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之有注，始于隋朝初年的萧该。“《文选》学”（简称“选学”）专门名家，起自初唐的曹憲和李善。当时去萧统成书之日不足百年，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个春秋。“选学”在唐朝与《五经》相亚，盛极一时。及至北宋，猶有“《文选》烂，秀才半”之风。惟南宋以降，学者弃辞章于弗问，“选学”遂告衰微。然而宋元迄明，著述未尝中辍。延及清朝，“选学”乘势中兴，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有清一代著述家，专设“文选学家”一目，凡十五家，皆有著作传世。由此可见，“选学”源远流长，影响至巨，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自有其生生不息之活力。“选学”肇始之初，主要是音释训诂之学，今存李善之《文选注》，千载不磨，首创“选学”基业。嗣后由江、淮而汴、郑，“选学”支派繁衍，代有新作。于注释之外，又有词章、广续、雠校、评论诸学。近代以来，黄侃（季刚）力倡“平点学”，即“文选黄氏学”，其弟子骆鸿凯激流扬波，于1936年撰著《文选学》（中华书局版）一书，总结千余年“选学”历史，为“选学”建树起承上启下的里程碑。以骆书为界，此前或可称为“传统选学”时期，大抵步武唐宋，以注疏、评论为主。此后，现代文学意识介入，研究视野不断拓宽，探讨问题愈加精深，于是“选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当今学术界号称“新选学”者，盖即接续黄侃、骆鸿凯之学，而发扬光大者也。以“新选学”为说，确有推陈出新、后出转精之意，而无割断历史、自我作故之心。一则尊重传统，师承前贤，一则开拓视野，独发新意，此已成为近十年中国“选学”复甦的显著特徵。此种形势恰好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欧美等国际“汉学”相呼应。1963年，日本报刊首次提及“新文选学”一词，此后研究《文选》编者、《文选》择录标准诸问题的文章相继问世。不过日本学者所谓“新文选学”，虽有新意，似涵盖未广，无法概括当前“选学”研究之全局。目前中国学者认为，“新选学”之范畴约略包括八个方面：（1）文选注释学；（2）文选校勘学；？？3）文选评论学；（4）文选索引学；（5）文选版本学；（6）文选文献学；（7）文选编纂学；（8）文选文艺学（参见许逸民《“新选学”界说》）。此说是否完善，尚需历史检验，可不作定论，但在《文选》研究中用作参考，不无裨益。为发展“新选学”，中国学者先后于1988年、1992年，两次在长春举办国际研讨会。1995年，又在郑州举办第三次国际研讨会，海内外学者济济一堂，共商振兴“选学”大计。1992年在长春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址选设在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迄今会员已逾二百人，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亦已成为海内外学者联击的纽带。基于对“选学”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分析，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决心发挥纽带优势，将“选学”作为今后主要研究课题。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后，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拟从基础工程起步，围绕《文选书录》、《文选集校》、《文选彙注》等为主要课题，规划为一部多卷本《文选学研究集成》叢书。此构想得到郑州大学校领导大力支持，特聘请著名学者曹道衡、傅璇琮、沈玉成、穆克宏四位先生，作为郑州大学兼职教授专任叢书学术顾问。又聘请许逸民先生为郑州大学兼职教授，与古籍研究所所长俞绍初先生共同主持叢书编纂工作。《文选学研究集成》叢书拟包括以下十二项选题：（1）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2）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3）文选学研究资料彙编；（4）文选学书录；（5）文选集校；（6）文选彙注；（7）文选唐注考；（8）文选版本学；（9）文选学发展史；（10）文选编纂学；（11）文选今注今译；（12）文选学词典。完成全部十二项选题拟分为两步走，第一步以《文选彙注》为主体，先集中力量做好前六项。其中（1）（2）两项，乃为了解近代以来研究成果而设，收录范围包括海外“汉学”。第（3）项为唐宋元明清评论资料彙编，第（4）项是历代著述之总目和提要。第（5）项又分为两部分，一为白文本集校，欲为“选学”研究提供一个文字定本；一为李善注本集校，为全面校理唐各家注奠定基础。第（6）项所词“彙注”者，不同于资料之长编，而是博览约取，择善而从，既集前贤之大成，又要出以己意，成一家之言。第（7）项以下属第二步工作，由注释学、版本学、编纂学推而及于整个“选学”史研究。在以上诸事俱备之后，庶可进行今注和今译，反映当今时代特色，构架古今桥梁。最后一项是编纂专科大词典，是为解读《文选》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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