《夫妇门》中引用一八九一年法国巴黎的人口统计材料，则显然不即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七年所作的《人类公理》、《公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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