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斯通介绍所有十分了解欧文·斯通及其著作的人们都坚持认为的主要事实，是他作为传记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业务上的诚实性。正如玛格丽特·尤塞纳在她所写的《哈德良回忆录》一书附言中所说，历史有它的规律性，诗或依靠想象而成的写作也有它的规律性，“这两方面并不一定是不和谐的”。欧文·斯通相信，在一位有良心的作家手中，这两方面完全是和谐的。他既写传统式的传记——如《尤塞纳小姐》、《罗伯特·葛雷夫斯》、《凯瑟琳·德林克尔·鲍恩）——也写含有想象细节的传记。在像关于杰克·伦敦（《马背上的水手》）、克劳伦斯·丹诺（《辩护大师丹诺》）的那些书中，他审慎地限定只使用证据确凿的事实和直接推理。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如《梵高传》（温森特·梵高）、《不朽的妻子》（杰西·本顿·弗里蒙特）、《总统之恋》（雷切尔·杰克逊），以及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如《那些爱着的人们》（阿碧盖尔·亚当斯）、《弗洛伊德传》，他用有控制的想象来填补某些间隙，但谨慎地不超越合理的推测，也不改变历史的真实。欧文·斯通所依据的这些准则，要求艰辛的研究和审慎的编写，只有他的挚友才能理解到这一点。他不遗余力地工作，就像麦考莱那样，为了一件准确的事实不惜旅行几千英里。他相信使用一些想象会使他写的人物更富有人性，但当德布斯在联邦监狱被判十年徒刑时，为了对德布斯的和平主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衡量，他却同五十个人进行过谈话（《议会中的敌手》）。他懂得如何渲染他的描述，但他还翻阅了大量旧报纸，以查明当玛丽·托德在少女时期沿着肯塔基州的利克辛登市一条街行走的时候，这条街是什么样子（《林肯夫妇》）。这样，他用上了在加州大学赫伯特·尤金·博尔登指导下学习的历史学规范，他1923年毕业于该校。杰克·伦敦曾评价安娜·斯特兰斯基为“闪亮的灵魂”，我听她说过，斯通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把她所能说出的有关杰克·伦敦的一切汲取净尽。我在别处还听说他在准备写林肯夫妇在白宫时，坚持要弄清楚他们布置二楼的详细计划。谁也不知道，甚至白宫建筑物专家威廉·亚当斯·德拉诺也一无所知。隔墙被移动过，改变了面积，安装了新设备。然而欧文·斯通感到他必须弄清楚威莉·林肯去世时所在的那间客厅的大小和外貌，还必须弄清楚林肯被战争重担压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来往踱步的那个门厅。最后，他征集回忆录、信件、报纸以及其他原始材料，据此他绘出了他认为准确的当时大厦的图样，以便能把它形象化而不必担心搞错。欧文·斯通对于完全依靠自己的笔而成为文学家感到自豪。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勤奋而小心翼翼地使他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他上午九时以前开始工作。无论灵感来了与否，他都坐在桌子前，因为他知道耐心的努力就会引起灵感，到那时，正如他说的，“我在那里”。吃完一顿清淡的午餐后，稍做散步或游泳，他又回到工作室，一直到六点。成功逐渐来到了；斯通夫妇抚养两个小孩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同大多数家庭是一样的。直到他写那部西部历史（可以同高山相比的人们》，他才第一次能够雇用一个专职的研究助理。在意大利，为了写那部《弗洛伊德传》，他需要处理搜集到的有关米开朗琪罗的堆积如山的材料；这些材料有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所以他势必大量雇用专业助手才行欧文·斯通特别高兴的是，他看到了最后的成功以两种方式的到来。他写的《梵高传》一书（已被译成六十种语言）大概比任何一本书都更好地打破了印象派绘画欣赏和后印象派绘画欣赏之间的障碍。无论艺术工作者或业余爱好者都表示了不同形式的感激。同时，他看到了丰富的证据，证明他有关历史人物的著作使成千上万读者对过去产生了生动的印象，别的方法都不及他的书能够如此生动有力地打动读者的心。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终身教授艾伦·内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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